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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作家之死（15）（入V二合一）“啊？你们

“那么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我们就这样讲完了。再稍微讲一些同时代英国的哲学流派，比如功利主义。边沁，也是一位法学出身的哲学家……”

陈老师咳嗽一声，把哲学日历翻到十九世纪的哲学流派。

“哦……”陈老师想了想，“这也是一位没有入土为安的伟人，因为他的遗体遵照他本人的遗愿被做成木乃伊、穿上他的衣服，装在玻璃橱柜中于UCL展览，你们有空去英国也可以参观……”

大家都笑了。上了这么多周课，惊鸿也看出了陈老师的风格。虽然是个古板严格对学生要求很多的小老头，但偶尔也有点要命的幽默。

比如上次突然放下话筒讲课，有同学说听不清楚，他就说：“嗨，我这不是怕吵到后面睡着的同学嘛。”

大家哄堂大笑，有位哥们儿抖的太剧烈，把后面睡着的同学吵醒了。

睡眼惺忪的同学醒了以后不明所以，陈老师一个闪现到他跟前，问他听了这么多课，最喜欢哪一位哲学家。

同学眨眨眼，阿巴阿巴半天，说，叔本华。

那时课件还在中世纪呢。

不过小老头还是很配合地点点头，说，嗯，很伟大的哲学家，那是为什么喜欢他呢？

“因为，额，这个。”同学结巴着，“因为他能给我带来心灵的抚慰吧。”

“哦——”陈老师说，“能给你带来心灵的抚慰是很好的，你很乐观，通常他就是人们需要心理医生的原因。”

一些哲学冷笑话，大家再一次哄堂大笑。

边沁，英国十九世纪哲学家，法学出身，父亲希望他成为英国大法官，却从未真正做过律师工作。他觉得整个法律体系中充斥着“诡辩之徒”，于是选择钻研理论而非实践它，法律背后的精神才是他的终极关怀。

“边沁呢，致力于探究在法律背后支配人类行动的道德基础，发现这种基础在于它们的‘功用’。”

陈老师解释“功用”的定义：任何事物都包含的属性，有助于带来愉悦、利益或幸福，或者避免灾害、痛苦、罪恶或不幸的发生。

“你们一定听过一句话，就是‘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句话是他说的，后来不断被各种功利主义者以各种方式引用。”

这就涉及到边沁以数学为道德的指导原则。他提倡政府立法和个人行动都需进行“快乐计算”，它们所产生的快乐或痛苦，由承受结果的人数来加以量化并累加。

很多为难的道德问题在这个简单的快乐计算法前面就迎刃而解了。

陈老师背着手，提了一个问题。

“假设你旅行经过一个没有什么人权意识的国家，当地独-裁者逮捕了20名无辜的印第安人，以涉嫌叛乱，全部判处死刑。但独-裁者提出一个建议，身为客人，你亲手枪决其中一个印第安人，其他19个人就可以因此被释放。你是否应该亲自枪决一位，以拯救其余19人，还是拒绝动手，坐视这20个人都被枪决？”

底下大家窸窸窣窣地开始讨论。

惊鸿觉得熟悉，这个问题应该是后来电车难题的前身吧。

“按照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明显应该动手杀人吧？因为19个人的功用显然比1个人大。”江遇摸摸下巴，“但你可能违背不了心中不杀无辜之人的道德，但是如果这个群体是100个人呢？杀1人可保99人平安，你动不动手？”

惊鸿陷入了深深的道德诘问，因为再极端一点，只要把能够获救的人数不断住上加，我们终会在某一点放弃坚持，并接受“不可取人性命”并非绝对的道德准则。

其实江遇涉及到了功利主义的本质，他们把“功用”视为道德唯一的准则。

一切取决于道德本身是否就是目的，或者道德只是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一种手段。

“但是如果选择了杀人，就要为死掉的人负部分道德责任。当然如果你真的身处这种情况下，不作出杀人的选择才是同等的不道德。这个语境里不存在□□德行为，这是不是重点所在？”惊鸿说。

陈老师说，在边沁的功用定义里，“幸福”等于“快乐”。他认为，任何人都尽可能追求快乐而避免痛苦。因此，只要能让多数人感到快乐，或给他们带来最大快乐之事，在道德上便是对的。

功利主义要为社会最大数人的最大福祉而努力，就是去为社会创造最大数量的“快乐”。

“快乐是没有办法被客观量化的呀。”惊鸿对江遇说，“而且有些痛苦是人生在世无法避免的。功利主义计算法所希望的功利总数也永远难以正确估算。”

“这个说法漏洞太多了。要是有个一直没有抓到的连环杀人犯，闹得社会人心惶惶。这是警察是否该随便抓一个人，说他是罪犯并加以处决。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安抚公众的情绪，公众也因此产生了‘快乐’，这么多人的快乐当然也比那位倒霉蛋的痛苦要多。按边沁的说法我们当然该选择这个方案，但你觉得这是可以的吗？”

江遇托着脑袋看她。

“而且边沁做出这些定义和假设的前提是，所有人都跟他一样‘伟大无私’。要是那些不幸的印第安人里正好有人跟你有仇呢？或者你正好就是看他们不顺眼想让他死？这些涉及到具体人性的问题，都是快乐计算法没办法计算的。”他补充。

“你没有道德义务去做你没办法做到的事情。”惊鸿点点头。

下课后，两人便一起去找陈老师。

老师听了他们的想法，请他们一起去教学楼下面的小路散散步。一边走，一边聊。

哲学院教学楼旁边有一座小山坡。顺着山坡附近修成了申大版本“人民公园”，教学楼附近都是些弯弯曲曲的小道，适合散步。

“我们学院修建的时候特别有意思。”陈老师说，“大路全部通不到教学楼，学生们停自行车都得停到一百米以外去。然后走小路上学，因为哲学家好像从来不走大路，都是在小路思考的。”

海德堡有黑格尔的哲学家小道，申大也有申大的“哲学家小道”，连“你今天哲学过了吗”的标语也一起复刻了。

“那对早八的同学很不友好了。”江遇说。

陈老师罕见地被逗笑，说，哦，是的，是的。

“但是每个星期，我还总是来散一散步。”他说，“想不出问题，看看景色也是很好的。你看，秋天来了，爬山虎也没有那么绿了。”

顺着蜿蜿蜒蜒小道向上，没什么人，小山坡上郁郁葱葱的树都因秋风带了点焦黄。站在山坡上回头看，哲院二教的墙壁上满目的爬山虎，也都已经由绿变红。

阳光里，秋风一吹，红叶伴着影子颤动，像情人的红了的眼眸，那掩藏着的一点阴影就是不忍流下来的泪。

“其实你们的想法都有道理。功利主义的内容这节课还没讲完，下节课要讲到边沁的学生密尔，他仍沿用幸福和快乐的概念，但区分了较高与较低层次的快乐。”陈老师解释，“虽然这件事情，也被很多非功利主义者批判，臭名昭著。”

“你们说，做快乐的猪更快乐，还是做痛苦的苏格拉底更快乐？”陈老师眯一眯眼，“密尔认为后者是更高级的快乐。宁愿成为苏格拉底那样不知足的人，也不要做一个知足的傻瓜。”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惊鸿不假思索，“我仍然认为这样划分高级低级的快乐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是不合适、不尊重的。对于具体的人来说，苏格拉底不一定比傻瓜更高尚。”

江遇补充：“如果密尔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抱着普遍‘人权’和‘平等’的思想，那他也不会说这个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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