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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0章 上书与解决议建（第2页）

同时打破条条框框，不要进行一味的职级限制，允许内部调配，工人要住更大的房子也允许，只要工人肯出钱，120平照样分。

但考虑到这一政策中会有人钻漏洞，比如某国企事业单位，可能因为经济条件好，国家又有补贴，会全部建大套面积的房子，从而使得国家补助开支巨增，因此国家要进行一定的限制，比如八十平以上的大套面积房不能超过某个比例。

第三项，是养老的问题。

方叶认为目前这种分配方式，实际上是在减一步拉大城乡差异，拉大工人与农民收入差距，将工人阶级变成了上等人，有违社会主义公平原则，而随着国有工人阶级群体的不断增大，将来国家对于退休职工的供养也将是一个无比庞大的支出。

方叶依旧列出了计算公式，全国现有五千万职工，从新中国建立算起，到八十年代中期，将会迎来第一批退休潮，预计将会有2800至3300万离退休人员，80年代末可能会突破四千万，到90年代末时，减除死亡人员，将可能会有五千万左右的庞大国有编制退休人员。

按照当前的人民币膨胀系数，结合国家财政收入情况，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每名职工月退休工资平均初估为350元，年4200元，全国一年养老财政开支为130亿元，这还不包括医疗保险等开支。

预计年国有企事业、公职人员的国家财政养老开支为180至220亿元之间，预计将占财政总开支的15%至20%;九十年代末可能会超过30%;千禧年以后则有可能达到40%。

因此，方叶给出的建议是，尽量控制国有职工、事业单位群体数量，推动国家社保储备金建立，全国国有企事业应当尽快推进五险—金缴纳（含历年缴纳），且民营企业在发展到一定时间后，也应当将其纳入社保体系，以补充社保储备金不足的问题。

而控制国有职工数量增加的最好方式，就是进行工业升级，国有企业应当承担起减少国家供养压力的责任，大力提升自动化生产技术，要将现有的职工数量控制下来，同时对部分国有或事业单位进行市场化改组。

以铁道部为例，仅一个铁道路就有40万编制人员，加上家属有120万以上，铁道部独立运行，内部建有幼儿园、食堂、学校、医院、工厂、社区、电影院等附属机构，正在形成一个游离在外的独立王国。

其内部资金的使用合理性，内部各项建设的必要性，外人不清楚，也不了解，国家的专业审计没有开展，也没有进行评估，因此方叶认为，可以考虑除保留必要的铁道工程兵保证国家国防工程建设，并考虑在80年代前，对诸如铁道部，水利建设部等工程建设单位进行改组。

相关单位的现有国有编制人员最好不再增加，而是大量招聘农民工，国家也应尽快建立专业审计部门，对国务院各部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专业审计，避免财政浪费。

老实说，一天前，李副总理看到这份建议书时，他是相当震惊的，他没想到方叶对于国家的治理见识有这么深，而且不仅看出了问题，还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办法，就他这份见解，说实话到中央来当个部长都够了。

但同时，他也对方叶越来越好奇，这人搞科技、搞企业都是一把好手，而且他对同安的内幕情况也有一些了解，这个城市之所以能发展起来与方叶脱不开关系，这表明此人对于经济建设同样有着卓越的眼光。

不仅如此，方叶还跳脱出国家五六年‘三大改造’全面公有化政策，牢牢掌握着华昌集团，这绝对是全国绝无仅有的例子。

要知道一九五六年后，全国所有公私合营企业，要么国有化，要么之前的合营私人全部退出管理阶层，只参加分红，实际也是全面国有化了，但他和其管理的华昌集团却是个例外，明面上公私合营，国家占有八成股份，但企业的一切方叶都拥有绝对话语权，说一不二的那种。

更厉害的是，方叶还是菊香书屋和西花厅的常客，对于地缘政治等方面也有颇深的理解，这些年来中央高层的三次培训课都是他在讲，这能力水平绝对逆天了，当然他还知道，主席家的长子在华昌集团工作，先干党委书记，现在已经成为第二掌权人了，哪哪都透着特别。

—机部、四机部对于华昌根本不敢动一毛，国家每年几个亿投进去，至于他们具体在搞什么别人也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科技产出率非常高，数控机床、半导体、计算机等多项技术，都是全球顶呱呱的水平，谁看了都得大写一个‘服’字。

结合他看到的方叶给中央的上书，李副总理现在十分肯定，此人对国家治理方面同样有着超越—般干部，甚至是中央高层许多干部的见识与能力，你看人家上的建议书，分析到位，逻辑自洽，解决方法除了政治意识的问题，非常具有可行性，几乎挑不出啥毛病。

就见邓副总理说道:“这三条建议中，城市供房矛盾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老大难的问题，以前主要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供房矛盾，现在是整个社会的供房矛盾，如果情况如实的话，那这个问题确实应当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总理说道:“一周前我收到这份建议书后，找到北京市政府了解情况，彭珍同志上报说，由于京城周边不少农民涌进了城，使得北京租房市场很火热，而且价格年年在涨，出现了一房难求的局面，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群众搭棚子、住桥洞的情况。”

“还是要进行详细的调查。”邓副总理说道:“我看，可以对建议书上讲的几个主要城市展开下调查，国务院有了较为可靠的数据，再来进行下一步动作。”

总理微微点头，说道:“五年建一千万套房子，这是一个大工程，不仅能够推动新增上百万人就业，而且还能增加钢铁、水泥的销量，同时又能缓解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的住房矛盾，确实是一举多得，就是国家要出一笔钱。”

邓副总理说道:“这笔钱总是要出的，工人的住房问题不可能不解决，现在若工人也能出一部分钱，实际上国家还是省了一笔，粗算一下，得省下20亿元。”

李副总理说道:“那商品房呢，推还是不推?”“富椿同志是什么看法?”总理问。

李副总理思索了起来，而后说道:“从经济的角度看，它是符合逻辑的，但问题出在政治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建房子卖给人民，这怎么看都是有些不合适的，至少目前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哪个实行这样的住房制度。”

这话没错，就如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都没有商品房制度，国家住房主要为福利制度，由企业、工会或地方政府主导，采取租金制度，约占收入的3%，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没有商品房的概念，全部为分配制。

而方叶的建议里，显然反对一味的分配，他认为这种方式就是在人为拉大阶级差距、城乡差距，企业既然是全民所有制，那为什么工人就能分房子，而其他阶级不能呢?这种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实质上不就成了阶级所有制了么。

从经济的角度的说，这种分配国家需要投入的开支巨大，不仅占了企业的全民所有制利润，而且还影响到了企业的正常发展。

比如，根据财政部当前‘利润留成’的原则，企业大约会留下10.2%的利润，其余全部上缴。这一留存，还是在方叶的呼吁下进行的。

历史上1970至78年，实行的是‘统收统支’，企业利润留存不足1%，以此来压低社会消费，这一行为不仅使得这十年间企业难以发展，而且整个社会消费市场更是受到了严重打击，这种完全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行为，对于国家的发展伤害太大了。

国有企业留下的10%利润用于一般福利性开支，但是向建房这种事，则由国家财政来拔款，企业自身并不能做主，这又使得整个前三十年，特别是六五年以后，职工住房的问题矛盾日益加剧，到了改开前，矛盾已经积累得如同火山一般。

大量的职工依旧在住着窝棚一般的地方，住宿条件差到离谱，特别是东北这样工业先发达地区，存在着大量的棚户区，而华东的上海等经济较好地区也差不多，几十年如一日，居住条件没有任何改善，一家几口人，住着二三十平米到处漏雨的破房子。

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直到2008年国家才开始解决，而在方叶看来，国家完全可以不必在那样发展，过去三线建设占据的大量资金，现在不用投这么多了，节省下来的钱用于国家工业产业布局调整，而国家财政现下比历史上又富余得多，完全可以走上另一条路子。

新的路子，就是开始大规模的城市住房建设，采用新的分配方式，既能节约国家开支，又能给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一个全新的住宿条件，而商品房的推出，既能改善―般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还可以通过商品房市场将投出的钱再收回来，可谓―举多得。

简而言之，就是提前开展城市建设，而且这个建设开展得越早，对国家越有利。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新中国完全可以利用二十年时间，完成城市的基础建设，要知道城市大量棚户区就是在这个时期内形成的，现在要做的就是从源头上直接将这些老大难问题给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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