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和他的时代(宗承灏)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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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年（1876）春天，京城陷入一种死寂，那是让人濒临死亡的幽寂。空气中一丝风也没有，地上的每个人都浑身流汗，感觉全身成千上万的毛孔都张大嘴巴，拼命地呼吸，每一张嘴巴，都流出有毒的黏稠汁液。一夜之间，一种叫作“喉风”的传染病，恶风似的刮遍京城的犄角旮旯。因缺乏医学知识和有效药物，疫情如虎狼隳突，四处撕咬，有人死去，有人生不如死，全城谈疫色变。在谭嗣同的记忆里，因此病死亡者众多，每日出城的棺材使城门的交通为之阻绝。当时北京城内每年都有恶性传染病出现，只不过没有大规模流行，所以史书不载。凡是记载下来的，都是波及面较大、后果严重的瘟疫。这场瘟疫对于谭嗣同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写这段文字时，正值2020年的春天。是春天吗？我不敢确定。楼下小区的花开了，一簇簇开得让人心惊。春节以来，我就没出过小区的门，一场名唤新冠的疫情将我困于家中。坐久了起来活动，数着从卧室到客厅八步，从客厅到卧室八步。走多了，让人心浮气躁。从每个晨昏颠倒中醒来，下意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关注疫情数据的变化。手机不敢拿久，各种信息让人如临深渊。除了恐惧，还是恐惧，人的其他情绪能力突然都失灵了。事到临头才发现，我可真是个惜命的人啊！还好文字可以修改，使它事后看上去呈现出一种虚假的太平。可见文字比人心更不可靠。纵观历史，人类文明总是与瘟疫相伴而行。疫病，从来就是人类的天敌。它掀起的灾难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人性的光辉，也照见它的丑陋。

谭嗣同事后也写：光绪纪元二年春，京师疠疫起，暴死喉风者，衡宇相望。城门出丧，或梗塞不通。瘟疫暴发不久，已经嫁作唐家妇的谭嗣淑染上了“喉风”，病情很快恶化。唐家人害怕被她传染上，不敢近前照看。徐夫人闻讯，爱女心切的她立刻带着大儿子谭嗣贻由通州进京照料。本来“喉风”是白喉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是由病者飞沫或别人跟他直接接触而传染的，应该进行隔离治疗。可是徐夫人和谭嗣贻等却缺乏这种卫生知识，恐怖的瘟疫也没有放过这个善良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徐夫人与长子谭嗣贻也相继病倒。

几日之内，徐夫人和她的两个孩子相继离开人世。

一月二十九日，年仅二十二岁的谭嗣淑病亡；

二月一日，徐氏病故，终年四十八岁；

二月二日，年仅二十三岁的谭嗣贻也病亡。

虽说人生枯荣，是常事也是大道，但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至亲之人的离去。真个是“五日三丧”，谭家陷入绝望之境。对于尚未成年的谭嗣同来说，亲人的相继死亡成为横亘于他心头的阴影。然而，灾难向来欺负人，它从不怜悯人。十二岁的谭嗣同也病倒了，气息奄奄，生死难料。一波未平一波再起，家里又出现了天花，嗣也撒手人寰。谭继洵本人和全家其他人也都患病或身体不适，人人自危，如陷命运的深渊。

谭继洵在写给兄长继升的信中用绝望的语气哀叹：“此时弟病，颇觉自恐，又传赞（嗣贻之子）、嗣嘉、嗣，均出麻疹；少奶奶、第二妾、嗣彭（即嗣襄），体均不适，此刻诸事，无人料理……弟此时苦况，不可言！不可言！”谭继洵自觉活不下去，他忧虑的是，自己死后，家也就跟着散了。徐夫人不在了，两个小妾又向来不和，将来恐怕难以共处。在这种心情驱使下，谭继洵甚至为自己拟好了一份遗嘱，并将后事托付于长兄谭继升。谭继洵还将家产做了分割：田产银钱，作四股均分：传赞一股，归少奶奶（嗣贻之妻黎氏）承管；嗣彭一股，伊自承管；嗣同……亦分一股，归大姨太（卢氏）承管。他甚至为两位年轻的姨太太想好了退路，愿守则守，愿嫁则嫁。不愿守节者，帮她寻好人家嫁了，不可索聘赀，其衣服首饰，均令其带往，每人再各给陪嫁礼金五百两。谭继洵也算是个情长之人，由此可见，他对两个小妾有着发自内心的宠爱。

谭嗣同的病情极为凶险，死神游荡于头顶上方三尺，几欲落下。谭继洵开始张罗为谭嗣同立从子。还没结婚，不能绝后。由于害怕传染，谭继洵带领全家在通州另外赁屋居住，谭嗣同处于半隔离状态，只留下卢氏在坐粮厅衙署照看。据说卢氏生怕传染到自己，对病入膏肓的谭嗣同不闻不问。“喉风”肆虐之下，丈夫尚且不敢靠近发妻，卢氏作为庶母，不愿近前照顾染病的谭嗣同，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世事不堪，使得人间的真情也打了折扣，更何况那些本就不牢靠的感情。

谭嗣同独自躺在床上，三天三夜昏迷不醒，滴水不进，在死亡的边缘徘徊。所有人都断定他万无生存之希望，没想到这个十二岁的浏阳少年竟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他在那个苦寒无比的春天苏醒过来，如草木再生、燕雀北归，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很多年后，那个睁眼醒来的早晨历历在目，让当事人感念不已。

谭嗣同苏醒过来，面对母亲和兄长、姐姐的离世，他悲恸万分。光影纷乱，时空不在，肉身被一股寂灭环绕，是大悲苦，是大哀愁。睹物思人，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母亲不在的家，已算不得真正的家。陪伴在谭嗣同身边的是他的老师、浏阳学者欧阳中鹄，为他熬药喂汤，纾解情绪，让他的身体慢慢康复。谭嗣同自一月下旬开始发病，直至四月中旬还无法起床，可见病情之严重。关于这场灾难，谭继洵写道：“幸嗣同于万死之中，幸获一生。”他对嗣同奇迹般复活感到兴奋，也感到意外。死而复生，人岂有两条命乎？不，应该是生而复生，这孩子将来或许能有一番作为，谭继洵沉浸于对儿子未来的美好想象中。为此，他给谭嗣同起了一个表字，叫作“复生”。

对于生而复生的谭嗣同来说，真正的人生悲剧才刚刚开启帷幕。那日，我读刘亮程的小说《本巴》。那里每个人都二十五岁，没有衰老没有死亡。大人在游戏中变成孩子，最终回到母腹。于是，想到谭嗣同。他的生而复生，他的早逝，都像是活在江格尔的本巴地区。可现在，他的母亲死了，他又该回到哪里？

徐夫人过世后，谭继洵虽碍于封建礼教，没有将卢氏扶为正室，但赋予其处理家务、照管嗣同兄弟的责任，卢氏取代了徐夫人在家中的地位。待到谭嗣同从死亡的边缘苏醒过来，环顾四周，发现家中已不复往日温情。朝夕之间，自己在这个世上失去了三位至亲之人：母亲、大哥和二姐。母亲的位置由卢氏取而代之，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在她的管制之下，看她的眼色行事。谭嗣同在自家的屋檐下失去了精神庇护，这种突如其来的伤害将伴随他的一生。

死亡之神在谭嗣同心灵上投下的阴影，让年少的他体验到了命运残酷的一面。时隔六年，当他从京城回到浏阳老家，仍悲痛难抑地写下“谁知骨肉半人鬼，惟有乱山终古青”的沉郁之句。当时空转场，所有真实发生过的情感会加倍附着于人心。痛者恒痛，快者恒快，时间堵住了所有可能打开的出口。母亲徐夫人的早逝，将谭嗣同推向了早年人生的至暗时刻。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在童年时遭受的精神创伤就像命运烙下的胎记，一生都难以洗去。谭嗣同在自述中记录那段岁月：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他说，他心底的忧患，不知该向谁倾诉，它像烈火，不停地焚烧他的心。

谭嗣同年纪虽小，却是一个横逆不顺的孩子，愤愤之情，常形于色，毫不修饰与遮掩。大多数人看来能够忍受之事，他都无法容忍，经常将心中的愤懑表露于外，包括对卢氏的不满。这种不满更多来自母亲在世时，正室与妾室的家庭矛盾。谭嗣同与继母卢氏的关系也接续了这一矛盾，使得他们的关系更加恶化。

人性总是多面的，在趋利避害的情况下，蛰伏在人性中的恶力会异军突起。卢氏见无法压服嗣同，往往会哭着求助于谭继洵。在封建礼法下，卢氏毕竟是继母，而谭嗣同的横逆不顺则有些不近情理。其结果必然导致“复生失欢于敬帅”，父子关系迅速恶化。谭嗣洵当面训斥嗣同，嗣同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他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自己在这个家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这一切，被他身边的老师欧阳中鹄看在眼里，但一个外人无力改变这一境况。

人生实苦，咫尺万状。谭嗣同的境遇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个案，而是封建制度下发生的一幕家庭悲剧，带有普遍性。谭继洵、卢氏和谭嗣同，都是悲剧世界里的悲剧人物。至于这场悲剧的细枝末节，已经被一层层的文字和情绪覆盖，难以见识真面目。

对于谭嗣同来说，家庭的温暖随着母亲的过世而散去。他剩下的少年时光，都将在这种令人痛苦的环境中度过。谭嗣同体验到了世俗生活的冷酷一面，也让他对家庭之间的情感生活产生凄苦的感受。这种感受，谭嗣同很少在其他作品中直接表现，却在他二十四岁时所写的《三鸳鸯篇》中有着肆意的流露：

辘轳鸣，秋风晚，寒日荒荒下秋苑。辘轳鸣，井水寒，三更络纬啼井栏。鸳鸯憔悴不成双，两雌一雄鸣锵锵。哀鸣声何长，飞飞入银塘。银塘浅，翠带结。塘水枯，带不绝。愁魂夜啸缺月低，惊起城头乌磔磔。城头乌，朝朝饮水鸳鸯湖。曾见莲底鸳鸯日来往，忘却罗敷犹有夫。夫怒啄雄，雄去何栖，翩然归来，闭此幽闺。幽闺匿迹那可久，花里秦宫君知否？不如万古一丘，长偕三白首。幽闺人去灯光寂，照见罗帏泪痕湿。同穴居然愿不虚，岁岁春风土花碧。并蒂不必莲，连理不必木。莲可折，木可劚，痴骨千年同一束。

夜深露重，一轮被秋风洗白的残月悬于中天。往事如云，只觉得母亲弃世而去，是因为父亲的薄情寡义。谭嗣同显然是在影射父母情感生活的遗憾，因妾室的介入而成了一幕悲剧。他多么希望这个悲剧能够在现实里得到弥补，但不幸母亲含恨早逝。希望变成了幻想，他只能幻想母亲幸福地长眠地下。人来到世间，最初的收获来自母亲，最初的源头也是来自母亲。人无论如何，也要回到母亲那里。如果不能回到母亲那里，就无法回到天地大道那里。

自己的最初在哪里？母亲生养他，却无法与他坐在这里对话。每念及此，谭嗣同的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水远山长，音书难寄，本该是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最后却变成了不堪回首的噩梦。少年时留下的精神创伤，往往对人的性格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人的性格有一套破解的密码，打开它的那把钥匙，一定藏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某个抽屉里。旧时大家庭中，类似谭嗣同经历的少年极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完成精神上的自我救赎。“并蒂不必莲，连理不必木”，“痴骨千年同一束”，这样的句子读来，令人寂寥情伤。

谭嗣同后来在其《仁学·自叙》里提及他的家庭：他从少年到壮年，“遍遭纲伦之厄”，尝够了纲常伦理带来的诸般痛苦，不是活人能够忍受的，好几次差点死去。这段痛苦的经历让他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他更加轻视自己的生命，认为人空有一副躯壳，除了利人之外根本不值得珍惜。很多时候我们认知世界，洞悉人性，往往都是从自身出发。幸好，他有远大的志向，愿意为之奋斗与牺牲。

生忙忙，死茫茫，家庭生活的巨大变故给谭嗣同带来的伤害是铭心刻骨的。人去灯寂，秋凉水寒，泼染了他性格中的悲怆之色。小小年纪，陡然生出与年龄不符的忧患。春风秋雨，幽鸟啼霜，深沉的忧苦不时袭来，让小嗣同痛彻心扉。“夫忧伤之中人，有飘忽冲荡，缠沈盘蛰，挟山岳之势，挈烈风雷雨之暴，举血气心知所能胜以干事者，猝不能当其一击。”后来谭嗣同的诗文中出现的悲苦之音，大多与此经历有关。

但谭嗣同并没有在精神痛苦中做一个彻头彻尾的迷失者，生活的突然变故反而激起了他的抗争意识，并转化为性格中坚硬的部分。同时，他感受到来自封建礼教的束缚与捆绑，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怀疑和反抗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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