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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4章 调整（第2页）

方叶说道:“大量的卡车，会使得物流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同比单位商品的物价也会降低，而价格低了，受众的群体也就更多了，销售得多，就意味着企业需要扩厂，就需要更多的工人，从而大量增加就业。”

“工人有了可观的收入保障，物价就低了下来，消费自然也就上去了，而农民的收入也提升了，他们同样也就有了基础工业品的消费需求。”

“卡车要铺到全国各县镇乡，自行车、拖拉机要铺到广大农村，收音机、录音机、缝初机、锅碗瓢盆大量钢铁制品全面普及，这会形成一个极其庞大的市场，而这样做最终实现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发展工业，实现工业的内部自我升级;二是用工业的市场化应用，积累一定的财富，最终完成对农业的反哺。国家应当有计划，争取在20年内取消农业税，终止中国农民千百年来交农业税的历史，这将是史无前例的历史功绩。”

如今一吨钢铁的国家定价依旧为600元，这个价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矿石、煤碳开采水平低下导致的，但国家同时维护这个价格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是与保证国家收入有关。

可是高价格，极大的影响了钢铁制品的成本，事实上如果国家下决心，如今成品碳钢一吨价格降到450元完全没问题，无非是国家在短期内少收一些钱，但相比于保证了大量钢铁工人的工作以及国家钢铁工业的持续发展来说，这点降价其实也能很快收回来，并且还能收得更多。

方叶对于经济学并不懂，但他懂得市场原理啊，基本的经济循环对国家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是懂得的，这在未来那边都是常识，随便一名普通的老百姓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可这套理论与现有的体制存在冲突，国家如果要这样做，那么就需要做出—次较大的调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相当于一次改革尝试了。

部分商品的销售凭证制度一旦取消，那么企业就将会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同时减少对个体户的限制，让物流流通起来，这又会形成新的‘城市资产阶级’，而这种阶级在现下是要严厉打击的。

在这个个人商业活动被定性为‘投机倒把’的年代，哪怕国家从60年就正式全面允许了个体户经营，甚至一度大规模退还了过去公私合营的一些商铺，放开了部分商品的个人经营，但个体户的发展依旧艰难。

而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还是国家控制了一切，所有生产全部是国家在管控，包括物流都是国家在管理，全国各地的县一级运输大队，是国家经营的，个体户想找他们运货，那简直难如登天。

许多地方官员思想过正，对于个体户非常抵触，认为这是‘走资’，那些个体户要到别地进货，需要县镇乡甚至村开条子或介绍信，但是大多数地方根本不给开，理由是‘走资’，极端的地区，甚至将那想干个体户的人抓起来批斗，这种事在国内屡见不鲜。

国家对于这些行为，也没法公开批评，毕竟现在是一个政治高于一切的时代，很多政策的实行还需要大辩经，国内高层官员之中，这种斗争也不少，这严重的妨碍了国内个体经营的发展，所以这个政策开展到现在将近两年了，除了个别大城市，其它地区发展很有限。

从全国范围来看，只有同安这个示范县是个例外，县里最早也是国营运输公司，但随着南来北往的货物增加，县国营运输公司从一开始只有几辆卡车，发展到了现下运输卡车就有四百多辆，然而这还远远不够。

在此情形之下，方叶给了县里建议，国营运输公司不能继续盲目扩张了，应当引入民间力量加入进来，至此县里开始允许那些作坊主、私营企业买汽车而后在同安县任何人买，县里都给指标，这让一些胆子大的青年，开始搞起了运输业务。

要知道一辆ca10解放卡车并不便宜，价格达到了1.1万元，如此高昂的价格，也只有同安县的一些个人能买得起。

自从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之后，开始搞个人运输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买了车之后，便挂靠在县国营运输汽车公司之下，一年交一些费用，其余的挣多少全部看个人能力，当然缴税的义务也跑不掉。

如今同安县是现下全国最大的自由批发市场，生意根本不缺，自从全国各地个体户知道在这里能买到一切需要的货物之后，无数的个体商人跑到了过来，然后整车整车的货物往回拉，而在这些商人的眼中，同安县就如同天堂一般。

这里除了国家严控的商品，绝大多数商品都自由购买，不需要任何凭证，也不需要任何人指派，拿着钱想买什么买什么，而且运输也不需要看脸色，只要是订单，无论找县国营汽车运输公司，还是个人运输，双方谈好价格即可。

大量的货物向同安县集中，这让同安到庆州、同安到合肥的交通异常的繁忙了起来，每日穿梭于各地的车辆络绎不绝，而这也是方叶想到了建收费站的原因，省里拿老百姓税收修好的公路，就这样免费给经营性的企业和个人用，那亏的不还是老百姓吗?

所以上个月时，方叶就向省委邓书记提了议建，他觉得要在合肥至庆州的国道上设收费站，从合肥开始，舒县、同安、庆州各设一个收费站，收费标准按车辆大小不同和公里来计。

小型1.5吨以下小型车，一公里五厘，从合肥到庆州，全程约130公里，收费0.65元;而卡车则按中型和大型半挂车来收，中型车一公里一分，大型挂车，一公里二分，全程最高收费2.6元。

别小看这—点费用，要知道现下每天近千车次的车辆跑在这条道路上，即便平均每辆车收费五毛钱，那么一天也有五六百元，一个月就有一万多元，除去各项开支，每月净赚不会低于八千元，一年收费就有十来万元，而这还只是开始。

随着全省经济的发展，以及将来车辆的普及，这条路上的车次只会更多，不出三两年，这条路上每天通过的车次就会超过五千趟，将来每天上万甚到数万次车辆通过，—天的收入将很巨大，一个月至少有十几万元的收入，一年下来收费可能超过两百万元，甚至更多。

所以，为了让领袖们看到这种收费的价值，于是方叶提议，可在安徽搞试点，就以同庆公路作为试点对象，看看收费后，国家到底是亏还是赚。

对于这个不花国家一毛钱，反而会可能产生经济价值的提议，虽然它有些违反了‘公有制分配原则’，但三位领袖还是同意可先搞着看看，至于在全国设收费站的事，则要看安徽的这条公路收益情况及老百姓的反应之后再说。

不过对于方叶提出的其它建议，刘主席几人研究之后，随即在中央召集了一次会议，就对于降低钢铁售价及一部分民用商品放开销售的问题举行了讨论，当然也是对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说服的过程，不过这些同志虽然有些不是很理解，但看到增产带来的利益之后，也就选择了默认。

1962年7月中旬的一日，经过中央多轮讨论，达成了一系列决策，其中包括降低钢铁售价，增加卡车产量、取消自行车、缝初机、录音机、收音机、五金小商品及一般工业日用品的销售凭证制度，并且拓宽了销售渠道，个体经营者，可以购买不超过国家规定的商品销量上限。

这个上限的设定，其实是为了防止‘投机倒把’，以及囤货居其，毕竟现下政策刚出来，生产量还没有跟上，很容易因为大量批发，造成货物短缺。

在具体的限额上，如个体经营者，每个月允许不超过五百辆自行车的经营配额，其它如针头线脑、锅碗瓢盆、各种农具等的上限则设得很高，只要不是那种超出经营实际能力的批发，国家则不加以限制，但日化用品还是如自行车等—样有配额，毕竟国内现下化工并不发达。

这一变化，对于全国的个体经营者来说无疑如同久旱适甘霖，因为除了限制配额的货物以外，其它货物的批发再也不需要任何货物凭证了，而政策松绑给国家商业发展带来的变化也是极大的。

整个八月间，国内的小商品销售变得紧俏了起来，很多之前半死不活的国营工厂，一下子接到了大量的订单，这些订单大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新成立的供销社批发公司，仅仅一个八月间，全国近半的相关生产企业实现了全面开工。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十月，全国几乎所有的相关生产的国营工厂都实现了满额开工，不仅如此，其订单所获的订单总量，更是翻了两三番。

这个变化，一度让搞经济多年的陈副总理困惑不解，他后来特地派人到同安县找到方叶，问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而方叶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因为随着政策的松绑，全国数千万个体户的作用真正的发挥了出来，作为社会经济的毛细血管，他们的销售渠道更宽更加多元且更加深入，他们与那些国营商店和供应社不同，这些人会走街串户，上门推销。

这样的工作并不轻松，但是不要小看他们的作用，等着上门买或直接送上门完全是两回事，一些老百姓可能不到紧需时不会买，但随着货郎上门，就会产生冲动性消费。

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全国的个体户数量达到四千万个之多，但由于之前的各种限制，其实很多走街串户的人，因为价格、销售数控制等原因，使得他们的生意并不好做，但现下不同了，价格降了，限制少了，经营更加自由了。

就比如，假设一个挑货郎，一天卖一包缝衣针，全国数百万个挑货郎，一天全国就得卖掉数千万根针，与此同时还会有其它的商品，比如头绳、纽扣、缝衣纱线、指刀甲、发卡等等，带动的是上百种货品的销售，积少成多之下这个数字是十分庞大的。

当然，除此之外，国家还以安徽、江苏、江西、河南、四川五省作为试点，在这几个省提高的粮食统购统销的收购价格，水稻每斤从此前的0.176元，上涨到了0.206元，别看只涨了三分钱，但一百斤就是三块，一千斤就是三十块。

这其中安徽省作为全国最早推行新品种小麦和水稻的种植产区，1962年全年粮食迎来了历史性的大丰收，小麦亩产达到了创纪录的375公斤，水稻亩产更是高达411公斤，全省粮食产量整体较1961年上涨了三成半，较1959年翻了整整—番。

同时，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河南等临近省份，新粮种推广也过半，粮食产量较推广之前，上涨了五到六成，至此在1962年秋后完成之后，全国一下子从过去三千三百多亿斤每年的粮食产量，上张到了四千二百亿斤，整整多出了九百亿斤粮，足以多养活2500万人。

这一切都证实了方叶之前的推断，全国的粮食问题彻底得到了解决，不仅如此，国家粮食还出现了富余，多出来的粮食做什么呢?当然是做副食品，然后发展养殖业，提高老百姓的粮食配额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发展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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