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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章 迟暮上（第2页）

到了1939年，很多和他同样年龄的孩子都被强制送往了战场，他和神殿中的其他祭司由于身为神职人员免受征召，才得以逃过一劫。

他看着神殿院墙之外那些被卡车拉走，也许再也回不来的同龄人，第一次感受到“特殊”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一种沉甸甸的割裂感。

到了1945年，19岁的孙君然再也无法忍受总理的残酷暴行。

赫连宁霜曾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是安华的福星”，那份看似视若己出的关怀，在他眼中不过是精心计算的权术——用一个“神化”的少年去安抚惶恐的民心，用宗教的外衣去包裹战争的獠牙。

并且，现在的局势之下，赫连宁霜的“神言论”已经趋进于支离破碎，这也让孙君然深刻地意识到，现在的自己坚决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反抗的念头，如野草般在心底疯长——他要的不是颠覆谁的统治，而是夺回那个被“神格”剥夺的丶属于“孙君然”的人生。

他从来不是静嘉玉瑾那样胸怀家国的理想主义者，也没有明月诚“为人民而战”的宏大抱负。

他的觉悟里没有“民族解放”的壮阔，只有“自我救赎”的执拗。

有人说他是极端的自我主义者，可他的“自我”里没有丝毫利己的贪婪——他不在乎权力，不贪图财富，只想要一个普通人最基本的权利：按自己的意志活着。

因此，他领导人民进行奋起反抗时，也并不是为了什麽和平与幸福，他只是想让每一个人都能主率自己的命运，拥有自己的人生。

这样的出发点，或许带着少年人的理想与单纯，却在安华国这片被“净化主义”异化的土地上，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1945年4月19日，孙君然领导着长宁城中为数不多的百姓进行了反对总理统治的抵抗运动。

人民渴望和平，君然渴望独立，他们都不愿在这样的时局之中一直茍且下去了。

“我们的人生，应当属于我们自己，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

虽然城中的百姓已经寥寥无几，且大多数都是些老弱病残和从陵山国撤回的失意而颓废的士兵，但当反抗的意志变得足够强烈时，人民的信念也会变得异常的坚定。

他们或许握不动步枪，却能用石块砸碎总督府的窗户，他们也许喊不出激昂的口号，却能用沉默的罢工瘫痪反动政府的後勤。

在绝境中迸发出的力量，从来不能简单的用体格去衡量。

当孙君然站在废墟上，手中挥舞着旗帜，高声喊出“我们的人生该属于自己”时，这些被战争碾碎了生活的人，忽然从彼此眼中看到了久违的光芒——那是被“净化主义”压制已久的求生欲，是被强权剥夺殆尽的尊严感。

所谓“高山深海”，在这样的信念面前，不过是纸糊的障碍：翻不过去，便踏成平地；跨不过去，便填成通途。

“此爱翻山海，山海亦可平。”这就是人民的力量。

1945年4月23日，这场由一个少年点燃的反抗之火，终于烧到了安华国的权力核心。

赫连宁霜坐在空荡寂静的国会大厦里，听着窗外传来的此起彼伏的呼喊声，第一次尝到了“民心尽失”的滋味。

他在退位协定上签下名字的手在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不甘——他到最後也不明白，自己筑起的工业帝国丶发动的“伟大战争”，为何会被自己“深深爱着”的人民推翻。

“明明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为了人民，为了让他们彻底摆脱低等民族的标签，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在国际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可他们为什麽，为什麽根本不理解我啊！”直到这最後一刻，赫连宁霜仍然没有认识到自己穷兵黩武的错误，在他的认知当中，自己的所作所为永远是正确的，永远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的。

他不知道，在他这些自我感动的政策之下，多少无辜百姓彻底沦为了战争中的炮灰，又有多少人失去自己的亲人和家园。

他确实爱着自己的人民，可这份所谓的爱，早已在狂妄野心和偏执本性的共同作用之下变了味道，失了本质，化作了一种以爱为名的控制欲，沿着一条错误的道路不断狂奔着。

随後，他与情人程玲月被“安置”在郊区的庄园，彻底地失去了自己的权力与自由。

曾经号令千军万马的手，如今连庄园的大门都无法自由开啓；曾经被万民“敬仰”的声音，如今只能在空荡的庭院里与风声为伴。

权力的崩塌往往如此讽刺：它来时如雷霆万钧，去时却如尘埃落地，只留下一个被历史遗忘的背影。

而此时的蒋碧水，早已带着六个孩子回到了父亲留下的祖居。

从1941年开始，两人的关系就已经産生了无法修复的裂痕，她亲眼目睹过百姓被战争摧残的惨状，劝说自己的丈夫“战争该停了”，却被赫连宁霜斥为“不思进取的妇人之仁”；她曾藏起过反战传单，却被丈夫视为“背叛”。

这场分居，不是夫妻间的赌气，而是一个女人对暴政最无声的反抗——她用离开，划清了与那场罪恶战争的界限，用沉默控诉着那个被权力异化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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