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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1页）

在其他人——老师、门卫、清洁工和教区牧师——的印象里，“莫里茨·朗格”先生总体而言是个令人愉快的人，举止得体，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校长和门卫，在埃克塞特的几年里，从来没有过绯闻，似乎也从不喝酒。有人声称“朗格先生”在外国结了婚，妻子是个捷克人，因为签证问题来不了英国，但也只是道听途说罢了。从学校保存下来的旧照片里，时常能发现“朗格先生”的踪影，但他给观察者留下的要不就是背影，要不就是模糊的侧脸，不过姿势很自然，让人说不清楚到底是巧合，还是他故意躲避拍照。

每隔两周的星期六，是学校的郊游日。老师们轮流带男孩们去远足，钓钓鱼，学些野外生火或者系水手结这样的技能，下雨也不例外，校长深信恶劣天气更能锻炼身心。这是固定行程，如果有人留意观察，不难发现这家学校的德文老师每一个月都会出现在同一个露营地，身边围着吵闹的低年级男生。这是个靠近公路的营地，车来来往往，来野餐的人也非常多，春末尤甚，简直像个露天土耳其市集。一个刚搭起来帐篷歪倒了，里面的男孩们尖叫着逃了出来。附近坐着野餐的年轻男女摇摇头，露出宽容的笑容。一个路过的郊游者停下脚步，皱着眉，似乎担心男孩们的安危。

“昨晚下过雨，泥太松软了。”那个郊游者评论道，他戴着玳瑁边眼镜，灰白头发从猎帽下面露出一绺。就像其他郊游者，这一个也背着帆布包，手杖末端沾满了泥。安德烈上下打量他，又把目光转回学生身上。

“从伦敦跑到这里远足，不是太远了吗？”

霍恩斯比笑了笑，“来见老朋友的话，不算远。”

“老朋友有电话。如果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通常不是好事。”

男孩们从泥地里找回绳子，重新拉起帐篷，两个高年级男生把绳子绕在木钉上，深深敲入泥土。滚了一身泥土的学生脱掉上衣和短裤，搭在手臂上，往不远处的小溪走去，几个提着铁皮桶的低年级男孩跟在后面。

“我需要和你谈谈。”霍恩斯比说，看向小溪的方向，“关于柏林，更准确来说，关于‘麻雀’。”

当天在露营地的三十二个男孩里，只有一个留意到了德文老师和戴着眼镜的陌生人交谈，也仅仅是“留意到了”而已。谈了多久？不知道。那两个人一直在露营地，还是中途到别的地方去了？不记得。这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在他年轻的脑袋里停留不到两周，就像沙滩上的脚印一样消失了。

当然没有书面记录。想留下书面记录的话，霍恩斯比就直接打电话了。如果这是一本流行间谍小说，剧情一般会这样推进：霍恩斯比专程来说明“麻雀”的近况，说服安德烈回到柏林去，解救可怜的东德男孩，安德烈先是拒绝，最终在火车启程前最后一秒跑到月台。他们接下来会卷入一到两场追车戏，击败科里亚，聚光灯悄悄往旁边偏移，照出这个狗咬狗的世界里偶尔闪亮的人性。

但这不是小说。

基于六处的过往案例推断，霍恩斯比最有可能提出的建议是：杀掉麻雀。快捷，经济，保险。莱纳·沃格尔协助勒索一位美国外交官，已经从曾经的盟友变成了威胁，而安德烈最有可能接近他，所以安德烈是执行暗杀的最佳人选，如果安德烈不想动手，那他至少可以为柏林站提供最佳行动建议。

安德烈不会喜欢这个主意的。他很可能争辩，暗杀是克格勃的专长，不应该是六处的。也许还会继续指出莱纳很可能受到了胁迫，为什么对木偶挥起铁锤，而不是操纵木偶的那双手？美国人也应该把他们那只踩进陷阱的肥兔子送回大西洋另一边，给他安排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书工作，不要再和外交沾上关系。他还会询问霍恩斯比，麦卡伦先生如何处理这件事？他离开柏林太久了，甚至不知道那个过度吸烟的美国同行两年前就已经被召回了。

这里也许有个小小的陷阱，一种并无恶意的算计，霍恩斯比特意让安德烈再看一眼他主动放弃了的“旷野”，看看能不能唤起情报官埋藏起来的本能。外勤永远是外勤，他们没法按停脑海里的齿轮，顶多只能调慢一些。人们当然可以习惯寄宿学校和英格兰西南这个一成不变的角落，可是，一旦他们回忆起“外面”，这种本来已经接受了的乏味生活会一瞬间变得无法忍受。

不管安德烈的齿轮运作情况如何，他似乎都不急着离开埃克塞特。霍恩斯比独自坐火车返回伦敦，露营像往常一样继续，这个学期余下的德语课也是。暑假来了，又过去了，男孩们晒得黝黑，垂头丧气被送回学校的时候，“朗格先生”也还在，用同样平板乏味的声音领学生们念“穆勒太太星期五出席露天音乐会”。唯一的不同是，1960年秋天前后，人们开始在酒吧见到“朗格先生”。他喝酒的时候就和在学校一样安静、疏远和礼貌，两杯威士忌，加冰，不坐吧台，独自一人占据了栅格窗旁边的四人座。不过学校附近这个酒吧从来坐不满，谁都没有意见。“朗格先生”一边喝酒一边审阅报纸，不是“看”，是“审阅”，只有这个词能恰当形容。他专心致志地消化每一页的内容，像是要掰开每一个单词，嚼五分钟再咽下去。有一晚。酒吧老板的大女儿鼓起勇气问他在报纸里找什么，德文老师笑了笑，回答“没什么，只是无聊”。

所有人都看得出酒吧老板的女儿迷恋“朗格先生”，只要德文老师走进门，她就再也留意不到别人了。安德烈假装留意不到，只在酒吧老板在场的情况下和她说话，也从不和她谈论天气以外的话题。后来得知“朗格先生”辞职离开埃克塞特，她如此失望，以至于在圣诞晚餐吃到一半的时候悄悄抽泣起来，弟妹惊异地盯着她，父母对视一眼，以一种掺杂着无奈的柔情，把剩下的半瓶白葡萄酒推给女儿，让她上楼去卧室休息。她当时才二十一岁，感觉肯定像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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