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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1页）

抬着担架的人过来了，深深弯着腰，像是跑在战壕之间的无人区里。两人被抬上救护车，路灯在窗外飞快地移动，互相融合，变成一条长长的光带，远离枪声，远离东柏林。护士弯腰对莱纳说了什麽，他什麽都听不清楚，耳朵里嗡嗡作响。护士拿出一个小电筒，照了照他的眼睛，挪到旁边，也对安德烈做了同样的检查。莱纳摸到安德烈的手，皮肤又冷又粘，他用剩下的力气攥紧安德烈的手，直到护士过来，把什麽东西放到他脸上。灯光在他眼前消失了，不是突然熄灭的，而是缓缓退去，一切变黑。

就像老电影的结尾，只是没有音乐。

作者有话说：

[5]KampfgruppenderArbeiterklasse，真实存在的东德paramilitary组织，1952年成立，1990年解散。1961年参与了柏林围墙的建造。

第三十二章Epilogue

所以，我就是这样到达西柏林的，在一辆救护车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不知道我的名字，我也不想告诉他们，怕他们遣返我。这是一种无效的挣扎，霍恩斯比知道我是谁。他到西柏林来看我的时候，墙已经真真切切地建起来了，四十多公里的边界，起先是铁丝网丶警告牌和栏杆，有不少可以跨越的缺口。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砖墙砌起来了，加高，然後再加高，布下地雷，还有防止汽车冲关的Z形通道。

我始终不知道安德烈最後说了什麽，他没有再醒过来。弹片割开了大动脉，医生抢救了一个小时多一点，在凌晨一点前後宣布死亡。葬礼在布里斯托举行，官方说辞是「滑雪事故」，为了预防家属要求验尸，很快就火化了。他的名字是卡尔·梅森，我是十几年之後才知道的，那时候我在档案里挖掘安德烈的蛛丝马迹，试着把他的人生拼凑出来。卡尔·梅森，听起来那麽普通，就像你的好脾气邻居。我还是喜欢称呼他安德烈，我们第一次在柏林见面的时候，这是他给我的名字。

至於伦敦，我偶尔会去，但我不住在那里。1962年，我搬到苏黎世，在那里为西德联邦情报处招募线人，主要是往来欧洲和中东的商人。在那里，我的名字是「安德烈」，这是一个我能演好的角色。一个纪念碑，只有我一个人会去祭扫。我所有的面具都来源於第一个，来源於「麻雀」咖啡店里的陌生人。

伯恩斯坦太太目前在柏林独居，她的女儿在美国工作，是个建筑师。儿子在商场推销家用电器，我想。我不确定，我最後一次见他们是在1978年。

对了，我不知道你刚才有没有反应过来，安德烈·奥尔洛夫的儿子，就是菲利克·奥尔洛夫，代号「信风」，军情六处的双面间谍。小奥尔洛夫一度是克格勃的伦敦情报站站长，出卖了整个英国谍报网。莫斯科一直到墙倒下的那一年才发现他的秘密勾当。你可以说这是个巨大的笑话，我称之为报应。

自1990年以来，我每年夏天都会去柏林一次，拜访我父母的墓。後来我在不远处买了一处墓穴，给汉斯。我没有他的照片，也没有任何称得上纪念品的东西。石碑上刻着他的名字，「汉斯·沃格尔，挚爱的兄长」，如此这般。我希望我自己以後也葬在那里，到那时候，我才会重新成为莱纳·沃格尔，那是我最後的角色。

你看，快到午夜了，讲故事很容易打发时间。和我一起到露台上去，我想看看新年烟花。我们似乎提前喝掉了不少庆祝元旦的酒，这可不太好。我不能相信2000年已经来了。在我心目中，这是科幻小说里才有的年份。我的世纪过去了，这是你的世纪，如果你们非要搞砸它，犯些属於你们自己的新错误，不要再犯我们的。敬拆掉的墙和没有逃出来的人，新年快乐。

【正文完】

第三十三章番外OntheShoresofMnemosyne

火车停在半路。先是一阵震颤，好像大型动物抖落身上的雪片，引擎发出低沉的叹息，这一长串钢铁箱子彻底不动了，任由翻飞的大雪抽打。

这件事似乎经常发生，因为周围的乘客脸上大多浮现出厌倦，而不是惊讶。可能是留意到我探头探脑观察窗外的样子，坐在对面的棕发女士放下了从上车就开始读的小说，摘下眼镜，「没必要紧张，冬天时不时就会发生这种事，也许轨道结冰了，只要十来分钟就能处理好。」

「这是我第一次坐这条路线。」我坦承。

「游客？」

「是的。」

「这可不常见。」女士露出微笑，她的嘴唇很薄，笑容像是用裁纸刀割出来的，带出了嘴角同样边缘锐利的皱纹，「我的意思是，在这个季节。」

隆起的铁轨下方，整排枯树在风雪中深深弯折。比这些树更远的景物已经一概看不到了，天空和田野融成同一片茫茫的灰白色。密闭的车厢隔开了风声，但光是看着，就已经能想像风的咆哮。出发之前，电台都在谈论前所未见的恶劣天气，渔船已经全部召回港口，部分公路关闭，我很可能坐上了火车停运之前的最後一个班次，真的应该在伦敦多留一晚的。

「来之前我可不知道这里能下这麽大的雪。」我回答，「旅游指南承诺，英国的这一边『通常』不下大雪。」

女人耸耸肩，像是在说「你能怎麽办呢？」，把一个黑色皮质手提包放到大腿上，打开，找出一包香菸，抖出一支，递过来，我摇头拒绝，但是掏出打火机，替她点上了烟。棕发女人吸了一口，把下一句话和烟雾一起吐出来，「我叫朱莉。」

「鲁道夫。」我说，随便选了跳进脑海的第一个名字，很可能是因为几个小时前酒店大堂里有小孩在唱《红鼻子驯鹿鲁道夫》。圣诞节都已经过去一周了。

「你好，鲁道夫。」朱莉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看着我。不知道为什麽，她让我想起伊尔莎。最近几年我经常在陌生人脸上发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熟悉线条，从他们的眼睛里看见另一个人的眼睛，这是疲惫的徵兆，我从老兵嘴里听说过。

「德国人，我猜？」朱莉继续说，把书签放进小说里，合上，收进手提包。

「对。」我说，「原谅我的口音，我近几年才开始学英语。」

「我觉得你已经说得非常好了。」

「谢谢你。」

「如果你是在夏天过来的话，对英国的印象应该会好一些。至少不会是，」她冲窗外的大雪和车厢里昏昏欲睡的旅客打了个手势，「这样的。」

「可惜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假期。」

我们就这样继续交谈了一会。陌生人之间的闲聊，像掠过湖水的飞虫，轻轻触碰发亮的水面，从不深入。十分钟过去了，然後是二十分钟，一个穿着制服的列车员匆匆走过，往车头的方向去。过道对面那个歪着头打鼾的男人被脚步声惊醒，发现车还没有动，低声抱怨起来。

「那麽，鲁道夫。」朱莉摁熄菸头，叠起双手，她戴着戒指，细细的一圈金属，花冠状的底座紧抓着一小颗蓝宝石，「是什麽让你在这种天气里非去布里斯托不可呢？」

这应该是她一开始就想问的问题，只是碍於礼貌，仔细铺了一层关於天气丶旅行和英格兰地理的软垫，才终於抛出来。我花了一分钟思考该怎样回答，最後决定说实话：「我去找某种东西，但我不知道那是什麽，也不确定能不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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