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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新的集体政策,采用的是集体公有土地和集体承包经营权模式,分为集体公有土地、集体公有河湖泊、山林以及分到各户的土地和山林承包权,归属于公有的财产,其利润由集体分配,而由个人承包的产出则归个人。
同时集体创办的工厂、养殖厂等不得进行拆分,并成立集体股分公司,划分股本,依旧由集体经营,每户家庭选出股权人参加股东大会讨论股本分配,参股人有对集体股分公司的决策权。
集体财产由市或县集体财产管理单位统一监管与审计,其中一系列的政策全部1:1照抄同安市相关办法,所以庆州专区政府少了重新制订一系列政策的麻烦事,这也让工作推进的速度快了起来。
当然,调整后的集体体制与80年代还是不同,时下粮食的统购统销政并没有废除,所以想留多少就留多少是不可能的。
不过新政策下,老百姓的粮食留存比例进行了调整,人均口粮和牲畜粮和同安—样,分从350斤、450斤,调整到了与同安—样的450斤和600斤,其余得卖给政府。
而老百姓的自留地则改成了承包地,种植不再进行限制,当政府需要农民种植什么时,由政府出政策来鼓励而不再是强制规定。
这些工作的目的就是给广大示范区的农民进行松绑,而过去的公社体制体下,农民完全没有选择的权利,国家的粮价低,强行规定种植种类,又加上大集体劳动,农民永远有做不完的活,这使得广大农民疲于奔波,可是一年忙到头,连一百块都赚不到。
公社下的每个家庭的每位劳力,每年都有标准义务工分数,完不成就得倒贴,因此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家庭中劳力生病,使得工分数不够时,农民干一年做了三四千个工分,结果年终结算下来,还要倒欠公社钱。
然而问题是,那些义务工是真的必要吗?也不见得都是这样,新中国早期时,国家需要修路、修河、沟、渠,这个时候的义务工是真的实实在在的改天换地,让农民得了利,可是到了后来,这些都修完以后,义务工就变成了不得不做的制度化要求。
有事没事,公社都得找点活来干,田里忙完了,去修渠,渠搞完了去修塘,这些都修完了,没活干了,公社再找来活,今年建完明年修,明年修完,后年修,反反复复的整,没完没了,永远到不了头。
如果这些都搞完了,村公社内实在没事干了,上级乡镇公社的任务又下来了,将乡道、镇道重修一遍,时下的规定是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遇到重点工程时,比如县里或某乡镇要建水库,那好自备干粮卷上铺盖,拿上工具跑上几十里去那边干活赚工分。
一个壮劳力一日标准为十工分(修铁路什么的多一些有十二个),一年标准工分为三千个,一年三百个工,一个工约0.2元,一年大约能赚60元,要想多赚钱怎么办?生孩子啊,而且得生男孩,因为女劳力一天只有0.8个工,约0.16元。
一年365天,而一个劳力需要工作三百天,年复一年永远止尽,农民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这上面了,但一年下来却赚不到什么钱。
假设某七口之家,老幼四个,男劳力两个,女劳力一个,完美状态下,全家一年劳动收入基本衡定为160元左右,最多不会超过两百元。
因粮食统购统销只留下口粮和备荒粮,其余的粮食卖给国家,收入除上缴国家税收外,由公社按工分计费发给农民家庭,也就是说,这个收入就是七口之家富裕年景的最高总收入。
农民的这点收入,要用来养一个七口之家,平均到每个人身上,年可支配收入大约二十多元,平均到每个月,每人的支出不能超过二元,而一尺布现下需要约0.3至0.4元,一个成年人一身衣服需要七尺多布,即约三元,还不包括做工费。
一家四口成年人,即便一年只做一套秋装,也需要12元左右;由于义务工太多,油水又少,因此劳力饭量极大,粮食根本不够吃,需要到市场去买,一斤大米时下需要0.23元,一年需要购买约一百斤大米,也即总计需要四十多元。
孩子小学学费0.8元一学期,但其它费用需要支出,一年大约需要三四元,两个孩子就是六到八元,另外还有油、盐,公社里集资的其它支出,全家无病无灾丰年情况下,一年大约能节余几十到一百元左右,而这只是华东现下粮食高产的情况下。
如果对比同期历史,七口之家,一年需要买约二百斤粮,支出近九十元,丰年全年全家总节余不会超过一百元,如果遇到灾年或欠收年份,公社粮食分配减少,要想吃饱就只得花大价钱从市场上买,也还不一定能买得到,即便买到了,基本上—年就白干了。
华东地区还是比较好,而淮河以北地区、西北地区、中原地区的老百姓,那真叫一个‘惨’字了得,陕西老百姓好年景一年分配的口粮约300斤,不好的年景只有260斤,这点粮食怎么够吃?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是没得吃,还越是‘要战天斗地’有着无数的义务工。
公社化将农民限制得死死的,完全不能动弹,以前国家为了搞水利、搞交通等基础公共设施建设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现下这些基本都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是需要将这些工程做得更好,而这就需要资金和技术来投入了。
然而在公社体制下,国家各项事业已经到了发展上限,再这样搞下去,无非就是在贫困和低效、低技术之中轮回罢了,无法解决升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八十年代公社被取消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家高层没有人智商是低的,他们做出了这样的决策,必然是因为过去公社化进行了深入了调查和研究,如果公社化这条路能持续,能为国家带来好处,高层为什么要取消他?这完全不符合基本的逻辑,可总有人觉得这是‘反贼’行为。
然而这些只讲立场,不讲事实的人,他们习惯了站在自身立场之上指责,而从未俯下视角或者仰起头来看看当时农村及农民的现状,看看国外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只在乎自己的立场,且自认为在维护‘道义’和‘正统’。
当社会缺乏基本的市场,生产力无法发展,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公社化,既没有让农业实现真正的增长,也没有让农业机械化真正的普及开来,甚至辛苦打下的工业基础,也仅仅停留在低技术、低水平发展的层次徘徊,这样真的能实现他们梦想的那种‘理想世界’吗?
显而易见,大凡对客观世界有着基本的认知,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就以农业发展的具体而言,中原、东北是多平原,农业机械化也确实方便,而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大量的地区是山区,农业机械化需要的机械是不同的,可是在公社化和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工厂哪里来的钱搞农机研发?无论是中原,或是公社哪有钱来大规模买农机?这根本不现实。
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经济发展需要遵循逻辑,如果这些全然不顾,单独将一个‘公社化’拎出来,认为只要公社化就能完美解决发展的问题,这是十分可笑的。
就比如说未来的‘南街村’,且不说他们欠了多少债务的事,如果它的周边没有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良好条件,‘南街村’能干什么?哪来的游客?不过是一个普通且落后的农业村庄罢了。
南街村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成果,在这个村庄旧体制上出现的新成果的具现化罢了。
这些人还用小岗村来嘲笑改开,他们完全不讲道理,不讲基本事实,小岗村从来就不是什么工业村,它就是一个普通农村,它的作用就是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解放了农民,它普通不是很正常的吗?指望一个农村要发展成什么样?要它搞金融还是要搞芯片?
小岗村是一个具有时代需求下的政治意义,而不是经济意义,更不是什么现代化农村的设定,小岗村的老百姓,现在能吃得饱饭,吃得上肉,发展成一个改革开放下标准的中国农村,这就是足够了,还要它怎样?
但若将南街村吊起来,变成一个独立的王国,一切搞计划经济,搞公社化,封闭起来禁止旅游,它能行吗?那里的老百姓会很快退化得连食用油和猪肉都买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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