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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7章 远洋来风上 拍卖会上的国家博弈（第2页）

李云龙听着，脸上的急躁渐渐被一种熟悉的、属于战场指挥员的冷峻所取代。他明白了这件事的复杂性和战略意义。“老赵，你说得对。这不是逛集市，是打仗！行，你脑子好，负责制定方案，协调上头和外面。我负责家里这一摊：筹钱我想办法（东北的粮食、木材、矿产可以折算），组织技术队伍提前研究清单，准备好接收的仓库和安装场地。咱们里应外合，把这批‘洋落儿’给他叼回来！”

请示的电报以最高密级往北京。中央高度重视，周总理亲自批示：原则同意，由东北局和工业部具体负责，中央统战部、外贸部及驻港机构全力配合，务必谨慎周密，确保成功与安全。

几天后，更详细的拍卖清单（仍然是部分）和初步筛选的香港华商背景资料，通过秘密渠道送到了赵刚手中。名单上有几个名字，其中一个是霍英东。

资料显示，霍东出身贫寒，靠航运起家，头脑灵活，胆大心细，在香港商界以善于把握机会和敢于冒险着称。更重要的是，有情报显示，他对于新中国的成立抱有同情和好奇，曾暗中帮助过一些进步人士，其商业网络涉及航运、贸易、建筑等多个领域，具备运作复杂跨境贸易的条件和能力。但他并非“红色商人”，与大陆方面并无明面上的直接联系，这反而可能成为一种掩护。

“霍东……”赵刚沉吟着。选择他，风险与机遇并存。风险在于，他并非自己人，能否完全信任？在巨大的利益和西方压力面前，他会如何选择？机遇在于，他的“清白”背景和商业能力，正是这次行动最需要的。

与此同时，翻译室和通过其他渠道搜集来的信息，逐渐拼凑出这次拍卖更完整的图景：拍卖由英国政府物资处理局主导，委托给了包括“劳埃德拍卖行”在内的几家老牌机构。设备大多来自二战期间盟军（主要是美英）在欧洲和本土的军事生产基地，战后闲置或淘汰。其中确实包含不少好东西，比如美国“辛辛那提”公司的大型立式车床、英国“丘吉尔”公司的重型镗铣床、瑞士产的精密磨床等，虽然可能不是最新型号，但对于中国来说，很多仍是可望不可及的先进设备。医疗设备则主要来自美军野战医院，相对成套，状况较好。拍卖规则强调“商业用途”，对买方背景会进行“必要的审查”，明确禁止将涉及“军事潜力”的设备转让给共产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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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巨大，时间紧迫。

经过与中央相关部门的反复密电磋商，并报请最高层同意，一个大胆而精细的计划逐渐成型：由我方提供大部分资金（通过香港的隐蔽金融渠道注入）和最终需求清单，尝试接触并说服霍英东，以其名义在香港注册一家新的贸易公司（代号“昌荣行”），由他全权负责赴英竞拍事宜。我方将派出少数精干的技术和商务人员（伪装成其雇员）随行，负责现场鉴别设备、提供技术决策。拍得设备后，以“昌荣行”采购“民用工业设备及医疗器材”的名义，办理出口手续，租用外籍货轮（初期考虑悬挂巴拿马或利比里亚等方便旗的船只），运抵香港。然后在香港进行重新包装、文件处理，再通过霍英东控制的或其他可靠的驳船、小轮，以“转口贸易”或“拆散零件”的方式，分批、多路、隐蔽地运往内地，选目的地是广东，再经铁路秘密北运沈阳。

整个计划环环相扣，任何一环出错，都可能满盘皆输。尤其是说服霍东这一步，是关键中的关键。

十二月中旬，一名持有南洋商人身份、实为我方资深外贸干部的“王先生”，秘密抵达香港。通过可靠的中间人牵线，他在一艘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游艇上，见到了霍英东。

霍东当时三十岁左右，身材不高，但目光炯炯，举止干练。他对于这位神秘“王先生”的约见，显然有所预料，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游艇舱内，茶香袅袅，窗外是璀璨的香江夜景，但舱内的气氛却微妙而紧张。

“王先生”没有过多寒暄，在确认了安全后，直接开门见山，表明了代表内地“某些急需工业建设的商业团体”的来意，并大致说明了希望委托霍先生赴英参与特定拍卖、采购一批设备的请求。他出示了部分经过处理的设备清单（隐去了最敏感的军事关联设备），并承诺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和合理的商业佣金。

霍东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轻敲着座椅扶手。他经商多年，嗅觉敏锐，立刻意识到这笔生意绝不寻常。采购清单上的设备，虽然标注为“民用”，但其规模和类型，明显指向重工业和基础建设，甚至可能间接用于军事。而委托方的背景和支付能力，也透露出非同一般的气息。这背后，显然是国家层面的需求。

“王先生，”霍东缓缓开口，带着浓重的粤语口音，“这笔生意，规模不小，机会也很好。英国人处理战后物资，价格可能比市价低。但是……”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地看向对方，“风险更大。英国人、美国人盯得很紧，巴统的清单不是摆设。我霍英东一个生意人，去拍这些东西，他们会怎么想？海关能不能过得去？船能不能租得到？就算运到香港，再往北边运，海上有台湾的军舰，有关卡，有稽查。这每一步，都是鬼门关。赚多少钱，也要有命花才行。”

“王先生”早有准备，他坦然承认了风险：“霍先生是明白人，我们也不瞒你，此事确有难处，非比寻常商业贸易。正因如此，才需要霍先生这样有胆识、有渠道、更有家国情怀的俊杰出面。我们并非让霍先生白白冒险，除了应有的商业回报，这也是为民族工业复兴尽一份心力。国家积弱百年，如今新生，百废待兴，急需这些设备奠定基础，抵御外侮。香港同胞，亦是炎黄子孙。如今北方强邻压境，战火已燃至家门口，国家若有坚实的工业，便能造出更好的武器保护人民，也能生产更多的物资改善民生。此中意义，远非金钱可以衡量。”

他接着详细介绍了己方计划的周密之处：资金通过多家海外账户分散注入，难以追溯；竞拍以香港新兴工业建设为名，文件齐备；“昌荣行”背景干净；设备抵港后的转运，已规划了多条隐蔽路线和应急预案；内地接应力量也已部署。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知道霍先生生意广泛，与内地也有些许物资往来。若此事能成，对未来霍先生在内地的商业展，以及……在香港的社会声誉，想必也大有裨益。”

这番话，既有民族大义的感召，又有现实利益的分析，还有对未来合作的暗示，软硬兼施，情理并重。霍东沉默了很久。他出生于风雨飘摇的年代，经历过日占时期的屈辱，对国家的羸弱有切肤之痛。他经商逐利，但内心深处，何尝没有一颗期盼民族复兴的赤子之心？眼前这笔生意，风险巨大，但机遇同样巨大——不仅是金钱上的，更是地位和历史上可能留下的一笔。他仿佛能看到，那些冰冷的机器运回内地，变成工厂里轰鸣的流水线，变成保卫国家的武器……这种参与历史的诱惑，对一个有抱负的商人来说，是难以抗拒的。

更重要的是，对方展现出的周密计划和强大后盾，让他感觉到，这并非一时冲动的冒险，而是一次有国家力量在背后支撑的、精心策划的行动。成功的可能性，比想象中要大。

良久，霍东抬起头，眼中已有了决断的光芒，但语气依然谨慎：“王先生，这件事，我原则上可以做。但我有几个条件。”

“请讲。”

“第一，资金必须绝对安全、充足、及时到位，并且所有往来账目，必须符合商业规范，经得起查。”

“第二，随行人员必须绝对可靠，懂行，并且完全听从我在商业层面的指挥，不能擅自行动暴露意图。”

“第三，所有计划必须更加细化，特别是运输环节，要有至少两套备用方案。香港这边，我来负责疏通部分关卡和安排转运，但北上的最终保障，必须由你们负责。”

“第四，”霍东盯着“王先生”，“此事无论成败，严格保密。若有不测，与我家人无关。”

“王先生”郑重地一一答应：“霍先生深明大义，所提条件，合情合理，我们全部接受。从此刻起，我们就是并肩作战的同志。为了这批设备能顺利回国，为了国家工业早日强盛，共同努力！”

两只手，在游艇摇曳的灯光下，紧紧握在一起。一场跨越重洋、关乎国家工业命脉的特殊“采购战”，就此拉开了帷幕。维多利亚港的夜色依旧璀璨迷离，但在这璀璨之下，一股为国奔走的暗流，已然开始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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