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和他的时代(宗承灏)_第二章功名之途揉搓出几根侠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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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功名之途揉搓出几根侠骨（第1页）

第二章功名之途：揉搓出几根侠骨

谭嗣同出生两年后，其父谭继洵买下了宣武城南库堆胡同的一所房屋为宅邸。此宅原为谭继洵的座师刘崐（韫斋）故宅，老师以廉价转让于学生。至此，谭继洵任京官七年有余，终于在京城拥有了自家的房产。于是，谭嗣同随家人从烂缦胡同迁往后来被称为“浏阳会馆”的新居。浏阳会馆坐落于菜市口北半截胡同，是一所坐西朝东的大宅院。它由前后三个相连的跨院带一个小跨院组成，共有大小房屋四十余间。前院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院中有两棵长势繁茂的老槐树，树冠覆盖小院上空，花开之际，香气四溢。

进得浏阳会馆的月亮形大门，可以看见五间西房，这是会馆的正房，为谭家主人所住，正中三间就是后来谭嗣同所称的“莽苍苍斋”，两棵老槐树就位于正房门前的两旁。会馆的后院辟有后门，可通南半截胡同，后院中有一棵枣树，每到深秋，树上结满了通红的枣子，为小院增添了不少生活气息。浏阳会馆成了会聚浏阳籍在京人士的重要集会场所。从此浏阳人进京赶考、觐见及办事，时常在此停留居住，喝酒畅谈，暖意融融。谭嗣同就是在这所宅院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今日的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借谭嗣同故居的光，得以保留西面的院墙，原来胡同深处的四合院，现在成了一座突兀的临街房子，成为游人拍照留影的地标建筑。会馆外墙贴着暗红色的墙砖，看上去显得不伦不类。在时间的风流云转中，谭家的宅院不知换了几多主人，四合院里堆满了杂物，那个被谭嗣同称为“莽苍苍斋”的房间也在浮尘世嚣里破败不堪。莽苍苍，是个老旧的词，犹如时间生出的包浆。旧物莽苍苍，古木莽苍苍，天象莽苍苍，文章莽苍苍，莽苍苍也是谭嗣同的生命底色。

谭嗣同在浏阳会馆同两位兄长生活在一起。那是多年后，回忆起来的一场好梦。一觉醒来，活在少年。伯兄嗣贻比他大十余岁。在谭嗣同的记忆里，伯兄嗣贻不爱出门，即使出门也是独来独往，和两个弟弟在一起玩的时候不多。仲兄谭嗣襄比嗣同大九岁，是一个淘气顽劣的孩子，屋脊之上如履平地，旷野之上纵马驰骋。父母责骂鞭打，他却嬉笑以对。他虽然陶醉于自己的游戏世界，但读书也非常聪明颖悟。谭嗣同最喜欢和仲兄待在一起，谭嗣襄会经常带着嗣同策马奔腾，飞檐走壁，丛林探险，尽情享受着欢乐的童年时光。他们是兄弟，更是世上最亲密的玩伴，以及最好的倾听者。谭嗣同回忆说，五六岁时，谭家住在宣武门城南，那时他和仲兄均师从毕纯斋学习。北京的夏日炎热难耐，兄弟二人便在庭院里玩耍嬉戏，以打发枯燥的夏日时光。每次仲兄离去，形单影只的嗣同便会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

谭嗣同在浏阳会馆开始了他的启蒙学习，谭家办有私塾，先后请了毕纯斋、云南杨先生和大兴韩荪农等老师来给嗣同兄弟上课，私塾设在浏阳会馆内。待到八九岁时，谭嗣同和伯兄嗣贻、仲兄嗣襄读书于北京宣武城南，塾师是韩荪农。他后来回忆起：（宣武）城南，地绝萧旷，巷无居人，屋二三椽，精洁乏纤尘。后临荒野，南下洼。在那个与市井喧嚣隔绝之地，谭嗣同与他的哥哥在此学习。树荫繁密，窗影幢幢，书影也幢幢。偶然有蜻蜓、蝴蝶，或者叫不上名字的飞虫落于案头，伸手欲捉，振翅而去，让人一阵痴茫。

南下洼原本是八旗校场，地处现今的北京南站以北。在北京工作期间，有段时间，我经常从南站接人路过此地。每次经过，总会匆匆一瞥。谭嗣同活在时间中，也活在空间中。以老北京城论，这里算是城外，如今这里却是寸土寸金。经过那里，已经领略不到谭嗣同所说“雉堞隐然高下，不绝如带，又如去雁横列，霏微天末”的景致——早已物非人也非，一叹。还是回到谭嗣同的南下洼，况味也像床边那一册《莽苍苍斋诗》，有无上清凉。广袤数十里的荒野，坟墓累累，白骨纵横。地上还摆放着一些没有掩埋的灵柩，经过风吹雨打，棺木已日渐腐朽而露出窟窿。荒野里蔓草芊芊，白杨挺立，一片萧索凄寒的景象。每天晚上，谭嗣同在窗下读书，窗外夜风簌簌，拼命抽打着旷野里的林木，间杂着鸟兽的啼鸣，混合成令人恐惧的鬼哭狼嚎，年幼的谭嗣同不禁毛骨悚然。彼时，他便会跑到两个哥哥的身边，寻求抚慰。

每当清明时节，宣武城南成了人们凭吊先人的地方。在谭嗣同幼小的心灵深处，那个平日里的幽静之所，呈现出人世间另一幅凄然惨绝的画面：哭声响彻旷野，纸灰时时飞入庭院。孝子贤孙带着鸡酒饭食来此祭拜先人，但见板车上蒙着白布，纸钱挂满树枝。男人和女人身着白衣，头顶素冠，伏地哭祭。他们越哭越伤心，良久乃去。眼见得有少妇领着幼子，伏地哭不起，便知这人间又添了一座新坟。若是遇上道士超度亡魂，又是一番排场：“真宗徽宗唐太宗，到头不免一场空。秦王楚王及汉王，终抛白骨到黄土。顺风观世耳，世事永扬长。山中只有千年树，世上难逢百岁人。”

年幼的谭嗣同，虽然不解生死玄机，但长期置身于“少人而多鬼”的环境中，难免心情沉郁，无惧生死。连他自己也说，和两位哥哥在良辰美景处玩耍乃人间喜乐事，但每次见到哭丧扫墓的景象，又会心生悲凉。无法想象：八岁的孩童，坐在荒冢毗邻、纸灰寥落的书院里读到“日暮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是何等狐气鬼气弥漫的画面。谭嗣同哽咽不能成诵。塾师惊问其故，他又不知从何说起。在世人看来，深不可解的忧愁，早就降临在多愁善感的小嗣同身上。他的思想超过了同龄人，变得深沉，变得敏感，这让他在很多方面与一般的孩子不同。

谭嗣同的启蒙老师是毕纯斋，湖南长沙的举人，因屡考进士不第，乃捐资为员外郎。他曾在户部任职，是谭继洵的朋友。此人学识渊博，兴趣广泛，主张多读有用之书。所谓有用之书，并不限于功名之学，而是知识的实用主义。他并不拘泥于八股，还给谭嗣同兄弟讲解勾股算法。他经常登临高原，勘察地形，爱好观测天象；平日还喜欢泼墨山水竹石，笔下气象不凡。毕纯斋教嗣同识字，讲解四声（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并教其属对（字、词、句的对偶技巧）。谭嗣同幼时已显露过人的禀赋，他“五岁受书，即审四声，能属对”。“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练习属对是学童的必修课，是撰写诗词骈文的根基。

毕纯斋返回湖南后，谭家又先后延请了云南杨先生和大兴韩荪农先生来私塾授课。教授内容也由启蒙读物改为《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些教程是当时私塾的通用教材，也是学作八股文应付科举考试的基础。在父亲和塾师的严厉监督之下，谭嗣同兄弟夜以继日地诵读。南下洼有不少名胜古迹，周边有龙泉寺、龙爪槐、陶然亭，那里风景秀丽，建筑古朴，吸引着不少游人。谭嗣同在读书感到疲乏时，央求两个哥哥领着他去游玩。他们兴尽而归，又继续捧起书，高声诵读，读到声嘶力竭才停下。两个哥哥在旁边凝神构思，训练八股文，他静静地坐着写字，或联缀对偶句。每天的读书生活，周而复始，繁重而又枯燥。兄弟形影相对，度过了许多百无聊赖的寂寞时光。

因谭继洵功名高悬，北京浏阳会馆因而成为浏阳籍文人学士的荟萃之地。每逢京考前后，来自浏阳的学子们在此共聚一堂，促膝论文，畅想美好前程。旧时文人的背影并未走远，他们亦步亦趋。暮雨青衫，西风流年，尘世所求无非“稳妥”二字。世间的稳妥，从来不是稳求稳妥的。往来于此间的，不乏后来的知名人士，如刘人熙、欧阳中鹄、涂启先等浏阳学者。谭嗣同在这里与他们初次见面。由于当时年纪小，谭嗣同并没给他们留下多少印象。反倒是两位接近成年的哥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涂启先回忆说“泗生（嗣襄）伯仲皆吾浏后来之秀”，“泗生（嗣襄）长兄癸生（嗣贻）恂恂儒雅，多究心当世事”。

宣武城南的童年时光很快就翻篇了，事后回忆起来，让人觉得那只是午间小憩，醒来后，懵懵懂懂有些恍惚，起身撒了泡尿，睡意不再，时间也倏然而逝。在城南的书院中走动，看见一个个人影晃动的窗格。记忆里，塾师携一卷破书，带着微醺的醉意，脚步踉跄，青色长袍上补了许多补丁，潦草得像末世秀才的诗文。“明明城南，如何云忘？城南明明，千里恻怆！”那真是一段美好而又令人痛楚的回忆，谭嗣同用一生将其珍藏于心底。

谭嗣同十岁时（同治十三年，1874年），遇到了他生命中最为信任的老师欧阳中鹄。人与人，从来都是机缘造化，志趣性情不一，即使有缘相识，也是风貌迥异。这一年，欧阳中鹄来到北京。因其父和谭继洵是好友，便去拜访谭继洵，谭很是高兴，将其留于家中居住。七月间，欧阳中鹄在朝廷考授内阁中书。谭继洵很是看重，便邀请他来府上教嗣襄、嗣同读书。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故乡事，便是浏阳事。浏阳士子所谓的浏阳事，不过是纸上的江山、思想的疆域。浏阳思想界在十九世纪晚期仍有朱学与王学之分（即朱子学说和王夫之学说）。早在乾嘉之际，汉学已压倒宋学，煌煌然如日中天。然而日至中天，接踵而来的总是西坠之势。后来使汉学裂为两爿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也从这时候开始。透过浏阳学风，可知宋明理学仍是构成谭嗣同思想背景的重要一环。在谭嗣同的几任老师中，欧阳中鹄任教最久，对他的影响也最大。欧阳中鹄，字品三，号节吾，又号瓣姜，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谭嗣同对欧阳中鹄极为敬重，用欧阳中鹄的话说，学生谭嗣同敬他“如子之敬父”。欧阳中鹄平生为学最推崇王船山，其号有“王夫之崇拜者”之意。欧阳中鹄自号“瓣姜”，“瓣”指庙中烧香一事，“姜”则指王夫之号“姜斋”。船山者，湖南衡阳人。让我们将时间回拨到崇祯十五年（1642），王船山在那一年乡试中举，正准备来年上京会试，中进士，入翰林。谁知一觉醒来，天崩地解，日摇月坠。李自成、张献忠从陕西揭竿而起，迅速席卷大半个中国。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七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随后，满清入关，清世祖福临在北京即位，建元顺治。

时任岳麓书院山长、船山的老师吴道行选择了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不食而卒。先生之死如利刃剖心，船山悲恸至极，愤然写下《落花诗》：歌亦无声哭亦狂，魂兮毋北夏飞霜。蛛丝迹迷千目，燕啄香消冷一房。无声哽咽，长歌当哭，王船山不仅是在惋惜一个破碎的时代，祭奠一个覆灭的王朝，更是在哀悼一种沦丧的文化。他潜回衡阳，筑起湘西草堂，隐居下来。故国余魂，残灯绝笔，他在石船山下以“顽石”自居，埋首书卷。用四十年时间，留下皇皇巨著《船山全书》，可谓穷极宇宙，包罗万象，天人古今，无所不涉。因为有幸没有湮灭，好文章兀自勾魂摄魄，才会影响一代代人。梁启超说：“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之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从魏源到陶澍、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彭玉麟……他们无不从船山学说中直接或间接获取启迪。

欧阳中鹄经常伏案夜读船山学说，只读得惊心动魄，如芒刺在背，不敢不有所忌惮。他认为王船山在儒家诸子中，“沐日浴月，紫阳外，止此一人”。欧阳中鹄最为看重王船山的《俟解》一书，认为其深切透彻，识见脱俗。学术上，欧阳中鹄反对门户之见，主张广采博取。他不满汉、宋学将天下士子导向门户之争，以致党同伐异。而在文学上，欧阳中鹄反对“以文求文”和“以诗求诗”，并对当时的桐城文派提出批评。他对儒家“诗教”之说并不苟同，认为温柔敦厚并不是诗文的全部特质，言由心生，诗也应由心生。由其诗文窥见其怀抱：“登高望中原，滔滔将何之。吾道命千载，生当履霜时。盛衰有定理，生前悟来兹。天运苟无变，何为阴阳疑。一醉解百忧，尊酒惟自持。”

欧阳中鹄于同光年间，目睹家国之变，见识世道之殇，内心充满了爱国忧世之情。在他看来，唯有读经重礼，学以致用，才能挽回颓世人心，澄清天下污浊。他虽有志于世，抱负不凡，但会试屡试不中，仕途坎坷，大半生是在授徒和幕僚生活中度过。他与各省官绅有不少交往，师友的揄扬相传，使其在部分官僚和士大夫中声名鹊起。虽然身处艰难困顿，但他并不气馁，寄希望于诸位弟子。谭嗣同是欧阳中鹄最看重的弟子之一，师生二人一直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关系。谭嗣同身上的爱国情怀、民族大义、社会责任、仁爱之心，都少不了欧阳中鹄为其打下的底色。

刘人熙是谭嗣同几位老师中最具影响力的，但此为后话。待到辛亥革命后，刘人熙将在湖南的政治、教育领域扮演重要角色。欧阳中鹄与刘人熙的关系密切，彼此之间不仅以君子相待，互相推崇，而且结为儿女亲家。刘人熙曾说，他的学问是从艰难辛苦中得来，不如舍人（欧阳中鹄）天资高朗。谭嗣同二十四岁投学刘人熙，刘人熙已高中进士，他还曾以湖南乡试第一而闻名。欧阳中鹄离京返湘后，仍与在京师的刘人熙保持密切联系。此后，刘人熙讲学于京师，欧阳中鹄讲学于湘中，一北一南，遥相呼应。

欧阳中鹄与刘人熙都信奉程朱理学，推崇王船山，服膺儒家伦理，关注世道人心。但欧阳中鹄反对门户之见，思想开明宏阔，主张经世致用；刘人熙则严守儒家道统，排斥一切异端，拒人于千里之外。他们都注重实践，但刘人熙要的是修身自治，个人道德践履；而欧阳中鹄则强调要将思想主张实施于社会，付诸政治实践。在友人和弟子的眼中，他们期望欧阳中鹄能够成为曾国藩和胡林翼那样的官场实干家；而对刘人熙，则以康熙朝理学名臣陆清献、汤文正相期许。

谭继洵与刘人熙的关系略有波折。他们是三十年的故交旧友，平时以礼相待。谭继洵赴任甘肃之后，与在京师任职的刘人熙始终保持联系。虽相隔千里，仍经常致函问候，逢年过节馈赠炭敬，以示尊重。光绪十六年（1890），谭继洵就任湖北巡抚后，身处河南的刘人熙致函谭氏表示祝贺，并用自己的亲历，告诉他湖北征收厘金税的危害，让他革旧布新。谭继洵收到信后，大怒道：“他（刘人熙）教训我，我何用他教训！”

刘人熙好心好意，却碰了一鼻子灰，不禁失望道：“今后知此人不可与言也，吾失言矣。”尽管如此，刘人熙对谭嗣同的影响还是深远的。谭嗣同在作《仁学》之前的作品中，其论调几乎与刘人熙如出一辙。马驰率风，风跟随马，马带着风。马如此，风如此，人如此，文章亦如此。在论述相同问题时，谭嗣同经常借鉴刘人熙的词句，可见受影响之深。不同的是，刘人熙将中国传统文化看得高于西方近代文明，认为中国在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等方面都比西方优越，而谭嗣同能够承认西方科学技术先进及其在现实中的作用。他们都欣赏王夫之著作，但各有偏好，侧重不同。

谭嗣同还有一个老师涂启先，太平天国之乱初期，涂启先因组织十村乡勇抵抗而名噪一时，称誉乡里。其一生，大半时间在家乡办理团务。四十岁考取略低于举人的优贡生功名，获得进京参加殿试的资格。虽然未能获得知县职位，但被录取为最高学府“八旗官学”汉教习，拥有从七品官衔。涂启先却以“老母多病，需回家尽孝”为托辞，返回浏阳。人要实现抱负，就像是胸中蕴藏着一股奇特的气息，不为外人所解。涂启先一心要以科举正考入试，怎奈时运不济，屡考屡败。心灰意冷之下，决意不再参加科考。随后，他开馆收徒，或辗转于浏阳南台书院、长沙城南书院、岳麓书院等处任教。他和欧阳中鹄、刘人熙合称浏阳三先生，而谭嗣同先后师从三先生，成就一段儒林佳话。浏阳士人是谭嗣同接触的第一个文人群体，也是历史赋予他的第一笔精神财富。而如何吸收、消化，也是他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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