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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6章 认知障碍（第2页）

“你是说，从二月到四月，仅两个月的时间，同安市就有1.8万余个劳动力缺口?”听完方叶讲述，今年同安市开年后的情况，总理是真的不淡定了。

邓副总理抢先回道:“是这个情况，我在同安看到了，确实到处都在招工。”

方叶则回道:“这不多吧，全市六百多家民营企业，平均下来每个工厂也就招了三十来人，正常来说，这些工厂人数大概都会在一百至三百人之间。”

总理粗粗一算:“也就是说，同安这些民营企业发展起来，未来全市农民工人就有十几万。”

“差不多。”方叶点头道:“五到十年后，同安本地的劳动力就将完全不够用，如果小商品经济也做起来的话，全市就业人口可能将突破30万，若以过去的发展方式，同安市的体量无法支撑这么大的产业规模，因而要寻求改变，规划出一条新的道路出来。”

同安市早期发展小商品经济是最符合本地发展的一条路，在这个连发夹、头绳、指甲刀啥都缺的年代，直接搞高端制造显然是不合适的，国内这样市场小不说，投资也大，而且对于创业者和产业工人的要求都很高，无疑搞简单的制造是最合适的。

但城市的未来究竟会发展成什么样，不仅需要规划，还需要看实际情况，十六年来，同安市一直以来的规划就是期望打造成未来义乌那样的小商品中心城市，而从目前的情况看，发展是比较顺利也是比较成功的，主要是方叶几次开挂之下，赶上了风口。

然而，随着国家的进一步开放，全国的竞争者会越来越多，同安人做生意的水平，方叶倒是不担心，但这里的区位优势比不上苏浙地区，与义乌相比，平原区面积严重不足，将会制约发展，不过同安市也有自己的优势。

首先地区有经商传统，且发展得早;其次人口规模与八十年代义乌相当，也有竞争水平;最后就是产业发展程度，相较于现下的苏浙同等地区有优势，因此现下要做的是如何保住这些优势，并且进—步发展壮大。

方叶在等待，他的设想是再等五年，如果75年后，同安市相关的小商品制造及销售产业依旧能保持当年的速度，那么就必须立即启动新的发展方案，构造乡镇与城市制造业集群，并在城市打造商业集群。

有条件的镇都要成立工业园区，这样不仅可以缓解城市发展的压力，而且还能带动乡镇的发展。

21世纪的同安乡镇工业就发展得不错，将来照猫画虎的做就成了，而全市最大上限能容纳约五至七千家规模制造企业，可打造一个产业集群，一个商业综合集群，再加一些其它制造，能不能达到未来义乌市的水平不好说，但即便做不通，也可及时转行改做其它产业。

毕竟，方叶在庆州搞的汽车制造业，已经谋划多年，一旦发展起来，同安小商品发展不起来了，立即改做汽车配件产业，再利用华昌的先天条件，无论往哪条路上转都行。

“工业、商业、市场三条腿，少了哪一个都不成，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好地方经济，你这是将三样都抓在了手里了。”主席说道。

“主席，说到经济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方叶笑道:“1984年，苏联的最后一任总书记，也是总统戈尔巴乔夫访问英国时，他问时任英国铁娘子首相撒切尔，如何保障英国人民吃饱饭。”

“当时的苏联不仅粮食短缺，而且经济濒临崩溃，因此他的这个问题，将撒切尔给问懵了，以至于这位首相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苏联的领导人一点儿也不懂经济学常识。”

“在这位首相看来，苏联拥有庞大的国土，人口不过三亿，耕地面积达到惊人的33亿亩，合每人十三亩土地，粮食居然长期不够吃。至少从1963年开始，一直到1991年苏联灭亡，长达28年的时间里，苏联粮食一直依赖进口，发展到了末期，老百姓得排队限量供应面包了。”

主席点了点头说道:“这个情况我在书里看到过，苏联的农业发展出了很大的问题。”

“是啊。”方叶说道:“把农业当成工业来搞，指令式发展，而且从1922年成立到灭亡，除了机械化水平有较大发展外，农业种植技术、农业种子水平几乎没有太大的提升，农业发展体制教条、保守、僵化。”

“甚至在有些方面，还不如沙俄时期，比如到1953年时，苏联人均粮量占有量比1913年还低12公斤，平均肉食量只有沙俄时期的80%，这可是整整21年的发展，就搞出了这么个结果。”

陈副总理问道:“是因为计划经济的原因吗?还有苏联将农业当工业搞出了什么问题?”方叶点头:“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不改变是最大的原因。苏联的农民永远被困在农庄之中，永远集中劳动，集中分配，苏联只是将广大农民当成了一种‘劳动工具’，一种生产资源，这也是对人民史观认识不足造成的，简单点说，就是没把人当人看。”

“苏联农业管理也和工业一样，搞指令式发展，农民种什么，用什么种子，怎样管理等等，从农业生产到收获再到分配的整个过程中，苏联政府全面进行了严格控制，既不讲农业的特殊性，也不讲经济规律，甚至连基本的常识都不顾。”

“对于广大农民来说，粮食种多种少种成怎样跟他们没有任何直接利益关系，活干多干少并不能影响最后的分配，甚至干得多的人最终分得还少，而偷奸耍滑的人没有受到任何惩处，该分到多少照样分，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农民从此丧失了劳动积极性。”

“农业的计划指令式管理，严重的阻碍了农业的发展。”方叶说道:“比如农业耕作和种植技术的提升，一个经验丰富的农民或者长期从事一线农业技术研究的人员，比不过坐在办公室里的干部大笔一挥。”

“计划体制下，农业科研人员对于技术创新和发展，既没有多少积极性，还不能自主，完全由上级指派。搞出来的技术，验证效果是否具备全国推广不清楚，而苏共中央—声令下，全苏就开始执行，结果就是全国农业歉收。”

“在这一点上，苏联还不如中国，我国虽说也采用了分配制度，但是对于农业和技术的发展从上到下都十分重视。比如湖南搞杂交水稻，时任省委的华书记，就敢批150万元专款，同样的苏联官员，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责任与担当，即便款拨下去了，最后大概也会被贪污。”

“从经济基本常识的角度来说，趋利是人的本能，农民得不到实际利益，他们对于农业劳作自然就不上心。而计划体制下，非要将每一个人都变成无欲无求无思想的工具人，既违背经济常识，又违背人性。”

“如果一个人缺乏常识，这是个人认知问题，可若一个群体有意识的缺乏常识，其造成的不良影响将是巨大的。倘若计划体制只是一堆冰冷的数字，无视人性，那么这种经济体制从本质上来讲，不是在造福民众，而是在奴役民众。”

“实施这个体制的国家，政府对内在做民众的生意，它在赚取利润，但是却禁止民众赚取利润，这就是一种有意识的缺乏常识的行为，它无视了市场交易过程，变成了单方面掠夺，而这种掠夺行为，又违反了法制精神，同时既不考虑分工协作，也不考虑成本因素。”

“这也就是我之前所说，现有体制确实符合国家阶段性发展需要，但是最终这些都是要还的，你从人民身边拿到多少，最终就要还回去多少，甚至要还得更多，否则人民就不干了，后果是严重的。”

“就比如当下，国内为什么很多东西生产不出来，不是工业条件不具备，我国在工业技术上确实与发达国家有差距，但是物品的种类、行业的门类，绝对不会是今天这样，可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无视了分工原则，没有分工，就没有协作，没有分工就没有创造。”

“这种情况反应到某一家具体的工厂，比如长春汽车厂，我们可以看到，其生产的主要还是ca10车型，从1956年第一辆车下线，到现在已经14年了，它的生产与设计技术提升了多少?发展出了多少种车型?14年来，它甚至连外观都基本没有变化。”

“工业制造上分工不明确，什么东西都自己造，导致了什么都需要自己来攻克，使得产业链构造不完善，制造成本高，技术发展慢。”

“整个汽车制造链上的企业又全面国有化，行政管理下的企业教条化、官僚化，其制造成本与市场实际成本存在显著差别，最后又使得汽车价格失真，过高且恒定的价格，又使得市场推广慢，形成了非良性发展。”

“再说制造产线上的分工，同样欠缺，我去那边看过多次，装配管路的与装配刹车盘或其它工位混在一起，装配线束的工人做完工作，接下来又去装配其它毫无瓜葛的配件。”

“汽车功能件、管件、线束、紧固件、玻璃组件等，没有具体的分工划分，是否合理，怎样能提高生产效率没有分析与研究，前脚在驾驶室里调完方向盘，后脚又与其他工人抬着前盖板安装，科学管理、科学组织生产仍旧有所欠缺。”

“长春厂已经是国内做得比较好的了都如此，想想其它工厂会是什么样?”方叶很是无奈的说道:“这样的企业，一旦国门打开，如果国家不进行政策保护，它们如何与国外竞争?分分钟被秒得渣都不剩。”

总理问道:“方向盘不能与前盖板由一个人调试安装?”“当然不能了。”方叶说道:“汽车方向机构是核心功能件，而盖板只能算装饰功能件，二者差了几个等级，前者直接关乎汽车功能与人生安全，一旦出现重大质量事故，非死即伤，其调试必须专岗专员，严格进行。”

“如何打破这种局面?”总理问道。

方叶沉呼一口气:“除了向国外先进汽车工厂学习，引进先进生产技术与管理方法外，别无他法。”随即又补充道:“对于封闭市场的企业来说，一个他们根本没有见过的东西，仅靠他人讲述很难让人真正理解，因此要么长期科学的去摸索，要么就去学，显然后者来得更快。”

工业升级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将生产设备一升级就完事了，事实上那有那么简单，涉及的产业分工、管理理念、制造技术、研发技术等的全面提升，而国内这方面的人才又十分缺乏，主要还是市场太过封闭，没有竞争也没有多少改变的动力。

时下，国内企业真正参与国际竞争的只有华昌集团，不过华昌的汽车制造还有段路，其专注于乘用车市场，但目前国内这个市场还需要几年的发展。

在方叶的计划中，1975年向市场推出第一辆全国产化小轿车，现在原型车还在研发中，预计年内能出来，而测试与改进又得两三年时间，不过72年汽车厂就可以规划建设了，这辆汽车完全自主化设计，其动力、支撑、控制三大系统及车身结构将最大程度的实现自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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