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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二年（1896）六月二十九日，谭嗣同以候补知府分发江苏，抵达南京，借寓卢妃巷刘公祠杨鸿度公馆。紫金山下玄武湖畔的南京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曾为六朝古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此开基立国，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这里仍是陪都。清代以北京为都城，以盛京（沈阳）为陪都，南京改为江宁。当时文人墨客又习惯于用古名金陵。让人遗憾的是，在此建都的朝代享国都不长，只有东晋达到103年，其他都不超过百年，太平天国也曾将都城设于此地。

南京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是清朝管辖苏、皖、赣三省兼理漕、河、盐三务的两江总督的驻所。在来到南京之前，“六朝金粉地，金陵帝王州”，那里的很多古迹也经常会出现在谭嗣同的梦境。南京秦淮河的风流和风景让人神往，遗憾的是，他一直无缘在秦淮河上荡舟观光。他在想象中与江南的才子们在撩人的月色下谈古论今，他们的词锋与月色交相辉映。可是当谭嗣同真正踏上这片土地，进入这座城市，他才发现这里与想象的截然不同。与光怪陆离的上海相比，这里显然要冷清许多，就连维新者的足迹也零落稀疏。风气未开，官场显得沉闷，一派腐烂枯朽的气象。谭嗣同一到此地，便生出“六朝名胜地，乃而俗陋耶”的感叹，内心不胜寂寥。他在写给恩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说，他虽然早就知道官场的黑暗，没想到的是金陵尤甚。初到此地，他曾试图融入其中，拜访当地的知名人士，以求学访道。可是当他们听说谭嗣同是候补官，便将其拒之门外。这与北京、上海等地维新群体热烈交往的情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无论是北游访学，还是候补江南，谭嗣同都怀抱着不凡的心志而来。诚如他北上临行时告别师友所写：“莫嫌南宋小京都，勾践钱镠有霸图”。而北游访学的结果，却像是一盆冷水浇头，让他感到彻底失望，他由此断言“中国全局断无可为”。屈服于现实的冷酷，他将这些年来的个人痛苦全都倾泻于对现实的异常不满之中。而数次落第，也被他视作一生洗刷不去的耻辱。最后还是屈从于体制，依靠金钱铺路得到一个候补的官衔。他在给唐才常的信中写道：“东征负创，不为不深；北邻要盟，不为不厉。变法三四年，不为不久。不惟大体了不更张，而犹以科目取士、资格用人……是不惟人贱，时又甚贱也。”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没有比较就没有优劣之分，而优劣之分不过是人为的虚饰，当不得人生的取舍。谭嗣同怀揣着人生与世道的“霸图”而来，结果却落得一个失望而归：“死心越国难图霸，抉目吴门去看潮。”站在时代的潮头，对前浪的绝望，使之对后浪的期待更加炽热。

在很多人眼里，谭嗣同不过是一位狂生。他们并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他的大愿本心。由于清廷大开捐例，卖官鬻爵，只要有钱就可以捐个官衔。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员、知府以下，都可捐资而得，候补官员日益增加。有些品行不端、学术乏善之人，凭借权贵的一封推荐信，也能够很快补缺授官，平步青云。谭嗣同虽然明白其中的门道，但他不屑于此。所以他从吏部领取分发到省的文书后，就不再寻求权贵的私荐。他的父亲是地方大员，身为仕宦子弟，他比别人更具有优势。但他以为凭着自己的才能，也许能够得到上司的器重而被委用。当他怀揣着入仕圆梦的想法叩响江苏府衙的大门时，微弱的声音很快便消弭无形，更不会得到回应。他多次去拜访江苏巡抚赵舒翘，均被拒之门外。一个没有得到京城权贵推荐的候补官员，算不得真正的官员，不过是庸碌之辈。谭嗣同又多次去拜访江宁知府和近府城的知县，也没有被接见。不久，或许是碍于谭嗣同父亲的情面，赵舒翘才勉强见了他一次。谭嗣同不想借助父亲的声名为自己谋得前程，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他在政治上的所有努力，都在与父亲的愿望背道而驰。那是一个让人尴尬不已的场面，他与赵舒翘只讲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旁边那些候补官就窃窃私议，神色紧张起来。这一幕让谭嗣同啼笑皆非。

读书人的命运从生下来就被规定好了，而架床叠屋的体制就像是一只巨大的蚂蟥，紧紧地吸附于每个人的身上。即使我们能意识到它的存在，但仍难以摆脱它，它无时无地不在规训和控制着一个人要走的路。谭嗣同并不急于去找江苏地方官员请求委用，而是留在寓所安静地读书，疲倦时就外出游览。他看到南京虽相当热闹，但不复昔日繁华。有些街道的房屋残破不堪，有的还是丘墟，呈现出荒凉的景象。其实这座六朝古都，只要不打仗，很快便会恢复它的繁华。

当地有上了年纪的人说起往事，仍愤恨难平。南京的老百姓苦，这几十年活命的光景总是在打仗。城头变幻大王旗，兵灾连绵不断，战乱一个接着一个。从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开始，南京城一直笼罩在战争阴云中。老百姓需要的是和平，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像把大钳子，紧紧地夹住了南京。太平军攻入南京时，并没有焚杀，百姓倒也过上几日安宁的生活。但当时很多人认为太平军是“叛匪”，天天盼着城外的官军来。谁知曾国荃率领的湘军攻破南京后，却“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大火七日不熄。而在放火之前，他们奸淫抢掠，无恶不作，将这座古都破坏得不成样子。老百姓心中，没有战乱的太平日子就是好日子。

谭嗣同听了这些话，非常气愤，从此就对曾国藩、曾国荃等统领的湘军产生极为憎恨和鄙夷之情。但令谭嗣同感到快慰的是，他在此有幸结识了闻名遐迩的佛学大师杨文会。

谭嗣同在北京已开始学佛，到金陵后继续研习。他曾感叹：“士生今日，除却念佛持咒，又何由遣此黑暗之岁月乎？”他经常会借助佛家经典排遣精神上的孤独寂寞。在谭嗣同看来，人永远无法穿过时间的河流抵达彼岸，这是生而为人的悲哀。人的活法有千百种，只有一种活法能让人类摆脱蜉蝣的命运，消解现实的悲凉，那就是念佛持咒。

心会迷失方向，但时间不会，时间有着一个恒定的方向。清寂的佛学将人类庸常琐屑的生活进行了删繁就简，正因为如此，思维的力量才由此得以凸现。离体制越近，越觉得自己所追求的蝇营狗苟的小官僚生活是如此迂腐、如此可笑。当听说当时著名的佛学家杨文会寓居南京碑亭巷，谭嗣同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就登门拜访了。

杨文会，字仁山，安徽石埭（今石台）人。早年入曾国藩幕，后随曾纪泽、刘瑞芬两次出使欧洲，前后共七年，“考察英国政治制造诸学，深明列强立国之理”。据他的孙女杨步伟在《先祖仁山公之生平》记载，杨仁山11岁时，在曾国藩面前说：“我何必在异族人手中去取功名？”这句话把其父杨朴庵吓得面如土色，而曾国藩微笑不语。临辞别时，曾国藩对杨朴庵说：“此子器宇不凡，将来必有大用。”同治七年（1868），杨文会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他少年时的情趣喜好，与谭嗣同倒有几分相似。“十四能文，雅不喜举子业，性仁侠，稍长，益复练习驰射击刺之术”，“生平好读奇书，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靡不领会”，又研究西人测绘舆地之学。这种相似的兴趣爱好无疑会对谭嗣同产生吸引力，并成为两人交往的基础。

小的时候，谭嗣同经常会陪着母亲去寺庙。每次走进略显空旷和阴郁的殿堂，心里压抑得很，仿佛迎面撞见了神佛，这时候便会不由自主地点上一炷香。生怕不如此去做，便会被神佛压倒了一般。这时候他便会想，那些神佛的初衷，应该不是这样吧？这么做的应该是泥塑的神佛，而不是被世人赋予了无边法力的救世主。佛教宗派甚多，门户之见甚深。学习佛学究竟从何入手，以及如何处理各宗之见的关系，常使谭嗣同感到困惑。困惑的又何止谭嗣同一人，对佛教各宗，维新人士各有所重。如吴雁舟提倡禅宗，杨文会重视净土，夏曾佑倡导唯识。谭嗣同虽然“善华严（经）”，但对佛教各宗并无偏见。

佛与道是一种特殊的人生思考方式，是关于生命的一种另辟蹊径的实验。虽然谭嗣同兼收并蓄，取其所需，但还是希望杨文会能够为他做出新的指引，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让他的内心变得更加丰富、深厚与辽阔，以真实和美好的情态面对这苍茫人世。杨文会对佛教各派都有研究，他曾得到日本名僧南条文雄的帮助，从日本找到国内久已失传的唐朝佛学家窥基所著《成唯识论述记》及其他佛教逸书，在金陵翻刻。由于其两次到过英、法等国，不仅研习了某些自然科学并购回了不少仪器，而且开了眼界，主张中国应效法西方国家进行必要的改革。

谭嗣同见到杨文会的时候，他正将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送出门。他笑容满面地将谭嗣同迎进门，交谈之下，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两人谈到当下中国的现实困境以及破解之道。

杨文会认为：“时务多艰，此皆众生业力所感。”也就是说，中国之所以存在艰难、危急的现象，都是因为人们身、口、意三面恶的活动而产生的“报应”所招致。他又认为，“不变法，不能自存。既变法矣，人人争党，始而效法他国，既而求胜他国”，势必“统地球各国坏至不可收拾”。他赞成变法以图存，但又担心通过变法使国家强盛后，会因与其他的国家竞争而发生世界性的毁灭人类的战争。

谭嗣同认为中国的祸乱，乃至人间的痛苦，都能够以心为解救之道，因此需要讲求“心学”：“大劫将至矣，亦人心制造而成也。西人以在外之机器制造货物，中国以在心之机器制造大劫……无术以救之，亦惟以心救之。”谭嗣同曾在上海傅兰雅处，购得傅兰雅翻译的《治心免病法》（美国人乌特亨立著），他读完后，大为惊喜。这部书是讲“心学”的，它用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来解释人类心理的“感应之理”。谭嗣同将这个“感应之理”与儒家的“诚”、佛教的“慈悲”结合起来，认为人们对于“用机之人（使用机诈、权术之人）”，只要自己先消除“机心”，抱着慈悲且诚恳的心念和感情去对待，就能使对方消除“机心”，人与人之间才能产生信任，结下友谊。

在研究佛学之人的心中，佛绝不是多么神秘的存在，他们有着与常人一样的情感与肉身，既可以膜拜，也可以对视与交谈。就像一个人，每天耳畔回响着梵音与风声，但最摇动心思的还是尘世的那点热闹，皮相上的恭敬是入不了法眼的。在此之前，谭嗣同虽然对佛学有所认识，但知之不深。杨文会与其谈论大乘教义。大乘教义是以佛说的《大集经》与《般若经》为依据，以实相真心为根本。实相无相，实相无不相，实相无相无不相。大乘佛教追求“超越”的理想对于维新者在精神上的支持，特别是大乘佛学里面那种非常关键的，以“皆空”或“唯识”对于“我执”的瓦解，在消解固有观念、促进思路开放上具有积极的作用。

南京多名寺古刹，且规模宏大，鼎盛时城南号称有四百八十寺，咸丰初年尚存数十处。太平天国独尊上帝，严禁偶像崇拜，定都后大规模摧毁神像及其所在，致使无数名胜古迹毁于一旦。谭嗣同偶尔登临那些幸存下来的寺院，面对残垣断壁，他会驻足良久。人世间的一切病痛哀愁，也在木鱼与石磬的敲击声中化为一场虚无。谭嗣同喜欢这里的幽静与肃穆，喜欢寺院墙壁上几近斑驳的佛像，那么静默美好，像是能够将世人所承受的苦难、身上所绑缚的枷锁，都一一卸去。

每次从寺院的青石板路上走过，谭嗣同的步态会不自主地慢下来。有时蓦然抬头，正好可以望见寺院里的菩提树在风中晃动着叶子，沙沙的声响犹如亿万精灵在天空下翻飞着翅膀。这也让他理解了人为什么会在极其安静的状态下，觉得身心轻盈而又饱满。尽管谭嗣同不是一个以清修为业的人，但是在面对自然的草木荣枯和昼夜的往复交替时，内心总是会响起清越嘹亮的歌唱和沉郁难抑的幻想。大部分时间，谭嗣同会待在杨会文的刻经处。杨文会深邃的佛学修养和虔诚信仰使他为之深深着迷。

尤其是杨文会强调把变法和佛学结合起来，就是说，要把佛学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他说，西方国家和东方某些国家进行改革，不但保留着宗教，还进一步予以“振兴”，因而他们达到“至善”的境界。

每一次交流，谭嗣同都收获满满。一边是入世的美妙，一边是出世的超脱，谭嗣同以为自己的内心早已不存在选择的两难，但此刻居然为之一动，而且是地动山摇。谭嗣同自称是杨氏“受业门生”，经常会说“作吏一年，无异入山”。百无聊赖的半体制内生活并不能给谭嗣同带来更多新鲜的东西，尤其精神世界。既然如此，那么他索性投入佛学之路的探索，并渴望能够寻找到更多的同路人。

他这样描述自己学佛的情形：“远羁金陵，孤寂无俚，每摒挡繁剧，辄取梵夹而泛观之，虽有悟于华严唯识，假以探天人之奥，而尤服膺大鉴。”沉浸于佛堂里的诵经声，谭嗣同的眼前晃动着大千世界里的波光云影。明亮的光线透过木雕的门窗，落在他和杨会文的脸上，全无圣徒自居的傲慢。这安顿世俗人心的诵经声绵延起伏了近千年，从不曾惊扰这个世界。

丙申八月下旬，吴雁舟由京城而来，转达梁启超的意见：韩无首将在香港办《明报》，希望谭嗣同能够从佛学的角度，联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为该报撰写文章。谭嗣同接受了这个建议，构思“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这也成为他撰写《仁学》的契机。谭嗣同还陪同吴雁舟拜访了杨文会。两位佛学大师共同“说法”，也由此成就了佛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谭嗣同用心倾听着当世两位佛学家的高妙言论，那超越思想羁绊的声音，既像来自遥远时光，又像来自身旁，让他感受到某种难以言说的神秘力量。在谭嗣同听来，两位大师的金陵说法是这个世界上最能打动人心的合唱。佛学世界里的山清水秀，让谭嗣同暂时忘却了内心世界的困闷忧愤。如果说，是吴雁舟让谭嗣同倾心佛学，那么杨文会则让他真正将佛学视为一门学问，不再瞎耽误工夫。谭嗣同吸取了两家的精华，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如其所言：“吴雁舟先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文会为第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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