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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8章 这回点名评论了（第1页）

第248章这回点名评论了

方叶的文章终究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时间来到二月初，原本早就应该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关于胡峰的大批判没有再出现，代替的是警惕文化战线上可能存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和学术研究之类的文章。

就方叶本人而言，他原本并没有想过能改变些什么，毕竟任何事情的生，其本后都有着其深刻的动机和原因，比如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政治的学术批判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术界的一次‘集体改造’，而胡风案不过引起的又一堆火罢了。

如今的文化界其实分成两拔，一类是喝过延河的水，见识和经历过宏大伟业的‘延河派’，另一类则是来自于国统区’;而国统区之中又分为从事解放工作的知识分子和‘被解放’的知识分子。

郭末若、周扬、丁铃这些人很显然是喝过延河水的革命者，而巴金、胡风这些人则带有‘被解放者’的色彩，哪怕他们一直在从事左翼文化阵营的工作，也改变不了这一切，而那些真正的被解放者，则基本没有多少话语权。

胡峰在其中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虽然在早年加入了共青团，但又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后来远走日本，在东京加入了日共，回国之后便一直在国统区从事左翼文宣工作，不过他的一些观点从早年间开始就受到了批评。

四十年代时，胡在其现实主义观点中提出了‘主观战斗精神’的表述，但很快就受到了何其芳的批评，主观本身存在唯心论，这与马列强调的唯物论不符，何其芳认为‘艺术应当与人民结合’，当时批评胡的人并不少，不过他并没有进行改正，而是一直保持着这种观点。

1942年，主席表《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的党的文艺路线，明确了文艺为人民大众、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且还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文艺路线进行了总结等等。

当时胡峰的观点就与延河派相抵触，他认为将人的日常生活与工农兵的生活区分开，是对生活的肢解;反对作家成为‘留声机’;他还反对简单的将经济形态与诗人作品进行类比，认为给诗人随意贴阶级标签，是对诗人心灵世界的简单化处理，对诗人造成了伤害。

1948年乔冠华、胡绳、林墨涵等都展开了对他的批评，然而他在受到批评以后，不仅没有认真的思考，反而坚定自己的观点，当时的他在国统区工作，又值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这些由思想反映出来的学术矛盾，都是次要矛盾，大家对他批评一下也便算了，并没有进行批判。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他，并没有深刻的理会到‘艺术服从于政治’、‘革命作家根本问题是立场问题’这一点，他确实有着在‘学术自由’这一观点的浸染下，没有深刻的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究竟是以什么立场为核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1952、53年的人民日报对其的批判，他的这种思想还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加深了，1954年他直接向主席上了一封‘三十万言书’，这本书中，他一边认为自1949年以后的文艺工作没有建立在主席和党的原则基础上，一边说主席和党的观点被曲解了。

他批评这些官员迫使作家只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写作前要学习马列主义，只能用民族形式，只能写‘光明面’，忽略落后和阴暗面，他还认为这种作品是不真实的，还建议作家应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自己，而不是官员的需要。

这妥妥的就是被自由主义思想给洗脑洗傻了，完全没有认识到革命是需要讲立场的，而革命的文化知识分子，更应该保持自己的立场，而不是所谓的偏片的‘学术自由’。

时间缓缓流淌，二月中旬的方叶，刚刚忙完旗下公司的巡视，回到同安县，但他拿起报纸之时，就看到了那本应该在一月份就该出现的对胡峰的批判。

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拐点，原本在一月十八日，中央开完了文艺座谈会后，对俞伯平和胡适资产阶级批判的风声已经降了下去，而对胡峰的批判，也改成了批评，然而让方叶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胡先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直接撰文上书借‘学术自由’为名展开了自我辨驳。

原本看完三十言书的主席就已经很生气了，但考虑到这次批判确实有过火的形势，因此借着方叶的‘上书’提醒，便决定减少政治引导，但万万没想到这位头铁先生也再次上书，看到文章之后的主席，席一时间愤怒异常，他亲自提笔给其作下了‘判决’。

【伟大领袖指示:胡峰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把这一思想斗争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

胡峰的文章谬论观点摘要与领袖的指示，同时出现在了人民日报上，坐在办公室里的方叶看完内容之后，不由得张了张嘴，自言自语道:“这位胡先生他马不是个神经病吧，丧失革命文学的立场不说，这完全看不清形势啊!”这一刻，方叶无比的理解了，主席为什么要用政治批判来进行学术批判了，这类事情，表面上看确实是混淆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但是就现下这个时期，出现的胡峰这件事来看，如果不进行政治批判，那还得了?反了天了这是!

很多事情，不亲自经历，只是站在后来者的历史视角看，好像此时的人们分不清‘对错’，不理解这个时期的人们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而就胡峰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一边吃着社会主义的饭，一边砸着社会主义的锅，哪怕就是容忍度相对很高的21世纪，党内出现了这样的学者，停止学术研究开除编制，禁止公开表观点也是极有可能生的。

方叶觉得自己也应当对过去的客观过头，做出弥补性的措施，于是他打开了电脑，他要写一篇文章来呼应主席，只因为这位胡先生做的太过火了，完全不知道死活。

《胡锋先生的观点给予我的一些个人思考》，方叶定下了标题，他并没有立即展开对胡峰的观点批判，而是先讲述了胡锋的基本经历，然后开始分析他观点的由来。

“…胡锋先生作为当年的一位左翼阵营的文化知识分子，他似乎始终没有认识到‘自身立场’的存在，认为他所认为的‘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我在《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一文中，已经解释过，学术自由其实是―种相对自由，而不是绝对自由，思想的自由本身也同此理。”

“我们可以举些基本的例子，如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两方都在研究彼此的思想观点，但我们不难现，在很多人认为的学术与思想自由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少他们的学者对于社会主义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在他们的世界共产主义如同妖魔，社会主义被强烈抨击。”

“哈耶克先生的《通往奴役之路》就是其中之一，这类书还有很多。思想的自由也是如此，又比如，若在这一时代，有人写书认同商朝及以前的活人祭祀，认为当初的思想是—种好的思想，这种思想观点是否应当让其自由呢?这显然是不能的。”

“从胡锋先生过去一直以来的观点，我们不难看出来，他过度的相信了所谓的‘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我本人对他想要保持一种自我认同的‘自由’表示尊重，但他的这种自由及其表述的相当一部分观点，已经突破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上升为政治问题了，所以我不认同他的这种自由。”

“他认为革命知识分子不应当被‘控制’，革命的作家不要学习马列主义，我不知道这种‘控制论’从何而来，如果一名从事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不需要讲自己的‘思想立场’的话，那么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究竟需要代表哪种思想立场来表达观点呢?革命的作家不学习马克主义，那要学习哪种主义呢?是表达资本主义立场还是要表达资本主义?”“从清末至今，中国的知识界都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坚定的相信西方世界是一个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世界，好像在那个社会中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观点都可以表，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倘若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真的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话，那么他们的社会能否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呢?事实是并不能。那么这是自由还是不自由?答案已经很明确了。”

“而又很显然的是，胡锋先生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问题，胡先生在日本待过，我觉得他更应当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去待一待，如果他真能深刻的理解一个社会的话，我相信他会明白一点――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自由。”

“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无论是各个阶级或阶层，先要维护的都是这个社会制度的基本利益，于现阶段下而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者歌颂社会主义，不会被容忍，同理，在社会主义社会歌颂资本主义同样不会被容忍，两个社会之中的学者们，都有着各自不能触碰的红线。”

“去年，在‘自由’的西方，麦卡锡主义者被逮了，他们的思想被禁了，这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哪怕这种主义者本身是在维护资本制度的反共主义者，但他们的思想—样被处理掉了，那些处理这些人的美国官员们有没有他们的立场?是不是在控制思想，控制言论?”“只不过是他们的制度相对成熟，没有直接采用如同我国当前这种政治批判的形势罢了，不是他们不用，而是他们已经过了这个阶段，曾经在西方革命的历史过程中，这种控制也曾无所不在。”

“支持《日心说》的布鲁诺被烧死，宣扬法国革命的知识分子被逮捕然后处死，美国组成的资本主义阵营至今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从而爆了‘冷战’，如果西方真的绝对自由的话，那么这些历史是不应该存在的。”

“而现实却恰恰相反，所以这种自由本身就有着‘限度’，只不过西方从过去的暴力革命时代走到了后来的政治控制，现在又转变到了制度加政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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