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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有四时，人间也有四时，若然如此，此时的大清国便走到了初秋的黄昏。

因为是在初秋，盛夏盛世的流风余韵仍残留于花枝草叶，以至耳目混沌之人，并不觉得有败象藏于其间。而被后世称为先知的人，或许已嗅到了腐叶的腥臭，看见了月下的残荷，闻见了冻死者的哀号。世间的万象或许并不在一个“相”字，就像世道，有人眼前尚看不清楚，更别说它的下场或未来的样子。

南京的秋天舒服得让人沉睡不醒。尽管大自然厚待人类，但人类却也只能忧患自知。这种由环境所带来的情绪变化，并没有让谭嗣同抵达“至善”的境界。在南京的时候，谭嗣同只是一个候补官，并无多少事可做，担的只是一份闲差。正因为如此，他才会经常和杨文会泡在一起，一有时间便相聚讲论，佛学万象，尽在掌握。

杨文会甚至将自己的讲堂搬到了金陵刻经处，处处皆讲坛，时时传佛学。有人说他太过招摇，但很少有人会静下来，靠自己的心平衡这世间的一切。杨文会看着那些围坐身边听讲的弟子一个个痴迷的表情，虽然说得口干舌燥，咳个不停，但内心愉悦带来的满足感让他忘记了身体的疲倦。很多时候，都是杨文会催他们歇息才尽兴散去。杨文会喜欢和弟子们待在一起，或研习佛法，或相聚畅饮，他会将佛学渗透到与他们相处的分分秒秒。正所谓，半床明月，映着半床佛经。不知是明月读经，还是经读月河。

谭嗣同在自己钻研佛学的同时，也向自己的朋友们传递佛学的功效。他在给唐才常、刘善涵的信中写道：“两君具上等根器之再来人，若不学道，则堕地狱亦甚难。”劝他们尽快研究佛学。争论与辩诘是每天生活的主题，谭嗣同与杨文会之间，杨文会与其他佛学者之间，其他人或参与，或附和。一场又一场的佛学盛宴，让谭嗣同神清气爽。

虽然佛理不辩不明，但是很多时候，讲论的话题一旦打开，就会缠绕无尽头。谭嗣同的参与感从未如此强烈，如同置身于人生的盛大宴会。他在听杨文会说，杨文会在听他说，他们相互包容，却又相互排斥，最主要的是他们深深影响了彼此。李鸿章的女婿孙宝阅读佛书也是受谭嗣同等人的影响。据他说：“余家佛书二百余种，余丙申年在海上所购也，皆金陵杨仁山刻本。是时谭复生、吴雁舟同过海上，聚谈甚乐。余之佛经，皆彼二人所代购。”

就在谭嗣同苦苦冥想之际，他先后接到刘善涵和唐才常的信。原来浏阳东乡的锑矿自经矿师勘验后，就由欧阳中鹄、唐才常、刘善涵等主持开采。在前期勘测中，发现此地有硫黄矿，储藏量极为可观。因经费困难，又加上当地的地主乡绅借口保护祖坟和风水，反对他们开采。而在谈价时，当地人出卖矿山的价格高得离谱，同时还附着种种要挟。究竟以怎样的形式开矿，唐才常和刘善涵产生了分歧。唐才常认为，应借助官府的力量排除干扰，实行官商合办，股份比例按“官四商六”。对此，欧阳中鹄也表示赞成。刘善涵则认为与其让官府插手而使其控制企业的管理权，不如让那些地主乡绅入股，团结他们共同管理企业。正在他们争执不休时，湖南省矿务总局通过抚院衙门，接管浏阳矿务局，将浏阳的锑矿改为官办，所得利润，都归官府。如此一来，不仅刘善涵非常不满，唐才常也大失所望，打算“退避”，不再参与开采矿产之事。

谭嗣同接到信后，于九月十三日（10月19日）由南京回到江夏（武昌）。为了让唐才常、刘善涵放下成见，统一认识，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唐才常，并嘱咐他要将这封信拿给刘善涵看。在这封信里，谭嗣同不同意由官府控制企业。他认为中国落后的症结是朝廷的权力过大，君权过大，民权尽失。官权虽有所压制，但他们仍拥有威胁民众的权力，官场风气日下，“昏暗残酷”。老百姓一听到“官”字，就“蹙额厌恶”。话说回来，谭嗣同当时对湖南矿务实行“官办”的内容缺乏了解，以为除由矿务总局直接管理、独揽利权这一形式外，还有多种形式，如管理权归省局（湖南省矿务局），而利润则归县局（浏阳矿务局），或省局和县局平均分配；管理权和利润都归县局等。谭嗣同甚至将“准入商股”也看成是“官办”。他认为县局开矿所得的利润，不能归省局，而应作全县创办学堂、备荒和开发水利等公益事业的经费。如此，名为“官办”，实则全县人民都是有股份的商民，所以“官办”也就成为“至大至公之商办”。

谭嗣同主张的“官办”是“散利于民”，反对省局独占开矿利润。他认为刘善涵提倡的“私办”，是由一两家垄断，无利于全县之民。在他看来，西方国家允许任何人从事开采矿产、修筑铁路和设立工厂的活动，只要谁有山、有地、有钱，就可“随意开办”，政府当即给予“自主之权，绝不来相禁阻”。有一人因某种经营获得较多的利润，其他人便会为此展开激烈的竞争。政府不但不遏制其贪欲，反而“鼓舞其气”，使更多人出来兴办企业。于是，竞争更加激烈，不少人发了大财，而他们的国家也随之富强起来。中国要摆脱受西方列强欺侮的困境，“与之争富强”，那就不能不吸取他们的经验，大力鼓励和扶持“私办”。当然，这只是他的想法。至于能否落于实处，收到效力，则又另当别论。至于现实，则又是一番情态。别说区区浏阳矿产，就是当时由李鸿章亲自主持的铁路建设的招股，也是想得美，做得难。彼时，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采访了天津的投资者们，询问他们为何不愿附股投资。投资者们说，自己曾经在招商局投资，但招商局从来没有就资产的处理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他们对公司的业务毫无发言权。他们怕投进去的钱打了水漂。

谭嗣同从江南制造局编印的《西国近事汇编》中了解到西班牙、俄国、美国在发展大工业生产之后，出现了工人要求“借境内富室积产”以“赡贫困”“贫富均财”，以及“康密尼党（共产主义党人）”“唆令作工之人与富贵人为难”等情况。也就是说，工人要求富人们拿出他们的资产，用来救助贫困的工人。先知者在寻找适合本国土壤的种子，借鉴别国经验是一条捷径。而这种借鉴，无法照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谭嗣同在肯定“私办”重要性的同时，认为西方国家因为“富者”势力过大，导致“贫者”生活痛苦的现象“于事理最为失平”。这样做，就会让那些“均贫富之党”同“富者”及执政者感到为难。谭嗣同认识到当时中国生产力落后，经济凋敝，只允许有财力的人出来兴办工业，并使“贫者”为其“效死力”，以“与外国争商务”，而决不可“均贫富”。他同时又考虑到“均贫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百年或千年以后，世界终究会达到“均贫富地步”。因此，他强调对待工商业必须做到两点：首先允许和支持有资财者经营各种企业，使之能顺利地发展，获得丰厚的利润；接着，应由国家采取适当的办法，对“富者”加以“裁抑”，而对“贫者”予以“扶掖”。唯有如此，才能将国家治理好。

谭嗣同在阐述了他的这一套理论之后，希望唐才常和刘善涵在“私办”和“官商合办”的问题上能够化异为同，使浏阳的矿产开发能够体现“均贫富”的思想，以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消弭“贫者”反对“富者”的现象，从而稳定社会秩序，为以后过渡到无贫富差别的“大同”社会创造条件。

不久，谭嗣同由武昌回到浏阳。他先到筹济局拜见老师欧阳中鹄。欧阳中鹄告诉他，赈务已进入最后阶段，只需两三个月就可以结束，并决定从赈捐余款中提拨一部分作为创办算学馆的经费。南台书院仍维持现状，每年从那里的盈余款项中拨出一点补助算学社。谭嗣同非常高兴，他觉得自己两年来耗尽心力孜孜以求的兴算事业，即将得以实现，这对于以后在全县乃至全省开风气、育人才，从而推动维新变法，必将起到较大的作用。

谭嗣同当着唐才常和刘善涵的面，劝他们消除成见，致力于开采矿产。唐才常愿意暂时留在浏阳矿务局工作，视主办官员的态度再做出选择；刘善涵决意离开浏阳，仍赴两湖书院读书，与邹代钧共同筹办《湘报》。刘善涵为筹办《湘报》而“行数千里，费数千金，孤诣苦心，不计甘苦”。对此，谭嗣同也极为钦佩，称赞他为“寒士中可谓绝无仅有”，还给刘善涵拟订的《湘报馆章程》写了“跋”，劝刘善涵不要将办矿的失落情绪带入筹办《湘报》的行动中。为了使浏阳矿务局在改为官办后能够做到“散利于民”，谭嗣同前往长沙，与湖南矿务局负责人及湖南巡抚陈宝箴商量。尽管他磨破了嘴皮，对方却没有给出使他满意的答复。他见自己的设想难以成为现实，便离开长沙回到武昌。

谭嗣同于十一月初二日（12月6日）到达武昌以后，见到了吴樵。在与吴樵的谈话中，他得知对方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将赴长沙协助办矿。谭嗣同心中大慰，便将湖南矿产的分布情况和办矿存在的问题，简单地告诉吴樵。吴樵听后也是踌躇不已，他说，湖南的矿务能办则办，不能办则退。他打算联络一些朋友，集资购置洞庭湖的淤积土地，开办农场，进行开垦。谭嗣同也认为吴樵的想法不错，甚至愿意和对方合作。但他们不知道，洞庭湖的淤土，已由湖南巡抚衙门奏准清廷禁止擅筑堤垸开垦。

武汉是全国交通重镇，工商业也较发达，但在张之洞的控制下，政治并无起色。作为十九世纪末帝国最著名的能臣之一的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中兴名臣以兵戎发迹不同，他是摇笔杆子出身，遇事敢为大言的风格和官场上善趋风势的本能，使他以“清流”得宠于朝野，一步步爬上了封疆大吏的高位并树起开明、新派的政治形象。在一些维新人士看来，颇具开明形象的张之洞是个可以引为知己的强势人物。比如严复，这个担任过北洋水师总教习，喝过洋墨水的新派知识分子在与陈宝箴讨论时事的一封信中，就曾对张之洞表示了十足的好感，称其“极足有为”，“素为公忠体国之人，相比有一番经纬也”。康有为办《强学报》曾得到过张之洞捐银八百的资助，但双方的蜜月期也仅仅维持两个月，最后还是以破裂收场。

张之洞不禁将目光盯住两湖地面，更以儒臣之心而忧患天下，注视着天下的学术与思潮。随着梁启超因《时务报》声名鹊起，康有为在广东、广西讲学及《孔子改制考》等书籍的刊行，康、梁等人在政治思想及学术理念上的影响力急剧增大，张之洞及其派系对此非常警惕。大多数的官僚，上自总督，下至知县，都趋于保守，不愿进行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革新。至于地方上的大多数士子，也习惯安于现状，缺乏进取精神。

谭嗣同认为要打破两湖地区的沉闷局面，必须通过办报开风气，给人们灌输新的思想。他和吴樵、张通典（时任湖北抚院幕客）商量，打算在汉口创办《民听报》，每日一张。经费由谭嗣同和张通典负责筹募，并初步确定，由张担任主笔。谭嗣同除为筹办《民听报》而奔波劳顿之外，还要调查刘善涵插手浏阳锑矿的私运问题。原来，浏阳矿务局自改官办后，有些人私自将一部分产品运到汉口和上海等地销售。欧阳中鹄等怀疑刘善涵插手，便托谭嗣同顺便调查。谭嗣同多方“密访”，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便来到两湖书院当面询问刘善涵。刘善涵毫不迟疑地予以否认。谭嗣同深知刘善涵的脾性，一个倔强且诚恳的男人，他相信对方“实不知情”。他随即写信给欧阳中鹄，为刘善涵消除诽谤之音。谭嗣同还询问了刘善涵和邹代钧筹办《湘报》进展是否顺利，刘善涵慨然而叹：“我本来打算近日赴上海去购买排版的‘铅子’，谁知股份难招，没有钱就难以办成事！”谭嗣同见刘善涵一时难以找到安顿身心之事，便邀请其来南京教侄儿谭传炜读书。传炜是仲兄谭嗣襄的儿子，时年八岁。自谭嗣襄死后，二嫂黎氏及其一子二女便过着缺乏家庭温暖的生活。因此，谭嗣同和妻子李闰商量，决定把二嫂和侄儿接到南京一同居住。他正为找不到懂得新知识的人教侄儿读书而焦虑。当他听说刘善涵等人谋办报失败，觉得聘请刘去担任家庭教师是最为妥帖的安排。

十二月十日（1897年1月12日），谭嗣同搭乘“楚材”号兵轮前往南京。此次同行之人还有刘善涵和谭的妻子李闰、二嫂黎氏及其子女。他们乘坐兵轮，驶至九江时，突然阴风怒号，大雨滂沱，天地陷入苍茫。雨水将歇，大雪又纷纷扬扬。窗外是沉沉的夜，愈添寒气。人陷入大自然的恶劣场景，会心生悲怆之感。究竟要去哪里呢？四顾苍茫，哪里可供栖息？哪里可堪凭借？只觉得这臭皮囊都可以割舍抛弃的。兵轮被迫停泊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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