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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1章 兄弟阋墙（第2页）

而他，关东军的精锐师团，大日本帝国的王牌，打了十几年，打出一个——衣食父母。

板垣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在窗台上磕了磕。烟灰落在窗台上，碎成一撮细末。他的手指微微有些颤，不是害怕，是那种被人抽走了所有力气之后、连愤怒都提不起来的疲软。

他闭上眼。黑暗中，楚中天的那张脸慢慢浮现出来——不是愤怒，不是挑衅，不是战场上那种你死我活的狰狞。是笑。一种不紧不慢的、知道你拿他没办法的笑。那种笑他看了一辈子，从哈尔滨看到苏美洋城下，从城下看到现在。他以为他总有一天会把那张脸撕碎。但现在，那张脸嵌在关东军的补给清单里，嵌在军部的采购合同里，嵌在每一个被贴上“美国企业”标签的火车皮上。他撕不掉，碰不得，连想都不敢多想。

他在窗前站了很久。久到烟烧到了手指，烫得他猛地一缩，把烟头甩在地上。烟头滚到墙角，在灰白色的地面上留下一道焦痕。

他没有再去点烟。他回到办公桌前，拿起那份报告，又放下了。窗外，哈尔滨的灯火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但照不亮他脸上那片阴影。

伦敦，圣詹姆斯街，某家私人俱乐部的吸烟室。

深棕色的牛皮沙，柚木护墙板，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松木的油脂在火焰里噼啪作响。壁炉台上方挂着一幅油画，画的是威尼斯的运河，画框是镀金的，年代久远，金边已经有些暗。

亨利·福布斯三世靠在沙里，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他是福布斯家族这一代的主理人，福布斯杂志的掌门人——但这不重要，此刻他代表的是英国本土资本与黑水在欧洲利益对接的那条线。他杯里的威士忌是麦卡伦，十八年，没加冰，没加水。这酒在伦敦任何一家高级俱乐部都能喝到，但他今天觉得味道格外醇厚——也许是心情好，也许是雪茄配得好。

他面前的茶几上摊着几份文件，最上面那份是苏美洋食品的分销合同，底下是几份附属协议，加起来厚厚一沓。他今晚刚签的，签了五年。五年，足够他把苏美洋的罐头铺满整个欧洲大陆——从伦敦到巴黎，从柏林到罗马，从马德里到斯德哥尔摩，每一座有肉食需求的城市，都会有一批印着“苏美洋”字样的货柜靠岸。那些货柜里装的不是廉价的午餐肉，是正经的草原牛羊肉，品质稳定，供应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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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坐在对面的查尔斯·艾略特爵士把威士忌杯在掌心转了转。他是老殖民地官员出身，退休后在好几家矿业公司挂名董事，但这两年矿业的行情不好，反倒是农产品贸易异军突起，他在这上面赚得比过去五年加起来还多。

“跟在黑水后面，有肉吃。”亨利把这句话从嘴边摘下来，放进空气里，让它在雪茄的青烟里酵了一会儿。

查尔斯爵士想了想，摇了摇头。

“不对。应该是——跟在黑水后面，让别人没肉吃。”

吸烟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笑声。几个人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端起酒杯互相碰了一下。玻璃相撞的声音清脆而短促，像一个休止符，把那段关于“别人没肉吃”的话题轻轻截断了。

没人再提苏联。没人需要提。苏联的市场已经死了——不是死在战场上，是死在账本上，死在那些永远补不齐的供应链缺口里，死在那些被黑水抽空了的原料产地之间。欧洲的资本是嗅着血腥味来的鲨鱼，哪里有肉就往哪里游。黑水给他们指了一个方向，他们就跟着游，不需要问为什么。

华尔街那边，就没有这么从容了。

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私人会所，顶层。落地窗外，曼哈顿的天际线在夜色里像一把插进天空的刀子，密密麻麻，锋利而冰冷。

詹姆斯·斯蒂尔曼靠在窗边的皮椅上，面前摆着一份报告。他是斯蒂尔曼家族这一代的核心人物，国家城市银行的董事会成员，华尔街最老牌的金融家族之一。他从欧洲回来没多久，脸上的疲惫还没褪干净，眼底的青黑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明显。

“所以，”他开口，声音不大，像是在跟自己确认，“黑水主动让出了一条线。让给我们。”

坐在他对面的是托马斯·拉蒙特，另一家财团的合伙人，也是华尔街最有分量的几个操盘手之一。托马斯点了点头，手里的雪茄在烟灰缸边沿磕了一下。“约瑟夫·格鲁在日本那边牵的线，黑水供货，我们做中间商。日本人要货，我们加价，黑水不插手。利润——我们拿大头。”

办公室里的烟草味很重。檀木雪茄盒打开的盖子还竖着，几支蒙特克里斯托还没有被从盒里取走，静静地躺在深色的木质内衬里，像等待检阅的士兵。

斯蒂尔曼沉默了很久。他在想一件事——黑水为什么要拉他们一把？在美国国内，黑水会议把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锤得鼻青脸肿，从罗斯福上台到现在，没消停过一天。怎么到了远东，反倒主动递过来一根绳子？

“黑水在欧洲的盘子铺得太大了，”托马斯把雪茄叼在嘴里，烟雾从他的嘴角慢慢溢出来，“远东那边，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出海口。华尔街在日本的贸易渠道，他们用得上。”

斯蒂尔曼点了点头。这个理由他接受，但不完全信。不过他不打算深究。生意就是生意，搞清楚“为什么”是记者的工作，搞清楚“赚多少”才是银行家的工作。他重新低头看那份报告，目光在“现款现结”那四个字上停了一下，然后翻过这一页。

窗外，曼哈顿的灯火通明。没有人知道，在遥远的莫斯科，另一个办公室里，灯光也是亮着的。

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

约瑟夫·斯大林站在窗前，手里夹着一支没点的烟。窗外是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墙外是莫斯科灰蒙蒙的天。十月了，天已经凉了，窗户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水汽，把红墙的轮廓模糊成一片暗红色的影子。

他已经在窗前站了很久。身后的办公桌上摊着几份文件，最上面那份是外交人民委员部刚送来的报告，标题很长，翻译过来大概是《关于当前国际形势下美资在华资产处置方案的建议》。他看了两遍，没有批示。

他在想的事，文件上没有写。

那些工厂——钢铁厂、机械厂、化工厂、电设备厂——是他当年亲自拍板允许外资进来建的。引进技术，引进设备，引进管理经验，用资本主义的砖，砌社会主义的墙。现在墙还没砌完，砖的主人要撤了。不是撤资，是断供——设备不供了，原料不供了，技师全部撤走了。留在苏联境内的，是一堆崭新的空壳厂房，和一群连操作手册都看不懂的工人。

他知道华尔街在苏联有资产。那些工厂名义上是外资，实际上是苏联的技术命脉——精密机床、化工生产线、电设备、军工配件，每一样都是从欧洲和美国用黄金换回来的。现在黄金花了，生产线停了。华尔街是华尔街，黑水是黑水，切断供应的是黑水，但华尔街的资产还留在苏联境内。这是一个漏洞。一个他可以用、也必须用的漏洞。

他在窗前站了很久。久到身后的壁炉里，柴火从旺烧到弱，从弱烧到只剩一截暗红色的炭。他转过身，走到办公桌前，拿起那支笔。笔是普通的钢笔，墨水是蓝色的。他签了一个名字，然后把笔搁下，走出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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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回头看那份文件。文件上的字会被打印、复印、分、归档，最后锁进某个档案柜里，很久很久不会再有人翻开。但那些工厂——那些还没来得及撤走的设备，那些还没来得及拆的生产线——它们会留下来。以另一种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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