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和他的时代(宗承灏)_第六章北游访学两颗时代巨星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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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北游访学：两颗时代巨星的相遇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三月上旬（1896年4月），谭嗣同叔侄二人抵达京城，他们居住在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谭嗣同在妥善安排侄子谭传赞参加“荫生”考试的事情后，便往吏部报到，听候选用。

在京城朋友们的眼里，谭嗣同不过是一个世家公子，却总想着在不合时宜的政治活动中崭露头角。他们不明白，既然不安于室，为什么还要仕途求进，去做什么候补官员。父亲虽然位居高官显位，可并不代表他刚一进入体制，就能有特殊的对待。父亲是父亲，他是他，各有各的道。虽然手中有些权力和人脉关系的谭继洵也想过为自己儿子的官场之路铺设一条相对便捷的通道，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很奇怪，就连最简单的交流也成为一种难以达成的愿望。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谭嗣同能够明显感觉得到，谭继洵很多时候在不自觉地抗拒着儿子对他的某种示好与靠近。一旦四目相对，他便会将目光瞬间移向别处。谭继洵总是端着父亲的架子，生怕稍一松懈就会被子女们造了反，失掉了尊严。

谭嗣同很羡慕吴樵与父亲吴德潇之间的父子关系。有人说，谭嗣同在这一期间，认识了吴樵父子。吴樵号铁樵，四川达县人，是随父来到北京的。他们像是久违的老朋友，二人思想观点接近，脾性亦相近，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谭嗣同久闻其父吴德潇（季清先生）的大名，请求拜见吴父。谭嗣同接连几次到吴樵寓所，都没有见到吴父。等他见到吴父时，不由得“抚掌大笑”。原来立于眼前的老先生，正是谭嗣同三年前遇到的那位与之谈论“数万言而不得休息”的游客。吴铁樵也大为惊诧，以为奇遇。谭嗣同比吴樵大一岁，便称其为弟，而以父礼待吴德潇。自与吴樵结交后，谭嗣同不但在政治、经济改革方面，开拓了知识面，而且对于自然科学也有了新的认知。吴樵既精于算学，又钻研格致学，也能运用一起进行实验。吴铁樵对谭嗣同也有极高的评价，从相见之日起，便视其为知交。他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说：“谭复生精锐能任事，不可多得之员，初不意此君能如是也，于新学亦极能见到，吾辈又多一徒党矣！湘中人士勇挚，真不可及也！”

吴樵在谈论他所认识的有志之士时，对梁启超颇多赞赏。梁启超与谭嗣同的初次会面应在这段时间，是吴铁樵引荐的。但梁启超在其所著《谭嗣同传》中却提供了二人初次见面的另一时间，他记载此事：“南海先生（康有为）方倡强学会于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应和之。君乃自湖南沿江下上海游京师，将以谒先生，而先生适归广东不获见。余方在京师强学会任记纂之役，始与君相见。”也就是说，谭嗣同拜谒康有为而不得见，在京师强学会见到了梁启超。有人不大相信梁启超的这段记述，以为谭嗣同不会专门跑到北京登门拜见康有为。其缘由或许是康有为后来的名声颇有争议，仿佛这样就玷污了谭嗣同的名誉。

谭嗣同的到来让梁启超眼前一亮，他的风采、气度有别于一般的世家子弟，令人折服。同样少年气盛的梁启超也有不凡的气度，同时代人曾这样记述那个时期梁启超的打扮：紫红缎的皮袍，天青缎的出洋灰鼠风的皮马褂，一副世家子弟的穿着。

在与梁启超的第一次见面中，谭嗣同就将其引为知己。梁启超的出现，为他打开了看世界的一扇窗户，这也促成了其思想、学术的转变。梁启超专门讲到谭嗣同的这一“变”。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嗣同幼好为骈体文，缘是以窥‘今文学’，其诗有‘汪（中）魏（源）龚（自珍）王（闿运）始是才’之语，可见其向往所自。又好王夫之所学，喜谈名理。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

谭嗣同此时已经三十岁，而梁启超比他小八岁。人于世间行走，看似提着灯在黑夜里找路，实则是在寻找同路人。世事如此，你视若瓦砾，它任你挥霍；你视若拱璧，它一毫不予。谭嗣同的出现，让梁启超兴奋不已，他很快就将谭嗣同介绍给了自己的老师康有为，不吝赞美之辞：“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理玺之选也。因铁樵相称来拜，公子之中，此为最矣。”

经梁启超的介绍，康有为对这位尚未谋面的小老弟也顿生好感。他在离开上海前，托人将自己所著《长兴学记》送给谭嗣同。谭嗣同离开北京时走得匆忙，并不知道梁启超曾经写信给康有为，而康有为也将其视为自己人。当谭嗣同接到康有为馈赠之书，大为吃惊，“五内彷徨，悲喜交集，一部十七史苦于无从说起”。大名鼎鼎的康有为怎么会知道他谭嗣同？

谭嗣同会见梁启超后，梁便把老师康有为基于今文经学并糅合佛教、基督教教义而构成变法维新理论根据的学术理想，系统地向谭嗣同作了介绍。谭嗣同在25岁以后受了王夫之思想的强烈影响，并在这个影响之下，特别提出王夫之的道器论，来强调儒家的“圣人之道”和天人性命之学必须落实于政治社会之中。梁启超将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原原本本说与谭嗣同，引起谭嗣同的极大兴趣。谭嗣同认为“西法博大精深，周密微至，按之《周礼》，往往而合”。他主张以西方的法度政令为基础，进行“变法图治”，而这种“变法图治，正所以不忽尽弃圣人之道，思以卫而存之也”。

谭嗣同的观点里有着托古改制的浓厚底色，与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很相似。所不同的是，康有为的立论根据是《公羊春秋》，而谭嗣同则是《周礼》。梁启超的语言充满了无形的火焰，让谭嗣同在其中看见了自己。语言金石交织，思想架起一柱柱火炬。谭嗣同对康有为早有耳闻，他对康有为及其学说的更多了解，则来自梁启超。谭嗣同似乎兜兜转转之间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可他并没有意识到，若干年后，这个世界会有人说，他们之间的这次见面是晚清思想界的一次大事件，但至少在彼时彼刻，他们的内心是愉悦且美好的。这种难得的愉悦，让我们暂时越过时间结出的果实，把目光直接停留在每个过程的细节里。从日出到日落，他们聊得没完没了，都认为彼此的经验和智慧已经远远高出了对方。

谭嗣同不禁慨叹：“（结识梁启超）始备闻一切微言大义，竟与嗣同冥思者十同八九。”两个骄傲的灵魂碰撞出的火花，让人感觉到激烈而美好。谭嗣同在思想上与康有为早有强烈的共鸣，而在感情上与梁启超有着更为亲近的思想基础。

两人的见面是一大堆事件中的一件，虽不宏大，但也绝不是微小的。它像蛀虫一般，钻进了时间的缝隙。于是，历史被打通。人生在世，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知己，虽死无憾。他们为各自的观点激烈辩论，时而愁眉不展，时而开怀大笑，古今中外，天远地阔都凝滞于此时此地。人世芜杂，乱音入耳，只有二人的交谈之声贯通天地。

梁启超向谭嗣同介绍的思想学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孔子改制理论和兴民权之说。谭嗣同写信告诉欧阳中鹄“诸如此类，兴民权之说，不一而足”。并由此得出结论，“《公羊春秋》，确为孔氏之真传”。其二为“绌荀申孟”说，即认为孔门之学，后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为小康，孟传为大同，扬孟而贬荀。其三为康有为的佛学思想，即提倡“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从事救国救民。谭嗣同在信中引用梁启超的话，并说明“此盖得于其师康长素也”，对南海师徒的人品学问表示钦佩。

谭嗣同对于康有为学说极为叹服，尤其是康有为从维新变法的需要出发，将孔子打扮成主张民主、平等与自由的进步思想家，将当时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封建主义束缚，能够参与政权的愿望，都说成孔子的主张。康有为不仅抬出孔子来宣扬自己的变法思想，而且仿效西方国家尊基督教“为治强之本”，尊孔子为“教主”，企图把由孔子开创的儒学宗教化。这些，就是康有为论证的“孔子改制”的基本内容。

谭嗣同的目光从未如此坚定，这种坚定来自自我认知，是由事件的猛然降临而造成。他与梁启超的相识，既然是一种不能忽略、不容否定的事件，那么历史只有被死死擒住，动弹不得，反抗不得。

这种思考的折返与溯源让谭嗣同懂得，人脱离母胎，落于世间，就像是一个无岸可泊的精神流浪者。时间不是长度，时间是一种体验，我们用难以计数的瞬间拼凑成万物之永恒。康有为主张以孔教立国，并以孔子纪年，招致许多人的反对，不仅保守派从政治上肆意攻击他，说他借尊孔而反满、反清，图谋不轨，即使在维新者内部，也无法达成统一，如黄遵宪、严复等人，在学理上持不同意见。

所谓圣贤之道，不过是人的一时情绪。你认为对圣贤之道有了认知，就可以自我超脱，可以实现人性的明亮与清澈，就可以高人一等吗？不是这样的，人要学会的东西并不在圣贤的手里，而在个人的见识与思考中。谭嗣同对康有为早有耳闻，他曾经于父亲的湖北府衙的邸报中某御史参奏的折子中见到他的名字，并想方设法寻觅到《新学伪经考》读之，大为叹服。用他的话说：“（康学）扫除乾嘉以来愚谬之士习，厥功伟；而发明二千年幽之经学，其德宏。”

在梁启超的叙述里，谭嗣同仿佛看见了他的来时路：那是一条颠簸曲折的弯路，与大多数求取功名的文人一样，他曾经也将自己往死里逼，也将自己往现实的热闹里赶。他也曾经在无数个不眠夜里，思考国家的出路和民众的教化。可那算是什么呢？飞蛾似的乱撞而已，见火光就扑，也不问值不值得。

所谓的鸿学大儒，他们所传授的大多是举子之学（应考的学问），而非“经世之学”，这是让他失望的地方。那些高居庙堂的知识精英对民间社会的态度太过于情绪化，忽而仰望，忽而鄙视；他们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将自己视为生活的标准答案，对民间社会表现出居高临下的不耐烦，动辄搬出前朝圣贤的话来教训民众。如果说普通民众信仰缺失，那么责任不在民众，而在传教的方法不对，有待改进。当时有些耶稣会的教士就说：“中国既不自教其民，即不能禁我之代教。”无论康有为、梁启超还是谭嗣同，他们都将教化民众视为变法维新的基础，中国复兴的根本。人与需在一起是儒，心有所需，就会欲望缠身。谭嗣同从来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若是儒，也是挎剑而行的侠儒。时人眼中，他是一个天分极高、热力亦足的豪杰之士。假以时日，他对康有为的认同，甚至会超过梁启超。

儒学从来就不是理想主义者的第一选择，经世致用才是第一位的。西方人批评孔教不推崇天（上帝）而只尊崇君权，谭嗣同认为，这是他们不了解孔教。像他父亲、张之洞、李鸿章等体制内的宠儿，在他们看来，只有登上更高的台阶才有机会去领略不同的风景，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正因为如此，父亲才会催着年近三十的他进京办理江苏知府候补的手续。只有登上这一级台阶，才能去实现更多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有人一脚踏空，有人步步扎实，有人身不由己，有人如鱼得水。人就像是一尾鱼，摇晃摆动的姿态各有不同，只为求一个平衡。而谭嗣同将这种平衡看得轻如鸿毛，就连他的老师欧阳中鹄事后也认为谭嗣同“丙申入都，见康而议论一变，颇不信其师说，今年几决裂矣”。欧阳中鹄也认为他受了康有为的蛊惑，为此，师生差点走到决裂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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