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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第1页）

我的临时旅伴高高挑起眉毛，仿佛我刚刚抛给她一个烫手的铁球，而她不知道怎麽才能接住。最後她摊开手，看着我的眼睛：「这世界上的所有人难道不都过着这样的人生吗，大哲学家？」没等我回答，她笑起来，取出第二支烟，用火柴点燃，「有朋友在那边接你吗？」

「不，不算是朋友。我给她发了电报，她不介意我拜访，如此而已，她不会去火车站接我的。事实上，等我到了布里斯托，也许已经太晚了，明早才能见到她。」

朱莉从喉咙里哼出一个拖长的单音节，露出了然的笑容。她肯定以为我是去见女朋友的，完全不是这麽回事，但我不打算向陌生人解释来龙去脉，就让她这麽以为好了。朱莉沉默地抽着烟，我们两人都看着窗外的风雪。天空暗了一个色调，被乌云遮住的太阳很快就要熄灭了。

火车突然又震颤了一下，鸣笛，悠长的呜咽声，车轮与铁轨摩擦，尖细的吱吱声过後是有节奏的轰隆轰隆。我们继续前进，穿过翻卷的风雪和浓稠暮色。

朱莉比我早一站下车，之後再没有新的旅客上来，对面的座位就这样空着。雪变小了，但还在下，车窗外像沼泽深处一样黑，偶尔闪过农舍的灯光。玻璃映出我自己的影子，我尽量不去看。如非必要，我不照镜子，避免里面的脸影响我的面具。

到达布里斯托市中心的时候，晚上十点已过。早前我在火车站随手买了一本给游客的便携地图册，此刻我站在路灯下面艰难地分辨那些蝇头小字。景点画得很大，我想去的那条街却没有名字。最终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流浪汉把我带到「棕榈周日」旅店门前。差不多二十年前，安德烈离开柏林之後，就是在这栋昏昏欲睡的破旧建筑里租了顶楼客房。

这地方竟然还没有倒闭，恐怕也快了，看起来没有人在修缮，里面和外面一样冷，门厅的拼花地板仿佛化脓溃烂的皮肤，已经不剩多少完好的木板了，为了节省成本，破损处填上了凹凸不平的水泥。前台没有人，放着一个老式黄铜桌铃，我按了五六次，终於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脑袋从虫蛀的布帘後面探出来。

「我需要一个房间，一晚。」我说。

布帘後面的男人坐到桌子旁边，搔了搔肿胀的酒糟鼻，「几晚？」

我只好再说了一遍，把现金放到他面前，解释说我喜欢安静，因此想要顶楼的房间。酒糟鼻男人低声咕哝，翻出挂着号码牌的钥匙，拍到桌面上，指了指楼梯的方向，重新消失在肮脏的布帘後面。

楼梯是砖砌的，仍然坚实，但通往顶楼房间的却是木楼梯，灰尘像深冬的积雪一样厚。我拎着提包走上去，打开门，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好像这是别人的卧室，而我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我在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感觉，它很快就过去了，我放下行李，开灯，坐在床上，环视这个旅店房间，床头柜，白色灯罩，地板上的棕色污渍，发霉的墙壁，倾斜的窗户和屋顶，写字台，靠背椅，镜子，陶瓷洗手台，衣柜。我想像安德烈走进门来，脱下外套，搭在椅子扶手上——他总是这麽做的，从来不用衣帽架或者钩子——然後踱到窗前，注视已经入睡的布里斯托市。他在想什麽？柏林在他的脑海里吗？

我站起来，也走到窗户前面，安德烈的幻影消失了。玻璃映出我的脸。远处，墨蓝色的夜空衬托下，教堂的尖顶刺向渐渐消散的云层。雪已经不下了。整座旅馆静悄悄的，也许只有我一个旅客。我锁上门，从行李里拿出手枪，放到枕头旁边，老习惯，有武器在，我会睡得好些。我裹着外套直接躺下，关上灯，但没有拉上窗帘，明天天一亮我就会起来，去见一个人。

————

开在码头不远处的钓鱼用品店挂着崭新的招牌。冬天，几乎没有生意，店堂空荡荡的。柜台後面那位晒得黝黑的先生告诉我，店铺是一年前易手的，原先的女主人做了一次心脏手术，不能再继续打理店铺了，不过她和她的丈夫就住在钓鱼用品店後面的小平房里。如果我想见他们，穿过後门出去就行。

我就这麽做了。走过堆积着钓线丶鱼竿丶成桶鱼饵和潜水服的仓库，推门踏进阴暗的後院。地上的积雪没有脚印，完整洁白，楼梯上的也是。我按了按门铃，没有声音，只好敲了敲门。里面传来软拖鞋摩擦木板的声音，门打开了，露出一个年轻女孩的脸，大概是护工，她问我有没有事先通知梅森太太，我说有。

五分钟之後，我局促不安地坐在凹陷的长沙发里，面前放着一杯迅速冷却的茶，等着梅森太太。卧室门打开的时候我跳了起来，看着年长女士走过来。她穿着一件深蓝色毛衣，戴着一串珍珠项炼，右手有戒指，一块皮带纤细的手表圈着手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饰品。安德烈的眼睛显然遗传自母亲，一样的绿色，让人想到海藻丶深水和苔藓。她露出微笑，邀请我坐下，问天气是不是为我的旅途带来了很多阻碍。

「不算太严重。」我回答，用德语，她的脸好像一下子亮了起来，很多年没人和她说过德语了，「谢谢你没有拒绝我，梅森太太。」

「我不会拒绝卡尔的朋友。」

「我在电报里没能好好介绍自己，我姓沃格尔，莱纳·沃格尔。卡尔在柏林的时候，我曾经和他一起工作。」

这个名字就像落在舌头上的一小撮沙子。「卡尔」这个名字在我记忆里唤起的是一张空白的画布，我不能把它和安德烈联系在一起。为了不去看那双属於母亲的眼睛，我又喝了一口茶，把目光移到电话旁边的相框上，离我最近的那张照片想必是蜜月旅行的纪念品，安德烈的母亲和继父在烈日下看着大海，不知道是哪里的海，葡萄牙？希腊？另一张黑白照片是年轻的安德烈，穿着军服，戴着皇家工程兵的肩章，看起来不会超过二十岁。我克制住伸手把相框拿起来的冲动，放下茶杯。

「那麽，您也在渡轮公司工作？」梅森太太问。

我完全可以回答「是」，说一些礼貌的废话，道别，冲上火车逃离这座困倦的海滨城市，但这样就完全浪费我从苏黎世到这里一路积累的勇气了。我清了清喉咙，对方想必感觉到了我的紧张，坐直了一些，一只手放在珍珠项炼上。

「不，梅森太太，我不在渡轮公司工作，卡尔也不是。事实上，这就是为什麽我想和您见一面，我认为……」我的句子开始变得散乱，「我认为您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麽，您有权知道，我应该早点来的，但当然，六处不会让我接近您，现在不同了，现在他们觉得无所谓了，那麽多年过去了。」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沃格尔先生。」

「梅森太太，我来这里，是为了告诉您1961年8月13日凌晨发生了什麽。」

————

我起先说得很慢，因为不确定该从哪里开始。後来故事本身接过了缰绳，自己往前奔跑。安德烈的母亲安静地听着，紧紧攥着手帕。她就像任何一个已经习惯於苦难的人那样接受这个故事：不质疑，也不反抗。中途我们只被打断了一次，梅森先生散步回来了，我重新介绍自己，复述我的来访目的。他不是很能听懂德语，但始终坐在妻子身边，握着她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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