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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9章 又是一场大批判（第1页）

第249章又是一场大批判

王岩的文章刊登在了新一期的人民日报上，最先受到的震动的是文化界，过于几年，王岩的文章从来没有指名道姓的批评过谁，甚至还会在批判正热之际，表文章提醒批判过火的趋势，而这一次则完全不同，这篇文章不仅没有反对批判，反而也加入了批判。――这是大事情。

其实不少知识分子在心里对于这场批判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学术自由’没错，对胡锋是抱有一定同情的，只到王岩的文章出现了，最先反映过来的是文艺界，王岩的批评意味着什么，所有人都知道。

一场针对胡锋的猛烈批判到来了，文化界的人士无论是自愿也好，不自愿也罢，都不得不站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而作为当事的人胡锋，他原本以为自己再度上书，会受到‘公正’对待，然而他没想到，这一轮的批判，他直接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正在被批判的胡锋也看到了王岩的文章，只是在此之前，他拒绝认为自己有错，觉得要保持‘学术自由’，为此哪怕国家给过他无数的机会，但他都拒绝改变过去的观点，然而王岩的文章全面的回顾了他过去的工作历程，并对他本人观点的形成和认知进行了分析。

在王岩的文章中，胡锋作为近代以来受到西化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片面的理解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并没有搞清楚学术与政治的界限，也没有搞清楚他过去的工作，其实已经是在表明一种学术的立场了。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一面从事左翼政治文化宣传，一面又反对左翼的政治哲学观，因此他的政治文化观与学术文化观产生了错乱，王岩在文章中更是直白的写道:“如果胡锋先生，单纯的从事某类学术研究，比如理工科的研究，他可能使用不到具体的马列主义哲学观，但是他从事的是文化类研究，这就需要表达―种文化观了。”

“我们都知道，任何学术本身，其实代表着一种自身立场，这种立场是基于其对过去思想价值的理解所形成的立场，但胡锋先生很显然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到其学术立场与政治立场相冲突的问题，他将这种冲突，理解为‘个人学术自由’，他的思维事实上处在―种相对混乱的境地。”

“从事政治性的文化宣传必然会带有明显的政治立场，而从事非政治类学术性的研究，那么这种立场就不会那么明显，这是作为一名学者，应当保有的对政治与学术界限的基本认识。”

“当然，这不是说进行学术研究就不需要立场，而是这种立场是以认同当前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所表述的一种思想认知，这种认知最终表述在自己的学术当中，而学术自由也是在此基础上的‘自由’，绝非反当前政治价值观、反当前意识形态，‘标新立异’的自由，这种行为只会踩到政治的红线，而胡锋先生之所以受到激烈批判，其根本原因大抵如此。”

夜色静悄悄，房间里灯光昏黄，而桌上则点着—掌煤油灯，参加完一天批斗的胡峰回到了家中，他正拿着报纸认真的阅读着王岩的文章，而他的妻子梅智从坐在一旁双眉紧蹙。

只到胡峰放下了报纸，梅智才说道:“你都看明白了吗?”胡峰放下报纸，陷入了思索之中，却是没有立即回答，沉默良久，他深深的叹了一口气，说道:“感谢王岩先生，他的话就如当头一棒，打醒了我。”

梅智站了起来，走到丈夫的身旁，双手抚到了他的肩膀之上，亲亲按了按说道:“过去你总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的学者，要坚定的维护学术自由，这位王岩先生则是说得很明白，学术自由有其限度，绝非绝对的自由，这一点无论中西方世界都一样，你过去的认识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

胡峰抬手在妻子的手背上拍了拍，又拿起报纸看了起来，只到第二遍读完，他才回道:“其实自从看到王岩先生《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文之后，我就已经生过去自己的认知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了，只不过并没有认真的理解那篇文章，反而见国家缓和了批判，认为自己有机会‘翻身’。”

胡峰重重的叹了一口气说道:“若是早些年就能意识到学术与政治的界限，那就好了，只叹自己见识不足，终究还是将此二者混淆了，以至于才有今日。”

“现在你打算如何办?”梅智从一旁的炉子上拎起水壶倒了一杯水，递给丈夫问道。

胡峰想了想回道:“我当进一场深刻的反思，学术研究不应当突破当前的政治界限，更不应当错误的理的解，表了反政治的观点。”

梅智不由得眉毛一跳:“你这样就等于认罪了啊，有没有想过…。”

胡峰点了点头:“错了便是错了，从事革命文化宣传如何能不讲政治立场呢?就如同王岩先生文章所说，即便是学术研究，也不应当反当前的意识形态，这种行为古今中外，哪个政权都是不能接受的。”

王岩的文章确实已经说得足够明白了，现在国家正在构建自己的政治哲学，这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过程’，现在他胡峰就身处在这个历史之中，却没有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反而如文章所说通过自由主义来‘标新立异’，以视自己维护‘自由’的决心。

而事实上，这种决心从政治上来讲，它突破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已经是一种反政治的行为了，主席将他观点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评断，是符合政治实际的，并没有冤枉他。

胡峰当晚就写了一批自我批判的文章，准备在第二天的批判会的阅读，同时，他还再次提笔向给中宣部写了一封检讨书，从夜晚到天明，胡峰一夜未合眼，第二日一早，他吃完早饭，便骑上自行车，将醒送到了中宣部。

周副部长接收了胡峰的检讨书，他有些诧异的看着对方一眼，说起来两人早年前有过冲突，那是在1934年秋，同在左联的穆木天被国民党抓捕，释放后便向左联党团告密，说胡锋是南京派来的内奸，与此同时，也有人说他‘又拿共产党的钱，又拿国民党的钱’，胡锋当然不认，于是同周扬产生了冲突，后来胡峰愤而辞职，两人由此结下了梁子。

而当这一轮对胡锋的大批判到来后，周副部长其实已经亲自操刀写好了一篇批判文章，只是文章正准备交人民日报时，胡锋来到了中宣部上交了检讨，而历史也在这里出现了偏差，曾经胡峰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拒不承认，一直到后来被判刑了，仍旧认为自己没错，他要坚定的维护‘学术自由’。

当然，周副部长写文章批判他，并不是说这是‘公报私仇’，事实上在周扬的这个位置上，主席都已经亲自下了评断，他作为中宣部的二把手，不出来组织批判，那是不可能的，何况胡锋的那些观点，本身就存在重大错误。

胡锋的检讨书，洋洋洒洒写了七八页纸，周副部长坐在沙上，提示他可以坐，不过胡峰却是选择站在那里，他对周副部长说道:“我现在是一个罪人，哪里有罪人就座的道理，我还是站着。”

周扬见此也便没有说什么，而是认真的看起了检讨书，只是越看越让周扬感到惊讶，这么一位倔强的人，他竟然在自己的检讨书里，承认了自己犯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错误，而且还认为自己过去的观点，确实‘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愿意就此承担一切罪责。

周扬看完文章，思索了一会，说道:“这么多年来，你一直从未动摇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改变的?组织对你的这个改变抱有质疑，你是不是想借此逃避批判和惩罚?告诉我你心里真实的看法。”

胡锋站得很端正，不过却是低着头，他回道:“长，我的观点之所以改变，是因为王岩的文章，他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昨日的《胡锋先生的观点给予我的一些个人思考》，我看完之后，顿有豁然开朗之感，过去我没有明白学术与政治的界限，也没有摆正自身的立场…。”

胡锋站在那里展开了深刻的自我检讨，而后他又将今天准备在批判大会上宣读的自我批判文章递给了过去。

周扬接过看完后，没有再听他的自我批判，而是说道:“你的事，我现在不能给予结论，还要看你最近的表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你过去的错误观点不会因为一两场自我批判和认错就能解决的，你也要有心理准备。”

“是，我接受国家对我的惩罚，但还是期望国家能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我愿意交待过去犯的一切错误。”胡锋说道。

周扬示意他可以走了，待到胡锋走后，他便来到了陆部长的办公室，将胡锋的事情上报了上去，陆部长看完了检讨书，也只有一句话，先看他的近日的表现，而后再考虑是否向领袖上报。

就在胡锋接受批判与自我批判之时，梁思诚也受到了批判，而这也是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重要部分。

1955年1月初，那时方叶的文章还没有在人民日报表，当时主席亲自点名批判梁思诚，而受到批判的主要人士包括:梁思诚、杜威、胡适、梁漱溟等人，梁的名字排到了胡适之前，可见主席对此事是如何的重视。

其实梁之所以被摆在最前面，还是与当年的一件事有关，作为全国著名古建专家，新中国建立后，梁先生在北京城建的问题上表了一系列的观点，比如从1951至1954年间，梁思诚表了支持苏联民族建筑理论的文章，这一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因此受到了欢迎。

不过，他保护古建筑的心情太过于激烈，当时中央办公地从香山搬进了中南海，梁思诚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应当从古建筑中搬出去，择地另建一个办公大楼，那时国家刚建，又正在进行朝鲜战争，国家哪里有钱建设这样一座中央办公楼，因此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当时，伟人听说此事之后，也对梁相当的不满，他说‘这是要把我赶出去’，因此在北京的城建问题上，伟人与梁产生了一些冲突，伟人因此相当的恼怒。

后来在执行苏联的民族建筑理论时，许多建筑学者在‘学苏联’的过程中，搞出了一种中式大屋顶西式楼体的建筑，梁思诚对于之种‘大屋顶’很不满，他认为那些建筑是‘穿西装戴瓜皮帽’。。

时间来到了1954年底，针对过去几年建筑浪费的问题，展开了批判，当时就有人指出‘民族理论建筑’建成的‘大屋顶’过于浪费，随着批判的深入，1955年1月，梁作为‘资产阶级唯美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的代表人，当其冲。

而在此之前，伟人对于梁还是相当看重的，也给予了相当的礼遇，不过这一次的批判，在伟人的亲自指点下还是毫无意外的展开了。

由于梁思诚是建筑学家，中宣部的陆定一部长对于建筑并不熟悉，因此这场批判最后，主席点名彭珍来负责，随即彭召集会议展开了对梁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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