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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人祸（第1页）

刘麻怪和邓大刀的话让刘今钰想起十月正是官府开始征收秋粮的日子。

官府征税之事，说简单也简单。

不过知县催户书，户书催甲首，甲首催花户，一层层将征税命令传达下去，一层层将税粮收上来。

说复杂也万分复杂。

一来征缴科目繁多，又有摊派杂役，非是本县户房老吏根本弄不清楚。

二来税基不清，各县鱼鳞图和黄册基本没有用，征税得看实征册。

实征册在官府手里还好，但许多地方田地数目掌握在户书等胥吏手中，成了私册，纵是知县，也只能仰仗他们收税。

三来催缴人员混杂，简单点的，由户房书办分别负责一两个都里催缴；复杂些的，户书则只负责造册，另外有柜头在县衙前设柜征缴税粮。

里甲层面亦是如此，有里长、里催等协助征缴的，也有里书、册书等造册人员兼顾催缴的。

一县之中催缴税粮的有上百甚至上千人，这些职位基本被乡绅地主子弟乃至青皮无赖霸占。

他们往往绞尽脑汁刻剥百姓，并向上级分润，以确保自身职位不丢甚至能够“世袭”下去，由此成为腐蚀大明的贪污体系最坚实的基础。

以邵阳县来说，每年征缴税粮时会在县衙设柜，各里应里甲役的那一甲负责催缴。

该甲中在县里守柜的称作“收头”，在乡里向其他九甲催缴的称作“催趱”。

按理说，里属各甲应轮流催缴，但实际上收头、催趲早已固定，所谓的轮流只落实在县衙那几张不值钱的纸上。

眼见刘今钰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刘麻怪忙提醒道，“蒋家是温和尚贤两里的大族，人丁兴旺，人口近一千。

“族中有生员，还有位去年刚中的贡生，那位贡生老爷对本土的事蛮清楚，又乐善好施，为人公正，在乡里德高望重，常有乡民找他裁决纠纷。”

刘今钰点头表示了解。

她还没去想蒋家的事，此时她脑袋里只有“民生多艰”四个字。

唐景宽给她介绍过邵阳征缴税粮的情况。

自嘉靖年邵阳县开始实行一条鞭法后，本色即米麦布绢茶等实物征收得越发少，到今天基本都折色为白银征收。

农户缴税，必须先将出产换成白银，但奸商却常与乡绅地主以及官僚勾结，秋收后粮食收购价基本会大跌。

官方一石谷折银三钱，实际上能卖二钱五分已是好行情。

近年灾害愈来愈多，粮食收购价反而走低，能卖到二钱已经不错。

一石谷的价值就此缩水三分之一。

如果考虑因灾害而上扬的粮价，农户的损失则远远不止这个数。

对农户的剥削还不止收粮一事。

税吏收税银时，经常将九成色的白银说成七成甚至六成，以此多征税银收入自己囊中。

经此一遭，农民又要多交近百分之三十的税银。

邵阳县在册田地不记王庄为三十七万五千九百零七亩，全年税粮本色和折色皆以白银计价，除宗室所需后为一万九千三百零四两。

也就是说平均每亩征税约五分一厘四毫，考虑税吏贪污情况，则至少要交六分六厘七毫银子。

以市价一石谷二钱银子算，需卖谷三斗三升三合五勺。

若按官价，税吏也不贪污，农民则只需卖谷一斗七升一合。

农民税负即便是这么保守的估计，都加重近一倍。

邵阳县中田亩产两石谷。也即“理想剥削情况”下，每亩税后剩一石六斗六升六合五勺，再减去每亩种粮，则每亩约剩一石四斗六升六合五勺。

按“一石谷半石米”粗略计算，可得糙米约七斗三升三合三勺。

这里的石是容积单位，约为现代1.02252公石，稻谷与糙米的密度不同，故而一石谷跟一石米的重量并不相等。

一石谷约为明代一百斤，现代120斤；一石糙米约为明代一百二十斤，现代144斤。

所以七斗三升三合三勺糙米可大概折算为明代八十八斤，现代105.6斤。

老幼青壮所需粮食简单平均下，在缺乏蔬菜肉类补充的明代，一个人日均粮食怎么也得1斤，则一个人得有三亩五分田才能勉强糊口。

邵阳县在册人口八万四千零十五人，简单计算下，人均田地接近四亩半，也即人均只有一亩地的税后出产，八十八斤糙米能拿出来用于消费和应急。

八十八斤糙米，按本地市价一石米八钱银子计算，不到五钱九分银子。

但八钱一石米是粮商的卖出价，实际粮商给农民的收购价甚至能被压到五钱。

即便不考虑隐没人口——因为也存在大量隐田，当然绝大部分隐田也不可能在自耕农手中——但只要清楚田地大量集中在乡绅地主及岷藩宗室手中的事实，就知道人均田地只会低于四亩半甚至三亩半这个数。

这已是大大低估乡绅、商人和官吏对百姓的“剥削强度”的情况下做出的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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