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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作为这个古老帝国最年轻富庶的城市，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之后，五口开关互市，上海亦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一月开始对外贸易。经过半个世纪，其地位迅速上升到全国的金融中心，已占全国各海关财税总额的六成。对于当时关注时务、研究西学的维新人士来说，这里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谭嗣同的视域之外，上海这座城市像是一个充满了荷尔蒙的少年，有着按捺不住的激情与冲动。踏足沪上，除了军事上的难题，困扰他的还有洋务。每次他来到上海，沿着老城与英租界的接壤处散步，尤其是在看到两边截然不同的秩序与风貌时，不觉涌出一阵无名的惆怅，堵得人心发慌。若不是有人告诉他，秩序井然的一边是租界，脏乱不堪的另一边是清朝府衙所辖之境，他一定会颠倒认识。

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各自的租界里造起了各式各样宫殿般的房子，老迈的帝国在变化不定的潮流中呈现出明媚与颓丧的两面性。那些熟谙旧传统的人已经在用眼睛看到的一切替换所掌握的知识经验，一个他们暂时还无法理解的新世界，正在迅速成长起来。甲午年（1894）冬天，时任天津水师学堂汉文教习的宋恕（燕生）辞职返回上海。在此之后，孙宝（仲愚）亦辞职南下，移居上海，与宋恕毗邻而居。他们和他们的朋友都是具有维新思想的人，经常聚会，交流学术，议论政治，成为上海地区第一个维新人士群体。乙未年（1895）夏秋之际，汪康年来到上海，计划成立“中国国会”，开《译报》馆，与宋恕等人并未达成共识。与此同时，康有为也离京南下，发起成立上海强学会，创办上海《强学报》，虽然给沪上维新运动带来强大助力，但不久即遭封禁。这一时期，各派维新人士纷纷会集沪上活动，使上海很快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又一个中心。丙申（1896）七月，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公开主张维新，宣传变法。

在谭嗣同到达上海前，浏阳维新人士刘善涵首先到上海拜访了宋恕。谭嗣同于丙申二月中下旬（1896年4月），抵达了上海，并在走访位于公共租界北海路上的格致书院时，结识了宋恕，这是谭嗣同结识的第一位上海维新人士。此人并不简单，早在光绪十八年（1892），他就赴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易服更制，一切从西”，受到李鸿章的赏识，称其为“海内奇人”。同年，著《六斋卑议》，提出了以古文经学为基础的尊儒贬法的托古改制理论。对于宋恕，上海维新人士平日多以师友待之。谭嗣同每次到上海，都要拜访。宋恕对谭嗣同的评价极高，认为“维新之士真发于爱国至诚者，当世仅二人：一谭复生，一章太炎”。

格致书院是一个特殊的科学教育机构，其设施宏敞，内有书房、博物馆等，陈列着各种中西文格致书籍和科学仪器，任人阅览参观，著名的英国传教士、翻译家傅兰雅就在这里工作。维新人士也经常来这里阅览、购书和聚会，谭嗣同曾经在这里有过短暂的停留。

谭嗣同又一次走进了傅兰雅那座陈列着诸多古怪仪器的房间，又一次看见了计算器和那台能够穿透皮囊照见人骨头的“爱克斯光”照相。自从上次离开这里，他经常会想到这里。谭嗣同的眼睛放着奇异的光，那些古怪的器具唤起了他对新世界的欲望。傅兰雅看着眼前的年轻人，觉得有必要将西学神圣化，包括一些圣物，以及宗教思想。他说，西方已有一种新的仪器，能够测知人们的大脑活动，把他们正在思考的事物测绘出来，还能测知人们在熟睡时的梦境，并用这种仪器给人们制造梦境。傅兰雅继续说：随着西方“格致学”的发展，在千万年后，“大约人的身体会发生变化，星月必然可以互通往来”。

傅兰雅的此番言论，让生在21世纪的我们认为这是科学的预言。而在彼时，傅兰雅不过是在向一个落后国家的青年传授新知，但仔细想来，他又何尝不是在宣扬本民族的宗教思想。他声称，将来可以通过“格致”改变人的身体状态，让人的灵魂突破现实的禁锢，甚至摆脱人的身体而独立活动。此时，人的灵魂就可以飞升到星月空间。如此荒唐的言语，完全暴露了傅兰雅作为西方传教士的本性。他的目的达到了，因为谭嗣同相信他说的这番话，甚至对人的灵魂产生了无限的想象。谭嗣同在和傅兰雅的谈话中，还了解到国外有关矿产的信息。欧洲的安的摩尼（即锑）矿，已即将挖尽，所以英国各“创造局”都委托傅兰雅在上海大量收购矿石。这样的信息让谭嗣同听得怦然心动，他想到浏阳有着丰富的安的摩尼矿产资源，并且已经在逐步开采中。谭嗣同连忙和傅兰雅“面定办法”，他写信给当时在湖北的唐才常，要他转告刘善涵，尽快来上海与傅兰雅订立合同，作为“信据”，免得夜长梦多。

谭嗣同拜会完傅兰雅，又去寻访在上海筹设强学会的康有为。让他颇感遗憾的是，康有为已于去年十二月（1896年1月）回广州给母亲祝寿。谭嗣同没有见到让他神交已久的康有为，这个世界能够让他敬服之人寥寥无几，康有为算一个。没有见到这位具有匡时之志的大儒，让谭嗣同深以为憾。怀着满足且惆怅的心情，谭嗣同从上海到天津，他看到那里的机厂、轮船、船坞、铁路、火车、铁桥、电线、炮台等，他无比兴奋，也让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在这里主持洋务建设的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也曾经营过唐山煤矿和漠河金矿。

谭嗣同从西方世界的“格致”又回到大清国的现实中来，现实居然也给他带来了希望。他觉得李鸿章以前重视兴办洋务，也算是当世“人杰”，如今接替李鸿章职务的王文韶，远不及李，“敷衍尚不能了”，更谈不上有什么作为。但转念想到李鸿章“晚节不忠”，心头的悲凉与愤恨又交织在一起。

当谭嗣同走出热气腾腾、机器轰鸣的工厂，寒风裹挟着雨雪扑面而来，让他避之不及。走出天津外城时，他眼前看到的却是一幅幅苦寒至极的灾民图景。去年（光绪二十年），永定河决口，造成了很大的水灾。谭嗣同看到的灾民们在堤上架起一尺多高的栖身之所，用草席掩盖，远远望去像是木柜。数千灾民饿得“鹄面鸩形”，但他们能够保住一条命，已算是幸运的。很多人饿死在逃荒的路上，或是早就葬身鱼腹。永定河的水患如此严重，而执政者却仍不疏凿。他们试图利用水患之险，阻挡外国人的兵船，以此保卫京师。如此荒谬之举，这是拿民众的生存当儿戏。谭嗣同指责他们面对灾难“幸灾乐祸”，痛恨他们不惜牺牲民众的利益以保卫自身的利益。侵略者若是来犯，难道只会用轮船从永定河进发，而不能依靠车马来犯吗？

那一刻，他为自己生于仕宦之家而深感羞耻。灾民流离失所，而自己却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虽然人生来有命，家庭的变故也曾给他带来精神上的痛苦，但他从来没有尝过灾民之苦。他为自己坐视世人的痛苦，仍然悠闲自得地度过时光，感到愧疚。他在内心反复告诫自己，“誓拯同类，极于力所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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