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和他的时代(宗承灏)_第十章百日维新围绕变法的几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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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百日维新围绕变法的几次事件（第1页）

第十章百日维新：围绕变法的几次事件

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到颐和园乐寿堂给慈禧请安、侍膳。这些时日以来，慈禧并不安生，她搬进颐和园求的是个安宁，也借此让光绪帝亲政。这个惯弄权术的老太太自然明白光绪帝到底想要什么。根据内档记载，光绪帝当日提到开懋勤殿的想法。透过乐寿堂的香炉上升起的薄薄的烟雾，光绪帝看到了慈禧太后那张阴沉的脸。在她看来，光绪帝这时候提出此想法，不仅是对现存政治体制的挑战，更是对她本人权力的挑战。她坚信，光绪帝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背后都有维新者的影子。又是康有为，又是梁启超，还有那个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这帮人太不甘于寂寞，太过于激进。这种火急火燎的改革，会将帝国巨轮推向何方？就在十天前，光绪帝刚革去吏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人的职务，同时还表彰了敢于顶撞礼部堂官、坚持上奏言事的礼部主事王照，赏他三品顶戴，以四品堂官候补。慈禧大为恼火，光绪帝已经忘乎所以，陷入兴奋中无法自拔。开懋勤殿，也就是说要在总理衙门、军机处之外另立山头。这还了得，这无异于将她的权力外衣又剥去一层。

慈禧当面斥曰：“小子为左右荧惑，使祖宗之法自汝坏之，如祖宗何？”

光绪帝泫然而泣，据理力争道：“时势至此，敌骄民困，不可不更张以救，祖宗若在，也会变法。臣宁变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法，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而辜负祖宗及太后所托。”此次会见，成为帝、后之间的一次政治摊牌，最后闹到不欢而散。

慈禧坚决不同意开懋勤殿，她认为这是败坏祖宗之法。话已经挑明，若光绪帝一意孤行，其皇位断不能保。那个夜晚，光绪帝失眠了。他的眼前晃动着慈禧太后那张怒形于色的脸，他知道，他面对的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越想越不安，越不安越要想。据说，这一天光绪帝在紫禁城内的乾清宫召见有着“中国西学第一人”之称的严复。天津《国闻报》在八月初四日刊登了光绪帝召见那个有着西学背景的严复的一则新闻。皇帝向他垂询的问题很多，召见的时间约三刻钟之久。在谈到变法图强时，年轻皇帝脸上的一丝郁悒总拂之不去，他叹息并追问道：“中国就是守旧人多，怎好？”就在觐见后的一个星期，戊戌政变发生。严复多年后回忆起来，耳边好像又响起了那一声悠长的叹息。

七月三十日，光绪帝召见杨锐，并赐给他一份密诏。这份密诏直到宣统元年（1909）才由杨锐之子公之于世，这份诏书当时有多人录存，其中有荣县赵尧生（熙）、汾阳王书衡（式通），还有广西人赵炳麟（此人系康有为的同年）。许多学者认为赵炳麟所录为目前所见最好版本。因此诏内容并不艰涩，照录于此：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光绪帝不知道大清国的其他帝王是不是像他这样，一路跪着走过来。别人跪他，而他只跪一个人——那个他口称“亲爸爸”的女人。自从他进宫做了皇帝，下跪，仰窥，几乎成为他面对慈禧的唯一方式，从储秀宫、长春宫，一直跪到颐和园乐寿堂。假如他要看她，只能以仰视的角度看他。所以，他对她下巴上的痣，以及她脖子上日渐增多的皱纹都了然于心。慈禧每次动怒的时候，脖子上的筋都会先动一下，那是来自身体的警报，而这让光绪帝格外警觉。作为帝国最有权势的女人，她只要几句话、几个表情，无须任何刑具，就可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哪怕面对她的那个人，是个皇帝。茅海建在《戊戌变法史事考》中列出的数据表明，从四月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117天内，光绪皇帝与太后同住69天，请安68次，伺早膳32次，伺晚膳22次，侍看戏15次。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12次前往颐和园“请安”，在交通不畅、轿扛船载的晚清时代，相距15公里的路程，单程就得三四个小时，这对身体虚弱、日理万机的光绪皇帝，简直是一种“刑罚”。从《清代起居注册》里搜索并计算出这些时间安排，茅海建得出的光绪与慈禧权力关系结构之一：事先请示制度——光绪帝无论是请安、侍早膳与晚膳，还是侍看戏，都是“孝道”之下柔性的政治活动与控制方式。可以说，在戊戌变法时期，光绪帝至少有一多半的时间，陪伴在太后的身边，看她的脸色行使事权。在这种柔性的事先请示制度对面，相对刚性的则是“事后报告制度”——在政变之前，光绪帝单独出席“早朝”，有单独的朱批权、口谕权，并对谕旨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处置权。但在事后，准确说来，就是在第二天，必须要向慈禧太后报告。这种结构关系，意味着，“光绪帝有处理权，慈禧太后有监督权”。茅海建概括而论：“光绪帝犹如在玻璃房子里办公，慈禧虽在远处，仍可以大体看个清楚。但是，再透明的玻璃房也会有一些暗角。”显然，这些暗角尤其是其间的运作，是再准确不过的观察二元权力关系后来破裂的关键。

传统中国政治中最重要的人事任免权，早在光绪十四年就做出规定，很明确，人事任免尤其是重要官员任免，其最终决定权在慈禧。光绪帝若是不按套路出牌，使得慈禧感到恐慌，她便会探囊取物般收回授予光绪帝的事权。

此前还发生了一件事。光绪帝诏令群僚士民皆许上书。湖南邵阳举人曾廉洋洋洒洒，以一万余字的《应召上封事》上书朝廷，并将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课卷上的批语摘引下来，逐条加以批驳，作为他指斥康梁以民权平等之说蛊惑人心的证据。此人忧国心切，请求光绪帝“斩康有为、梁启超以塞邪慝之门，而后天下人心自靖，国家自安”。不服不行，梁启超后来也称这份条陈为最有力之弹章。这就像是一场拔河，必须分出输赢。光绪帝看到曾廉的上书，只觉得背后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他在发号施令，而是他们在教他怎么做。这是多么不公平，他既要活在太后的操弄下，又要活在他们的期待下。他也有愤怒的时刻，深文罗织，一派胡言，简直是大逆不道。光绪帝又害怕西太后见到这份奏折，引来不测之怒。他命转交谭嗣同，令其逐条驳之。

当日，由谭嗣同、刘光第当值，见到曾廉所上的这封条陈。谭嗣同按规定先拟“签语”，心生愤懑，随即反驳：“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刘光第与谭嗣同同在二班，也一并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并称：臣光第亦请先坐罪。谭嗣同见此，既喜且惊。那段时间，谭嗣同经常待在南屋。每次他值班时都会忙到很晚，南屋内外都掌着灯，这使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座戏台，具有某种超现实感。虽然来此时间不久，但他明显能够感觉到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紧张感正在包围着他。在短暂的兴奋之后，他会偶尔陷入巨大的迷茫。尤其是他从光绪帝那张苍白且略显紧张的脸，读取到了更多信息后，来自心底的不安更为强烈。

光绪帝不愿将事态扩大，遂将此折作为“留中”处理，搁置了之，并下旨此条陈不再呈送慈禧太后。不过，彼时弹劾康有为的不止曾廉一人。据梁启超的《康广仁传》记载，戊戌年间，康广仁曾屡劝哥哥康有为出京。他认为废八股、开学堂，已经打开局面，但改革的时机尚未到来，不可操之过急，应当从长计议。

固执如康有为，又岂能听得进如此建议。他决然答道：“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经华德里筑屋之下，飞砖猝坠，掠面而下，面损流血。使彼时飞砖斜落半寸，击于脑，则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华德里飞砖之类也。今日之事虽险，吾亦以飞砖视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计也。”广州西关华德里落砖都能砸死一个人，生死自有天命。康广仁在给康有为弟子何易一的信中写道：“吾兄极力推动变法，但是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排挤他、嫉妒他、诽谤他的人很多，皇上又无实权，变法怎能成功？”康有为此时已被变法燃起的熊熊大火，烘烤得热血冲脑。康广仁是真的害怕，他知道他的兄长已走到悬崖边缘，而护身符只有光绪，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变法触及了大批旧官员的切身利益，其中尤以裁撤京师衙门为最。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记载：“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见到裁撤衙署的上谕，当时在国史馆供职的叶昌炽大为不安，友人劝他：“不必以一官为恋，别为生计。”叶昌炽在日记中喟叹：“然寸铁不持，安能白战？家无长物，惟破书烂帖耳。”数千人的生计突然没了着落，引发的怨气和抵触是超乎想象的。一时间廷臣抵触，士林震骇。那些受到侵害和威胁的官员很快集结起来，他们打着维护祖宗之法的旗号，支持太后“训政”以中止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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