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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84章 冲刺（第1页）

王美芬知道沈莫南要参加高考以后，立马就过来了。

她端着一碗刚炖好的鸡汤进了沈莫南的屋，往桌上一搁，在床边坐下来，上上下下看了女儿好一会儿。

“南南，你真要考？”

“嗯。”

王美芬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只把鸡汤往她面前推了推：“那得多补补，你看你瘦的，复习费脑子，不吃好点不行。”

沈莫南端着碗喝汤，王美芬就在旁边坐着，也不走，看着女儿一口一口地把汤喝完。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声音比平时轻了几分：“当年你从学校回来那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哭，妈在门外站了一宿，后来你进了轧钢厂，妈以为你这辈子就这样了，心里一直替你难受。现在有机会了，你别怕，考上了去念，考不上也有妈在，只要是你的选择，我和你爸都支持你！。”

沈莫南把碗放下，伸手握住了王美芬的手，母亲的手粗糙而温暖，指节上有常年做饭洗衣磨出来的茧子，可攥着她的时候，那股劲儿像是要把所有的底气都传给她。

“妈，我不怕。”她说。

沈致远那边，反应更直接。

他放学回来听说姑姑要考大学，书包都没放就跑到沈莫南屋里，仰着脑袋问：“姑，你考上了是不是要去外地上学？”

沈莫南正在做题，放下笔看着他，想了想说：“可能吧，不过大概率还是在燕京。”

沈致远的脸一下子垮了下来：“那你万一走了，谁给我检查作业？”

沈莫南笑了，伸手在他脑袋上揉了一把：“你爸检查。”

“我爸检查太凶了。”沈致远嘟囔了一句，想了想又说，“不过姑姑你一定要加油啊。”

沈莫南把侄子搂过来，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沈致远不好意思地挣开，跑到门口又回头说：“姑，那你好好考，我不吵你。”

说完撒腿就跑，院子里传来他噼里啪啦的脚步声和王美芬喊他慢点的声音。

一九七七年的冬天，雪来得格外勤。

腊月前后，燕京城连下了三场大雪，把胡同里那些灰扑扑的屋顶全盖成了白的。

南锣鼓巷的老槐树披了一身银装，枝杈被雪压得低低的，偶尔有麻雀落在上头，扑棱一下抖落一团雪雾，又扑棱一下飞走了。

可这冰天雪地里，人心却是滚烫的。

离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四合院里的复习气氛已经浓得化不开了。

闫解旷和棒梗天天晚上在闫家堂屋里点灯熬油，桌上摊满了课本和习题纸，闫埠贵那套老花镜被三个人轮着戴，镜腿都松了，拿橡皮筋缠着。

刘光福底子最薄，可他真听了闫解旷的话——笨鸟先飞，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背书，把政治提纲抄在巴掌大的纸片上，揣在口袋里，上厕所、等车、吃饭排队的时候都掏出来看两眼。

闫埠贵家里更是热闹。

闫解旷回来以后，三大妈每天晚上都要给儿子加一顿夜宵，有时候是碗挂面卧个鸡蛋，有时候是两块蒸红薯。

闫埠贵嘴上不说，可每天晚饭后都把收音机声音调到最小，自己戴上老花镜看报纸，陪儿子到深夜。

有一回，棒梗在闫家复习到很晚，出来解手时看见闫埠贵一个人站在院子里，仰头看着天上那弯冷月，嘴里念念有词。他凑近一听，老头儿在背《岳阳楼记》——那是闫埠贵年轻时在师范学的，几十年了还记得一字不差。棒梗没打扰他，轻手轻脚地退回去了。

闫埠贵听见了脚步声，回过头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只把搪瓷缸子里已经凉透的茶泼在雪地上，转身进了屋。

沈家跨院里，沈莫南的复习也到了要紧的时候。

她和棒梗他们不一样，他们已经确定不去下乡了，所有时间都能去看书，但沈莫南还要正常上班，她只有利用下班时间看书。

她的房间在窗户朝南，白天能晒到太阳。

每天下了班回来，她就把自己关在屋里，桌上摊开课本和习题本，一笔一划地做。

不过她底子好，高中数学虽然丢了好几年，可翻开书来那些公式定理还认得，做上几道题就能把感觉找回来。

倒是语文和政治需要背的东西多，她便把重点抄在小卡片上，用橡皮筋扎成一摞，装在口袋里，坐公交车的时候看，排队打饭的时候看，有时候在技术科画图纸的间隙也掏出来瞄两眼。

丁秋楠经常过来看看她，有时候端一碗银耳汤，有时候拿几颗枣。

两人不怎么聊复习的事——丁秋楠是医生，对考试帮不上什么忙——就坐着说几句家常。

有一天晚上，丁秋楠坐在沈莫南床边，看着她桌上摊开的那些习题本，忽然说：“南南，你做题的样子跟你二哥一模一样。”

沈莫南抬起头：“我二哥？”

“莫北办案子的时候就是这样，白天上班晚上都在想事情，困了就拿凉水洗脸。”丁秋楠笑了笑。

两人又聊了会天，丁秋楠便准备出门了，她起身把沈莫南桌上那盏台灯的灯芯往上挑了挑，屋里亮堂了些。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沈莫南已经重新埋进书里了，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划着，那声音细碎而绵密，像春天的蚕在啃桑叶。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初，燕京城已经冻得透了。

胡同里的雪积了半个月没化，被踩实了又冻上，青石板路面上覆着一层灰白色的冰壳子，走上去得岔开腿、缩着脖子，一步一步地挪。南锣鼓巷的老槐树杈上挂着长长的冰溜子，太阳出来的时候亮晶晶的，可就是不化，到了傍晚又冻回去，比前一天更粗些。

高考的日子定在十二月中旬。

棒梗、阎解旷、刘光福三个人，从十一月底开始就进入了最后的冲刺。

闫家堂屋那张旧方桌被他们占了大半个月，桌上堆满了课本、习题纸和搪瓷缸子，地上落了一层碎纸屑和铅笔头，三大妈每天扫两遍地也扫不干净。

闫埠贵把自己的老花镜贡献出来给三个人轮流戴，可三个人的近视度数不一样，戴上去不是晕就是花，最后索性都不戴了，脸凑到书跟前去，像三个刨食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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