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剧种瓜得豆(馀元元)_第四十八章小事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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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小事一桩

当我把这个酝酿了多年的疑问抛给大芳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声沉沉的叹息，那叹息好像来自远古，夹杂着很多陌生的情绪。“妈，我不理解，既然我们是受害方，为什麽这件事不能放到桌面上聊呢？每次提起来，家里的长辈们都三缄其口。难道姥爷的事就这麽难以啓齿吗？”“都说了，一提这事儿你姥姥就难过，刺激她干嘛呀？”“那就压根谁都别提。可姥姥既要把仇恨延续到下一代，又不告诉下一代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儿，这是不是有点儿......为难人？”静，异乎寻常的静。大芳不动，我也不动，我们俩就这麽执着地陪伴着彼此。不知过了多久，大芳突然开口了：“那年，我十一岁。我爸当月发的工资里面有一张崭新的十元票子，我妈当成宝贝，舍不得花，就压在桌子的玻璃板下面了。一般比较重要的票据丶照片，她都喜欢压在桌板下的，是很多年的习惯，一直没出过什麽问题。可好巧不巧的，那张十元票子第二天就丢了。”“那时候的十元钱可不是小钱，在价值上都能等同于现在的千八百块了，所以可把我妈给急坏了。她把我们三个叫到跟前，挨个询问。大美没什麽可排查的，那年她才六岁，还什麽都不懂呢，所以当时的重点怀疑对象只有我和我哥。结果问着问着，又蹦出来一个新的嫌疑人，就是郑峰他爸郑树海。我爸跟郑树海他爸是钢铁集团的老同事，两家关系一直不错，孩子们也一样，当时郑树海跟我哥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两人每天上学放学都一块儿走，郑树海常来我家做客。”“那时候的钢铁集团还叫钢铁公司呢，根本没有像模像样的家属楼，我们分到的住房用现在的话讲，应该叫棚户区。”大芳擡手比划着，“都是低矮的平房，一户挨一户，连成片，每一户都独门独院，邻居也都是一个单位的，去别人家串门像回自己家一样，都不用打招呼，跟如今比不了，那是一点隐私都没有的。”“我哥说，丢钱的那天，他下午放了学带郑树海回家玩儿了一小会儿，然後他放下书包又跟着郑树海去他家了。这样一来，钱还能是谁偷的呢？显而易见嘛。…

当我把这个酝酿了多年的疑问抛给大芳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声沉沉的叹息，那叹息好像来自远古，夹杂着很多陌生的情绪。

“妈，我不理解，既然我们是受害方，为什麽这件事不能放到桌面上聊呢？每次提起来，家里的长辈们都三缄其口。难道姥爷的事就这麽难以啓齿吗？”

“都说了，一提这事儿你姥姥就难过，刺激她干嘛呀？”

“那就压根谁都别提。可姥姥既要把仇恨延续到下一代，又不告诉下一代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儿，这是不是有点儿......为难人？”

静，异乎寻常的静。

大芳不动，我也不动，我们俩就这麽执着地陪伴着彼此。

不知过了多久，大芳突然开口了：“那年，我十一岁。我爸当月发的工资里面有一张崭新的十元票子，我妈当成宝贝，舍不得花，就压在桌子的玻璃板下面了。一般比较重要的票据丶照片，她都喜欢压在桌板下的，是很多年的习惯，一直没出过什麽问题。可好巧不巧的，那张十元票子第二天就丢了。”

“那时候的十元钱可不是小钱，在价值上都能等同于现在的千八百块了，所以可把我妈给急坏了。她把我们三个叫到跟前，挨个询问。大美没什麽可排查的，那年她才六岁，还什麽都不懂呢，所以当时的重点怀疑对象只有我和我哥。结果问着问着，又蹦出来一个新的嫌疑人，就是郑峰他爸郑树海。我爸跟郑树海他爸是钢铁集团的老同事，两家关系一直不错，孩子们也一样，当时郑树海跟我哥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两人每天上学放学都一块儿走，郑树海常来我家做客。”

“那时候的钢铁集团还叫钢铁公司呢，根本没有像模像样的家属楼，我们分到的住房用现在的话讲，应该叫棚户区。”大芳擡手比划着，“都是低矮的平房，一户挨一户，连成片，每一户都独门独院，邻居也都是一个单位的，去别人家串门像回自己家一样，都不用打招呼，跟如今比不了，那是一点隐私都没有的。”

“我哥说，丢钱的那天，他下午放了学带郑树海回家玩儿了一小会儿，然後他放下书包又跟着郑树海去他家了。这样一来，钱还能是谁偷的呢？显而易见嘛。所以我妈就私下里找到郑树海，想在不惊动任何人的前提下把问题解决了，因为这种事情传出去不好，主要是对郑树海不好，也会影响两家的关系。可是我妈好说歹说，郑树海就是矢口否认，後来俩人聊崩了，好像是郑树海骂了一些难听的话，我妈就不想顾及情面了，直接找到他爸妈去理论。”

“为什麽这样就能推断出钱一定是郑树海偷的呢？”我忍不住打断她，“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你是不知道郑树海小时候什麽样。走走路都能顺别人家一个苹果两个梨的，每次来我家，吃的都不用让，他伸手就抓，走的时候还不忘带点儿回去。除此之外，他还特别淘气，我记得被他掏的鸟蛋不计其数，我哥在他身边，就是个跟班，郑树海可有主意了。你说，这种人偷钱不是再正常不过的嘛。”

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一个故事。小区某住户遭窃，报警後迟迟没有等来後续的调查结果，所以邻居们闲暇之馀就把破案当成娱乐，猜来猜去的终于锁定了五楼的一个住户。要问有什麽证据吗？没有。那凭什麽认为是人家作的案呢？因为那家夥刚从局子里放出来，不然还能有谁？

如果这样就能认定罪犯，警察的工作得多轻松啊。

但我没有干扰大芳，我想先把事情的经过听完。

“然後郑树海他妈就跟我妈翻脸了。你想啊，屎壳郎都觉得自己儿子是香的呢，更别提向来护犊子的我赵姨了。敢说她儿子是小偷，人家直接跟你拼命。那天，要不是我郑叔跟我爸拦着，这俩妈就打起来了。”

“其实发生了这样的事，最难受的就是我爸跟我郑叔，他们那是没事儿就在一块儿喝酒的交情。所以我爸尝试劝我妈，说要不算了吧，抓贼抓脏，你也没亲眼看见，去哪儿都讲不出理来的。但我妈怎麽可能算了呢？那是十块钱，都够全家一周的生活费了。所以她又跑到单位去闹。後来是郑叔的二姐夫出面，想要帮着解决问题，就把他们俩都叫到家里吃饭。那天讨论的结果是，郑叔也觉得应该是儿子偷的，所以他愿意还这十块钱，但不能让他老婆知道，所以一次拿不出这麽多，只能每月凑点儿，直到还完。那天他们喝得都有点儿多，郑叔决定睡在他二姐家。我爸却因为怕我妈担心，执意要回家，所以就借了郑叔的车往家骑。”

大芳停顿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终于把这件事的结尾补上，但她说得有气无力，好像刚从一处阴沟里挣扎上岸似的：“那天晚上下了场大雪，路滑，我爸一不留神摔进了沟里，等第二天被人发现的时候，都冻硬了。”

我把整个事件梳理了一遍，不解地问：“但这是意外啊，怎麽能怪郑爷爷呢？”

又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大芳才道：“因为事发现场，自行车是散了架的，不是摔散的架，那不可能是摔出来的，而是......人为的。”

“姥姥觉得是有人做了手脚？”

大芳深吸一口气，没回答我的问题：“头疼，不说了不说了。我的头快要炸开了。”

她起身回房了。

我猜她是为了躲避我，不然她可能会在这儿坐到天明呢。

我突然觉得饥饿，便去厨房给自己热了杯牛奶，坐在餐桌前，就着早上剩下的半块椰蓉面包充饥，同时一遍遍地思考回味着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悲剧，但怎麽想都觉得困惑——十元钱，真的至于结出害命之仇吗？我想起郑爷爷退休後一次次帮忙把单位发的米面油送到姥姥家门口的场景，想起见面时他跟我打招呼的亲切样，无论如何都没法把他跟那种心胸狭隘的小人联想到一块儿。倒是年轻时的刘桂兰让我吃惊，想不到如此温和慈爱的姥姥，曾经也有那麽泼辣蛮横的一面，这与我记忆中任何一个时期的她都对不上号，年轻的姥姥是个陌生人，她不具备现在的她所拥有的那些能把大事化小的智慧。

所以我由此认为，“七岁看老”是一句非常离谱的谚语，想也知道，七岁与多年後人生的某一个节点之间是需要密密麻麻的时间堆砌连接的，命运这个盲盒鼻祖又极易开出令人难以招架的隐藏款剧情，就像下了河的石头一样，在没经历生活的洗礼之前，它们谁能想到自己会变得那麽圆润又安之若命呢？

其实这件事最令我难以接受的是，顺着姥爷出事的这条线往前捋，捋来捋去，竟只看到了一张尘封在玻璃板下的十元钱。

这是多麽可悲的讽刺啊。

所以我不禁试想，试想当年真凶主动认错，或是刘桂兰及时放弃追责的这两种可能性。如果是那样，那麽可能姥爷现在还活着，刘桂兰不至于过早地步入孤儿寡母的生活模式，在艰难困境中求生存。

想着想着，喝进嘴里的奶就变味儿了，酸不酸咸不咸的。

第二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了大美的投诉电话，她问我方舟究竟把老太太带到哪儿去了？怎麽还不回来？语气里满是对方舟这个外人的不不信任。

我听了也觉得奇怪，于是赶紧联系方舟，结果电话那头的他跟磕了药似的，不是一般的兴奋：“有什麽可不放心的，姥姥玩儿得可嗨了！是吧姥姥？”

我听到刘桂兰清脆地答了一声“对”。

“你在哪儿啊？环境怎麽听着那麽乱糟？”

“在外面吃火锅呢，吃完就送姥姥回去了。”

“啥？你还敢带姥姥吃火锅？那麽辣，她受得了吗？”

“她吃清汤。而且是姥姥想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