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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1章 不一样的风景三（第2页）

出得县城，随着深入农村，沿途之上触目惊心，到处都是被扒掉了树皮和打光了叶子的树，农田里看着一片绿油油，但是却看不到几个农人。

当一行人来到沟渠乡的一处村庄时，也并未听到往昔鸡吠相闻之声，庄子里静悄悄，几人下了车，走向庄子，就见许多老百姓或靠或躺坐在屋下、树旁晒太阳。

这是三月天，虽说早晚还有些温差，但是太阳升起之后，也有二十多度，并不冷，而此情此景只有一个解释，人饥饿之后，身体缺乏能量就会感到冷。

路边，一位小男孩手里抓着一把草，正在往嘴里塞，他看到一群陌生人走进来，没有躲避，只是自顾的吃着自己的东西。

“小娃娃，你怎么吃这个呀。”张秘书还不知道情况，因此便上前问道。

孩子嚼了好一会，才怯生生的回道:“我饿。”“大人不给你饭吃吗?”“爷爷饿死了。”孩子回道。

“那你的爹娘呢?”张秘书再次问道。

孩子没有回答，只是扭过头，朝前面的一间屋子看去，而后抬手指了指，林书记没再多说什么，抬起腿就朝那边的屋子走去。

一扇破木门半掩，于县长正在门口喊了一嗓子，却是没人答应，于是便推门而入，只是走到屋里，他却是怔在那里。

林书记见于县长不作声，只是站在门旁，便也走了进来，屋里光线—般，但却看得分明，家中的男子不知道去了哪里，只有两个女人，一位蓬头垢面眼神涣散，看到生人来了，挣扎着想要起身，却是没起得来，另一位躺在坑上，—动不动。

“你好，这位是省委的林书记，他来我们固安县看望大家了。”于县长上前女同志扶了一把，只见女子踉跄了一下，才站稳了脚跟，她理了一下头发，又拍了拍灰，一时间显得很是紧张。

林书记上前一同将她扶到了坑上靠好，问道:“家里男人呢?”“上工去了。”女子说道。

“你们这样还要上工?”林书记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了。女子点了点头:“要打粮，抓田鼠，要上工，我，也要上，实，实在走不动，饿。”

在于县长的介绍下，林书记才知道，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所谓的打粮，是由庄子里组织的打粮队，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去刮树皮、打树叶，抓河鱼、泥客、田鼠，找一切能吃的东西，同时田地也要照看，所以上工这种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必须要做，不做就得饿死。

齐书记伸手指了指坑上一动不动躺着的老太太问道:“她还好吗?”女子说道:“饿的，快不行了。”

林书记看向齐、于二人问道:“县里还有多少存粮?”“不足十二万斤，这是工业区那边建设的存粮，不能动。”齐书记说道。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工业区在建设，每天近万人在干活，这些人都是要吃饭的，如果将粮食拿出来救济，对于这么大一个县来说，也无济于事，到时反而两头都救不了―—所以是吃完一起死，还是让一部分人先活着，这是一个现实而又残忍的选择。

几人出了家门，又进了一户农家，场面差不多，但是当他们视察完庄子后，来到村公社主任和书记家中时，看到的却是不一样的场景，虽然面色也不是很好，但是至少没有之前庄子里那种悲惨的情形，而当他们到了乡公社之后，这些干部家庭，就完全看不出饥饿的样貌了，反而个个面色红润，一切都不必多说。

傍晚时分，公社食堂开饭，林书记揭开锅盖一看，里面只有一些树叶、树芽加了些面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煮成的几大锅稀糊糊，而后社员们家家户户拖着疲惫的身躯前来打饭，全程几乎没有什么人说话。

但是当林书记揭开一旁的小灶时，发现里面蒸着不少玉米面窝窝头和红薯，林书记顿时气坏了，他冷着脸指着锅里的饭食问道:“这是给谁吃的!?”公社书记、主任、食堂大厨，全都低着头，没人敢答话，林书记将锅盖叭的往锅上一扔，怒道:“你们也吃得下去?禽兽不如!”出得食堂来，林书记胸膛起伏不定，他仰头大口呼了口气，平复了下心情，而后掏出了记事本，拧开钢笔刷刷的写了起来，接着—撕，往秘书面前一递说道:“立即回省里，让粮库紧急调拔五十万斤粮过来，告诉粮库，今晚第一车就要到，我就在固安县等着，告诉他们，就说我说的，若敢推诿耍心眼子，小心他们的脑袋!”一路走来，秘书也看得震惊不已，他接到了林书记的纸条，只是道了声‘好’，便立即转身朝着吉普车奔去，车子原地调了个车头，而后朝着远方急驰而去。

“此情此景，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看着离去的吉普车，林书记喃喃道。

没有三天，仅仅两天后，第三日的一早，林书记便带着材料，亲自赶往了北京。

中南海总理的会客厅里，林书记并没有就坐，而是全程都站在总理面前，一直到他看完了报告，总理再次抬手示意他坐下，而林书记依旧没坐，他站在总理面前作起了自我检讨:“总理，党和人民将河北交给我，是我没有管好，这是我的责任，请求中央处罚。”

总理也是沉着脸，他说道:“这些事以后再说，先说说你的处置方案。”

“我已经下令省里紧急调拔50万斤粮到固安县，但是公共大食堂的问题不解决，这种事以后还会发生，因此我请求中央取消示范县的公共大食堂，回归以前。”林书记一脸疲备的说道。

总理见他风尘仆仆的样子，还顶着两个大黑眼圈，便点了点头回道:“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中央会认真考虑，并且尽快给予答复。”

报告是由林书记和张秘书共同署的名，因此这是一份交叉验证的报告，而且内容也并没有遮掩什么，看到的是什么样写的就是什么样。

报告中不仅仅是大食堂的问题，而且这种纯理论化的实践，还使得示范县的农业耕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可以预见1955年的夏收，固安县的粮食将会出现减产，预计产量可能只有往年七成的水平。

随着粮食的减少，乡镇村集体创办的养殖场，几乎全军覆没，官僚思想也在这种制度之下，飞速的产生，各种抛离政治，无道德下限的行径都在发生。虽说集体制度的正面作用仍在，但是理想化的集体制，事实已经证明失败了。

报告很快送到了主席处，主席看完后，随即要求在书记处和中央内部进行传阅，一份报告，将各位中央的高级首长们，看得震惊不已，这说明搞纯粹化的革命理论根本就行不通，这对于所有看到报告的人来说，更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教育。

1955年三月下旬，国家展开了大规模的赈济，免除固安县一年粮税，从全省与国家粮库抽调一千万斤粮食紧急送往固安县。

同时国务院下发了指示，固安县的公共大食堂正式取消，对于集体耕种也要求因地制宜，由农民自愿选择集中耕种或是自耕，并且要求全国各地政府不得再进行类似的强制推行。

集体耕作有着它积极的一面，就如主席所设想的一般，那些革命烈士或失去劳动能力的家庭，集体耕作能够帮助他们恢复生产，照顾到了这些家庭，不至于让他们陷入绝望之中，同时也对土地的再度兼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在生产水平低下的时期，这种集体耕作有着其理想主义的一面，政治或行政化的手段，造成的结果就是官僚主义横行，就如同刚开始的‘村民互助’—样，最开始进行‘互助运动’之时，国家只是进行推行，并没有进行强制要求，而到了后来，就演变成了政治运动。

那些反对‘村民互助’就被抓起来批斗，打上反革命的标记，从事物客观规律的角度来说，农村的集体耕种，在面对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的情形下，短期实行确实有利于农业的增长和农业劳动的提升，但是这种情况无法长期维持。

这个时期的集体耕种，在其制度层面很公平，所有人都要参加耕作劳动，大家一起上工一起下工，好像很美好，其实缺乏内部公平;比如某人，工作时磨洋工，或者出工不出力，但是分配时却一点也不能少，这对于那些出力劳作的人来说，这就是一种不公平。

从升华的角度说，这是个人牺牲小我，成就集体的大我，然而从发展的眼光看，如果一个制度，它需要靠着这种不公平的奉献、牺牲来维持，那么这就不是一个优秀的制度。

一个好的制度，因当是能够鉴别、纠正、预防不良，让那些付出的人得到公正的回报，而不是靠着这种持续的付出来追求某种集中的‘公平’，这种公平本身在一定的条件下，就缺乏公平与公正性，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违反了人性。

如果这种制度不加以修订或改变，那么最终有一天，一直付出的人会越来越少，而获取分配利益的人则会越来越多，但大部分人都开始出工不出力时，无论是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还是社会的进步都会被其阻碍，这也是后来为什么‘大锅饭、大集体’搞不下去的原因。

方叶对于这一切都很清楚，但是他最多只能提供资料，也不方便说得更多，他总不能对领袖们说，这么搞不成，意在‘否定’领袖们的决策，这更是等于指出问题，而领袖们是没有问题的，若要总结描述的话，那也是因为‘理想主义’。

当方叶1953年来到北京之后，其后的两年，他参与的政治问题也越来越多，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这对于个人并不是一个好的方面。

他在未来社会只是一个普通人，并没有多高的政治水平和觉悟，他在政治上发声越多，无论是给领袖群体还是他个人，带来的问题就越多，现在他已经将该给的资料都给了，所以从今往后最好的方式是闭嘴，而这也是他表示不想再参与政治议题的原因。

反右扩大化、放卫星、三年自然灾害，其后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政治事件和运动的背后，都有着其产生的深刻原因。

从升华的角度说，这是理想主义实践过程中的路线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说，国内外多重因素的交织下，也难免出现的权力之争，而这些都不是方叶能够决定的，参与进去对于他个人或家庭也没有半分好处，因此避开是一个最正确的‘利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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