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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3章 迟开的门（第1页）

跟队里大牲畜拌料的那锅黑豆不同，黄豆在庄户人眼里可是个金疙瘩，能炖能煮能熬汤，还能换豆腐吃。

整个生产队，就指着种下那一畦畦小白豆，供全队男女老少一年到头吃豆腐，再匀出一份来交公粮。

要说那黄豆蹦得满地都是，怨不得李在然手艺糙，只怪收割的时节太晚。

每年豆类都是大田作物里收得最靠后的一茬，一来是它熟得晚，要等霜降落过几回，叶子掉光了，豆荚豆秧都干透了，割回去一时半会不碾也霉不了；二来是得先紧着别的庄稼脱粒、晒干、分到户、入了仓，最后才轮到豆子在打谷场上铺开晾晒、用碌碡一遍遍碾。

那硬邦邦的豆荚尖儿最伤场面，若是先碾了它，好好的土场皮就磨烂了，再晒别的粮，堆出来的粮堆保准粮土各半，喂牲口都嫌牙碜。

李在然早就品出来了，收豆子这活儿，是整整一个秋收里最磨人的苦差。

豆荚扎手只是其一，早晨豆秧上一层白霜，左手一攥，凉气顺着骨头缝往心里钻。

最难熬的是从头到尾弓着腰，一下一下地割，腰杆子弯到发酸发木，直起来的时候骨头节子咔吧咔吧直响。

好在半大小子们肚瘪腰细，弯得下去，再加上打小就跟着大人摸爬滚打，骨头里早有了那点农活的根基。

李在然不怕腰酸背痛，他最怕的是那豆荚尖儿，扎进肉里，一下就是一个白点子，钻心地疼。

秋收开镰，头一茬先割黍子。

黍子好伺候，不用怎么弯腰，叶子虽说黄了，可还软和光滑，贴在手心里不磨人。

谷子就没这么好相与了，刚开割时谷叶虽没干枯，可叶背上一层细密的毛刺，割久了，左手掌心，还有那来回跟镰刀配合着捏谷秆脖子的几根手指头，皮肤全被刷得又红又糙，一碰就疼。

等到歇了一宿、手指神经正发紧的早晨，轮到开割豆子，头几把抓在那干枯下垂的豆荚上，细皮嫩肉像被马蜂蜇了似的，疼得李在然直抽凉气。

慢慢干起来了，手上的皮肉磨得麻木了，反倒不觉得了，只顾着闷头一刀一刀地割。

李在然后来才琢磨明白，熟透的豆荚顶端留着一个干虚的尖儿，扎进肉里就断了根，藏在皮下好几天，一碰还是一个黑点，疼得钻心。

等秋深了皮肉长厚，拿针把那黑点挑出来就利索了；不挑也行，搁久了它自己也会退掉。

深秋一天冷过一天，轮到收最后几垄豆子，天不亮满地豆秧就裹上一层白霜，本就吃痛的左手更是雪上加霜。

说来也怪，刺疼碰上一手冰凉，反倒只觉出冷，不觉出疼了。

每年收豆子的头一天，队里总有爱玩笑的把老话儿翻出来讲，说早先本村那地主带儿子割豆，那儿子一听说要下地，就哭天喊地拿上吊吓唬他爹娘，死活不肯去。

这虽是个笑话，可话里的苦，只有真弯过腰的人才咽得下。

因为豆秧干了，割的时候一碰就暴荚、豆子撒一地，所以收豆子都得赶在后半夜和凌晨下地。

秋天昼夜温差大，那个时辰露水重、霜气浓，打湿的豆荚软塌塌的，割起来才不炸壳，豆子才不糟践。

天还黑着，人就摸黑下地，一人一把镰刀，一脚深一脚浅地踩进豆棵子地里，露水把裤腿打得透湿，冷风一吹，两条腿像泡在冰水里。

割到一垄头，腰直起来，眼前一阵发黑，得扶着镰刀站上半天，才缓过那股劲来。

忙到日头偏西，才有一顿热乎饭，多半是玉米面饼子就咸菜，就着记工员一笔一划记下的工分，那是全队人一年的指望。

夜里收工回家，李在然就着昏黄的油灯，拿一根缝衣针，对着手心那些黑点一个个地挑，挑出一个，就往手心里咝咝地吹凉气。

针尖挑破皮肉那一下，他脑子里会忽然蹦出那些他教过的句子，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什么“书山有路勤为径”，越想越觉得好笑，笑着笑着，眼圈就红了。

李在然不服气的，从来不是被派去收黄豆。

他气的是，按往年规矩，全校师生明明都要排着队，举着彩旗步行去市里参加国庆游行，红卫兵却贴出告示，把全校十名教师拦在名单之外，不许参加庆祝，当日在校农园里干一天活。

那十个人里，偏偏就有他李在然。

那天割豆，豆梗上的刺硬得邪乎，一根根戳进肉里，半天下来，手掌上密密麻麻一片针眼，还渗出一层血绒。

刺扎在手上，疼的却是心里。

他被这样区别对待，往后的日子，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什么光景。

别人割豆是干活，他割豆是赎罪，赎的什么罪，他自己都说不清。

那些年，李在然在学校的遭遇大抵如此：运动一来，他就得夹起尾巴做人；革命的时候，他就是现成的靶子，任人指着鼻子口诛笔伐；等风头一过，又轮到他上台讲公开课、介绍经验了。

他那顶“臭老九”的帽子，像座山似的压在身上，摘不掉，也挣不脱。

教书的时候，他是学生眼里最好的先生，讲起课来两眼放光；可一转身，他又成了最不该抬头的那个人，话不敢多说一句，路不敢多走半步。

有一回，他被拉到全校大会上去做检讨，台下的学生们低着头不敢看他，只有几个胆大的，偷偷抬起眼睛，满是不解地望着他。

就是那几个眼神，让他夜里翻来覆去，一宿没合眼。

散会的时候，有个他教过的学生悄悄跟到教室后头，塞给他两个滚热的煮鸡蛋，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跑。

那鸡蛋揣在怀里，一路烫到心口，他捂了一路，到家用搪瓷缸子盛了半缸热水，才舍得把鸡蛋剥开吃了。

他教了半辈子书，教得问心无愧，可怎么就到了连学生都不敢认他的地步。

好在他心里还有一块地方，是那些年怎么也踩不烂的，那就是他写稿子、看书、琢磨学问的那点念想。

好在队里人待他还算厚道，不拿他当坏人，只当他是个行事古怪的外人。

1978年的鲁中早春，天还冷着，地冻得硬邦邦的，墙角根儿的雪还没化干净，李在然正趴在桌前，一笔一划地写他那份自我反思的“忏悔书”。

一支钢笔，一瓶快见底的墨水，白纸上密密麻麻的字，字字都是往自己心口上戳的刀。

正写到头疼，一阵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在院门外炸响。

一位从公社开会回来的教师，蹬着辆凤凰牌二八大杠，老远就把车铃按得山响，车把上还挂着一卷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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