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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7章 高考绝密命题（第2页）

可日复一日的高频接待、海量回信，彻底挤占了正常工作时间，让本就繁重的招生筹备工作，雪上加霜、压力倍增。

万般无奈之下，教育部只能紧急联动中央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官方权威平台，不间断滚动播报高考新政、考试规则、招录细则、备考重点。

借助官媒的传播力量，让全国考生统一知晓政策，这才稍稍缓解了学生司的接待与回信压力，让工作人员得以抽身，回归最核心的高考命题筹备工作。

答疑解惑、接待群众只是附加工作，守住高考招生的整条生产线，稳稳扛起全国统考的命题重任，才是学生司不容推卸的本职核心。

1978年的全国高考招生工作，如同一条环环相扣、容错率为零的精密生产线，从命题、审题、排版、制纸型、印卷、封卷、配送，到落地考试、阅卷招录，每一环紧紧相扣，一步慢、步步慢，一步错、全盘崩。

尤其是前期命题工作，更是整条生产线的源头，源头一旦出问题，后续所有环节全部瘫痪，千万考生的备考尽数作废。

时间紧、任务重、容错低、影响大，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一战，只能赢，不能输。

为确保七月高考如期、平稳、公正落地，学生司火速敲定核心命题工作组名单，敲定由宋葆初、李键、赵亮宏三人牵头，全权负责本次全国统考的命题组织、统筹、落地工作。

同时联动教育部高教司、普教司，抽调骨干人员协同参与，各司其职、协同攻坚。

其中高教司委派王元玺同志入驻工作组，普教司委派高先丙同志加入，补足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两端的专业视角。

牵头人宋葆初，是本次命题工作的定海神针。

早在文革之前，他便长期任职高教部，深耕高考命题组织工作多年，经手数届全国统考命题，流程熟稔、经验老道、心思缜密，深谙命题的尺度、标准与底线。

本次参与命题的各科骨干老师、权威学者，大半都是由宋葆初亲自筛选、提名、举荐，眼光毒辣、标准严苛，只为搭建一支零失误、高水准的命题团队。

所有人都清楚，恢复全国统一统考，核心就是恢复“以考试成绩为核心选拔依据”的公平体系，彻底摒弃过去靠推荐、看出身、论成分的畸形招录规则。

而试题，就是公平的标尺，是千万学子同台竞技的唯一准绳，试题的科学性、严谨性、公平性、梯度性，直接决定本届高考的成败，甚至影响未来数十年的教育走向。

前期摸底数据一出，整个工作组瞬间倍感压力，心底的敬畏与沉重愈发浓烈。

1978年全国高考报名考生人数逼近600万，是恢复高考以来考生规模最大的一年，远超1977年，而当年高校录取率极低，竞争惨烈程度前所未有。

六百万心怀希望的考生，背后是六百万个家庭的期盼，是整个国家渴求人才、重启教育的迫切夙愿。

如此重责压肩，没有一人敢有半分懈怠、半分侥幸、半分敷衍。

全员摒除杂念、全身心投入，将所有精力、时间、心血，全部倾注到命题筹备工作之中。

正式启动命题工作前，工作组特意邀请普教司负责人肖敬若，专项介绍全国基础教育现状。

彼时各地教育恢复进度不一，城乡教学资源差距悬殊，部分偏远地区师资薄弱、教材残缺，学生基础参差不齐。

肖敬若结合全国学情，详细梳理各地教学短板、学生知识断层问题，为命题难度把控、题型设置、考点取舍，提供了最贴合实际的参考依据。

解决了命题方向的问题，另一道更棘手的难题，横亘在众人眼前——命题地点的选定与保密安全。

文革之前，全国高考命题工作向来在北京城内宾馆开展，命题人员完成工作后，可正常返回原单位履职，流程简便、往返自由。

但1978年，这套模式彻底行不通，甚至风险极高、绝对不可取。

本届考生基数庞大、录取名额稀缺、竞争极度惨烈，全社会对高考试题、招录信息的关注度达到顶峰。

加之当时社会风气尚未完全肃清，投机取巧、钻营舞弊、打探考题的暗流从未断绝，泄密风险无处不在。

更让人警惕的是，1977年分省命题期间，已有个别省份出现考题泄露、提前泄题、私下打探的保密瑕疵，虽及时止损、未酿成大祸，但足以给所有人敲响警钟。

一旦1978年全国统考试题泄密，影响的是全国六百万考生，毁掉的是全国高考的公平根基，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多轮紧急研讨、反复推演，工作组最终敲定铁律：本次全国高考命题，实行全封闭、零对外、无死角军事化管理。

命题地点必须远离北京城区，隔绝熟人社交、杜绝外界干扰、切断泄密渠道，彻底与世隔绝。

同时，选址还要满足三大硬性条件，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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