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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5章 建设时代四（第2页）

“官僚的一大问题，就是程序性高，体制流程恒定，变动少，这使得企业面对市场的生存和反应能力都极弱，同时企业在这一制度下，结构也比较单一，难以扩张。”

方叶举例道:“比如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需要新建一个厂区，要走行政流程，各个部门盖章，从上到下，决策一个月能搞定就非常快了，三个月半年都正常，而那些高技术的研发投入，其项目审核时间就更长了。”

“再比如，过去三会管理模式，这种涉及到企业战略的决策，需要通过三会决议，然而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些涉及到商业机密，甚至是国家战略技术机密的研究，不可能向职工公开，否则就要泄密，这个程序是确定的，企业若绕过去就是违规;而且一旦研究失败，就要承担损失国家财产的责任。”

方叶问道:“那么问题来了，周副部长，您要是某家国企的一把手，您敢冒着丢官帽的风险，做出这些主动吗?”周副部长想了想，摇起头来:“大概不会这样做，毕竟这影响个人政治前途。”

“您看，您说的就是正常人的心里话，谁会这样做呢?”方叶又说道:“就比如华昌，我们承担着国家半导体和计算机领域大量高级技术的研究，如果采用‘三会’模式，外国人甚至都不需要收买我们的高层，他们找几个职代会工人一打听，就知道我们的下一步企业战略决策是什么，企业核心机密根本难以保障不泄密。”

“而企业的这种决策，关乎的是一家企业的生死存亡，一旦泄密，国外的竞争对手就会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他们就能立即提出针对性的对策，而我们的决策又慢，到时等对手已经搞出了比我们更先进的技术，而我们内部还在开会研究，到对手领先后，又开始了相互甩锅，逃避责任，以免影响政治前途，一家企业内部这样，还怎么发展。”

这话让周副部长哑口无言，他问道:“一定要改吗?”方叶则是点头道:“是一定要改的，除非我国一直像现在这样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如当年的大清一样，最后被西方人再一次打上门来。”

方叶又说道:“全民所有制实行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是我国现下的工业发展水平依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在一些方面连印度都不如。”

“印度现下的汽车制造业就比我国先进，而我国之所以仍旧落后，其一是现的企业体制已经不满足发展的需要，其二就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困境。”

“国家掌握了一切生产资料，而在计划体制下，分配也由国家决定，资源分配给了国有企业，利润除国家建设需求外的部分，也主要分配给了干部、事业单位和工人阶级群体，广大的农民和一般城市居民获得分配极少，社会消费市场做不起来，企业也就难以发展。”

“如果要进一步分配，那么就必然要动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蛋糕，且只有将国家总财富的蛋糕做得更大，才能有更多的分配，而不是一直进行计划管控。”

“现有的这种管控模式下，社会的阶级分化不是越来越小，而会越拉越大，最后城乡二元对立，社会阶级对立等问题。”

“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配的主体是国家和工人阶级，他们是国家的主人能分蛋糕，那么农民和其它阶级是不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工农联盟还要不要?”“再说句不客气的，若国家财富的主体分配阶层恒定，他们是人，那其它阶级是不是人?农民就活该只能种田?农民就没有权力吃面包?城市里人出行坐公交车，农村就活该步行?所以一句话说到底，欠了农民的迟早要还，你不还农民会直接扛着锄头来找你要，只是那时情形就不一样了。”

邓副总理叭叭抽着烟，问道:“城乡二元化导致的城乡差距已经到了那么大了吗?”这话周副部长没听明白，但方叶知道问的是什么，于是说道:“那可不，现在的伊朗巴列维王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德黑兰城市里的大楼越建越高，直插云宵，城里人衣着时尚、美丽光鲜，街道上车水马龙、霓虹闪烁、繁华似锦。可农村呢?出行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农民住着破土房，终生困于田地，缴纳沉重的赋税，阶级分化严重，国家分配严重不公，迟早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你认为，我国现下的分配也有问题?”周副部长问道。

方叶点头:“那还用说嘛，1958年的户藉制度就是城乡二元化的开始，从那以后农民就只能种田了，好在当时国家发现了问题，及时进行了纠正，属于个体户的存在，给广大普通城市居民和农民开了窗口，否则我们现在看到的城乡差距还会更大。”

周副部长想了想说道:“那么，现在允许搞私营企业，又是开了—条新路子。”

方叶依旧点头道:“国有企业的就业数量有限，而农民基于户藉限制又没办法有更多的途径来改变家庭经济条件，国家不给他们一条新路，那怎么办?眼睁睁的看着农民就这样一直种田，一直贫困肯定不行啊，而私营企业就可以向农民招工，所以这条路子是必须走的。”

“—个很简单的经济逻辑，以南方农民为例，假设五口农民家庭种七亩水田，现下的亩产丰年能收约1万斤粮，国家正税加地方摊派、附加、集体建设等，约收取30%到40%，按最低也就是大约三千斤，剩下约六千余斤。”

“扣掉家庭留粮，牲畜饲料粮，大约还有三千五百余斤，每斤粮统购统销价0.21，因此富裕之家，家庭年最高收入730元左右。”

“固定开支方面:每亩田现下要施约15公斤化肥，每公斤约3.5元，国家补贴后也要2.8元，加上农药、农具等其它方面，需支出约230元;家庭其它硬性支出按一百元算，节余四百余元，这就是家庭的全部收入了。”

方叶这是按最完美状态计算的，现在人口增多了，南方地区，五口及以上之家最多七亩水田，年总收入含地里的收入，大约在550元左右。

这个收入水平，比历史同时期已经高出四倍余，北方地区的农民家庭收入也高出了两到三倍，即便是大西北地区中等家庭的收入一年也有两百多元;客观的说，中国农民现下的生活水平已经与历史上完全不同了，特别是南方地区农村普遍富裕了起来。

农民收入的改观，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国内市场猛然增大了起来，农村对于初级工业品的需求量呈现出几何指数增长，这使得全国的国家企业都迎来了美好时代，订单根本做不完，以热水瓶为例，全国一年生产三百余万只，根本不够用。

爆发式的市场需求，使得国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扩产，初级基础钢铁制品如:热水瓶、茶缸、铁锅、烧水壶、门锁、合叶等;中级产品如:自行车、裁初机、家具、香皂、护肤品等;高级产品像黑白电视、收音机、冰箱、彩电、录音机、随身听等都在扩产中。

工业品需求的增长，又使得机械、机电、电子等民用机械、电子设备行业大规模的增长，整个国家的经济雪球，在不知不觉中越滚越大，中国市场的增长，立即引起了海外投资者贪婪的目光。

五年前时，国家统战部门、外交部门到处邀请华人华侨归国投资，那时他们还在担心会出什么变化，因此企业不敢搞大了，但是随着一批人成功上岸，吃得满嘴流油，现在形势反过来了。

南洋和西洋的华人华侨，要么公开，要么悄眯眯的到大陆来投资，海外投资从1964年只有两三家，现在发展到了几十家，企业规模从开始的几十人，到现在最大的已经发展到了近千人，这些企业还在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相信用不了几年，海外在华的大型企业就会出现。

方叶对于现下农民的收入情况很不满意，但是邓副总理和周副部长却不这样看，自从新集体体制改制以来，老百姓的生活那是一年上一个台阶，现在全国那里不是在唱赞歌，上到中央下至农村农民都非常满意，毕竟生活翻天覆地变化是所有人都看得见，也体会得到的。

以前即便是南方地区的农民，破衣褴衫十分普遍，但现在年轻人身上基本看不到补丁上补补丁了，即便打了补丁的衣服，也修整得很好看，开始注重美观，农民冬天开始用起了护扶品，上海的百雀羚，以前那可是城里人才用得起的，现在农村也同样普及了开来。

放在五年前，农民买自行车、缝幻机，买收音机、电视，那简直不敢想象，而今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村家庭，修了新房子，添了新家具，而后又买起了家电，这样的日子谁不满意?

因而党的统治，现下达到了历史以来的最高峰，老百姓是真心的认为党好，政府好，而不是过去那样，靠着政治压迫让人家开口说好。

不过，方叶却将这一切看得十分清楚，人民现在只是过上了一个正常的状态，距离真正的发展还有不小的距离，国内大量在生产基础工业品以满足百姓的需求，而中高级工业品普及率依旧不高，这对国家工业升级和高级技术的发展是不利的。

你就是将锅碗瓢盆生产得再多，但是华昌搞出来的电子产品、半导体芯片和将来的计算机卖不掉，那又有啥太大的作用?所以方叶是比较冷静的，他毕竟是在21世纪那个大规模、集群化产业时代过来的人，他对于整个国家的产业发展的格局，看得也非常清楚，因此他急啊。

国有企业现在生意这么好，国家应当借助这个机会，赶紧进行工业技术和产业的升级，千万不能被现在的低端制造和低层次发展冲昏头脑，否则国门一开，现在爆火的企业，照样该死的死，该亡的亡，谁也救不了。

关于国家当前经济和工业发展的话题聊了起来，而方叶从邓副总理和周副部长的眼中，看到了一丝得意，可能他们觉得现在的发展成就已经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而方叶则觉得自己很有必要再向国家上书了。

还是那句话:不要被当前的胜利冲昏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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