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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摄像头分布在房间各处。

台灯一个，床头一个，正对床铺的天花板一个；衣柜门上还有一个，可以从稍远的距离拍摄房屋全景。最后一个也最难找，它在门后面，伪装成猫眼，日夜看着进出的江末。

摄像头都是剪断了线的，拎在手里，好像五颗长梗的果子。但烫手极了，曹春晓根本抓不住。

她感觉自己正被五个人——不，更多人，无数人，注视着。

她冲向阳台。新的阳光从云雾里透出，眨眼就覆盖大地，热闹愉快。老人、小孩的声音，汽车启动的声音，摊贩叫卖的声音，蒸腾的热气一样清晰浓郁地包围她。

可她依旧冷得发颤，牙关格格响。

她害怕。她为江末战栗。

失联的十几年间，江末的人生断裂了。这恐怖的房间恰好说明，“救我”的呼喊是真的。江末需要帮助。江末需要她曹春晓的帮助。

不是别人，必须是曹春晓。她们是约好了绝不联系彼此，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再碰面。但先打破约定的是江末。

她忽然有一种直觉：江末没有死。她的姐姐还在世上某处，等她降临。

曹春晓走回房间，捡起摄像头，找个密封袋装了进去。她把照片、机票、香烟、笔记本等一切可能重要的东西都装进了自己的背包，最后才拿起文件袋。

文件袋里有一沓用夹子单独夹起来的劳动合同。时间从近到远，分别是：

2020年8月跟宁宁美术馆签的合同，职位是运营总监；

2016年5月跟华丰大酒店的聘用合同，职位是外宾部助理；

最远的是2013年4月，进入宏祥装配厂工作的合同。

2013年，江末本应读高二。曹春晓则正在为6月的中考做准备。那时她们正好分别三年。

曹春晓背着鼓囊的背包离开造纸厂宿舍，先去宁宁美术馆。

几年疫情，这类展馆不知关张多少，曹春晓只搜到旧地址和几个不再使用的号码。她打车去旧址，那里已改成艺术中心，正挂着大幅的脱口秀预告。

在旧址问了一圈，又去找了物业，没人知道美术馆的人现在在哪里。物业给她两张皱巴巴的名片，一是美术馆负责人林泉生，一是策展人余慕容。

但两个人的手机都关机。

此时已是中午，烈日当头。曹春晓不再浪费时间，立刻打车前往华丰大酒店。

车上，她反复检索江末的名字。

无论加上“宁宁美术馆”还是“华丰大酒店”这两个关键词，都搜不到和江末有关的事情。这也在曹春晓的意料之中，都是普通人，谁能在网络上留下痕迹？她再次拨打那个神秘的手机号码，依旧无人接听。

她把林泉生和余慕容的号码存进手机。

华丰大酒店门外矗立着大幅展台，有几场重要会议正在这里举行，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来来往往。曹春晓心中一沉，有种不妙的预感。

如她所料，酒店的人忙碌到无暇招待她这个不速之客。曹春晓懊恼极了：她在这里浪费了两个小时。拿到外宾部的办公电话后，她立刻打车前往最后一个目的地，宏祥装配。

此时已接近五点，她继续在网上查看宏祥的介绍，在各个搜索引擎和ai工具中检索“宏祥+周永龙”。

周永龙是文件袋里一张借条上写的名字。写借条的a4纸上有“宏祥装配办公室”等字样，内容是江末跟周永龙借了五千块“医药费”的事儿，并约定逐月从工资中扣还。借款的时间是2016年1月。

也就是江末离开宏祥前发生的借款。

抵达时，正是宏祥的换班时间，厂区里十分热闹，工人们一股股地离开车间，涌向食堂、澡堂和宿舍。曹春晓顺手在路边买了盒烟。

江末2013年进宏祥打工，13年过去，工人们记得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借条上，江末称呼周永龙为“主任”。

这个“主任”或许还在。

她来到门口，给一个上了点儿年纪的门卫递烟：“周主任今天上班吗？我是他亲戚。”

那烟挺贵，足够曹春晓打听出到周永龙在几年前离开宏祥，去了别的公司。门卫指着一辆正好离开厂子的黑色大众说：“你问她吧，她是周主任家里人。”

车子在门口缓行，曹春晓立刻扑向车头。

司机是个女人，摇下车窗大骂：“你有病吗！”

曹春晓说：“你好，我找周永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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