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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一步一步往上爬（第1页）

期待又落空的感觉，没有人比蒋明筝更熟悉。那种感觉，像潮水，一次又一次，在你刚刚踮起脚尖以为能触碰到岸边时，又无情地将你卷回更深的冰冷与窒息。次数多了，身体和心便都学会了自动防御。她早已无师自通，习得了一项近乎本能的生存技能——停止期待。

就像此刻，她坐在观光缆车的最后一排，车厢微微摇晃，脚下是繁华都市缩略的景观。指尖在手机屏幕上滑动，搜索词条，弹出结果——连嘉煜，签约公司：融策娱乐。经纪人：张芃。

没有震惊，没有愤怒，甚至没有太多波澜。那张清丽而略显疏离的脸上，没什么多余的表情，只有眼睫几不可察地微微垂了一下，随即恢复平静。她甚至还能侧过头，用和平时无异的语气，和坐在身旁的emma聊起下午参观的某个技术细节，声音平稳，逻辑清晰，仿佛刚才看到的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路人信息。

说实话，她恨过张芃。

在那个被抛弃的黄昏，在那之后无数个孤立无援、恐惧着高玉龙会不会突然出现的日夜，那股恨意曾像野草一样在她年幼的心底疯长。恨他的承诺如此轻易，恨他的背影那样决绝，恨他给了希望又亲手掐灭，让她和于斐重新坠入更深的黑暗和不确定性中。

可人总要长大。长大就意味着，你开始被迫用更复杂、更现实的眼光，去审视过去那些被情绪简单定义的爱恨。后来她明白了，这种“恨”，太没道理，也太奢侈。

张芃是谁？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一个来去匆匆的“城里贵人”。他没有义务为她的人生负责。在那种情况下，他愿意为了她和于斐，去越级请示，去努力周旋，甚至试图对抗背景深厚的华懿和高玉龙，这已经出了“善良”的范畴，近乎一种不自量力的“仁至义尽”。他甚至，在自身难保、仓皇离开时，还记得将他身上所有的现金——那皱巴巴的两千零3十八块，有整有零，全部塞进她破旧的书包里。

那笔钱，是扎扎实实的救命稻草。靠着它，她和于斐在张妈妈和志愿者阿姨们的暗中帮衬下，在仁心孤儿院最后那几年摇摇欲坠的时光里，竟比院里其他没有着落的孩子，过得稍微“宽裕”了些。至少，偶尔能吃上一顿带肉的菜，能在冬天来临前，给于斐添置一件不那么单薄的旧棉衣。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它确实撑住了一点尊严，也缓冲了最直接的生存压力。

再加上，她蒋明筝足够聪明，也足够拼命。她知道，读书是她和于斐唯一的、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张妈妈心疼她，那些来来去去的志愿者姐姐阿姨们也心疼她，她们总是“恰好”多带一份文具，“偶然”留下几本旧辅导书，或是“顺手”在她熬夜看书时，给她留一盏不被院长现的小灯。她们的善意，像细碎的星光，照亮了她逼仄的成长之路。

她很争气，以全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考上了京州大学。那是她第一次，用实打实的分数，触碰到“离开”的可能。县里一位负责对接的年轻女干部，偷偷塞给她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是崭新的五千块钱。那姑娘眼睛亮亮的，又带着点孤注一掷的紧张，小声说：“明筝，拿着，去京州。你的奖金本来有十万，但我……我只能帮你争取到这些。别问，快走，别回头。”

蒋明筝后来才知道，那十万块“状元奖金”早就被层层盘剥，不知落入了谁的口袋。那位姐姐拼上自己安稳的工作和前途，为她硬生生“抢”回了这五千。五千块，不多，但足够支付她和于斐去京州最初的车票、房租和基本开销。那是她接过的，最滚烫、也最沉重的一笔钱。

这二十七年，她吃了很多很多苦。但她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纯粹到让她鼻酸的好人。县政府的姐姐是，张妈妈是，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志愿者阿姨姐姐们是，甚至……张芃亦是。他或许力量微薄，中途退场，但他给出的那点努力和那笔钱，在那个特定的时刻，确实是落在她生命里的、带着温度的重量。

在张芃离开后的第五年，仁心孤儿院因为资金和种种问题，实在运营不下去，濒临倒闭。是张妈妈，还有那几个早已离开、却又闻讯赶回来的志愿者阿姨，硬是咬紧牙关，东拼西凑，用自己微薄的收入和难以想象的毅力，撑住了院里她们被剩下的九个孩子的基本生活。后来，孩子们一个个长大，离开，自谋生路，最后只剩下她和于斐这两个最大的“拖油瓶”。可即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张妈妈和阿姨们也从未说过一句“放弃”。

她们让她读书，坚信“读书能改变命运”，哪怕为此要承受更多非议和压力。她们用自己瘦弱的肩膀，为她搭起了一架摇摇欲坠、却始终没有彻底塌掉的天梯。

蒋明筝的确憎恨这个不公、势利、阶级分明的世界。但当她终于拿到京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坐上那趟轰隆隆驶离阳溪的绿皮火车时，望着窗外飞倒退的、她生活了十一年的贫瘠土地，心里涌起的，除了对新生活的忐忑，更多的是感恩。

感恩这个落后、偏远、甚至地头蛇横行的小县城里，竟有那样一群傻得可爱的阿姨和姐姐，用她们全部的温暖和力气，死死拖住了她骨子里的“自私”，让她没有在现实的淤泥里彻底沉没。

是的，自私。

从很早起，蒋明筝就知道自己是“自私”的。

在仁心，她不该学习那么好，不该那么拼命地读书，试图抓住那根名为“高考”的救命绳索。她应该像院里其他七个孩子那样，早早“识时务”，放弃学业，离开孤儿院，去县城或更远的城市打工，或者找个差不多的人嫁了，组成一个或许依旧艰难、但至少“正常”的家庭。怎么都不该像个甩不掉的包袱，一直“赖”在早已不堪重负的孤儿院，拖着张妈妈和阿姨们，像个水蛭一样，趴在她们日渐佝偻的脊背上“吸血”。

可她不甘心。

她不甘心自己和于斐的人生，就这样被框定在阳溪的方寸之地，被钉死在“孤儿”、“傻子家属”的标签上。她要往上爬，哪怕背脊被戳穿，哪怕被骂作吸血鬼、水蛭，她也要带着于斐，从这片泥沼里挣出去。她蒋明筝的人生，绝不止于此，绝不委身于命运这荒唐的安排。

甚至在拿到通知书后，她都还曾阴暗地幻想过，会不会有人突然出现，调换她的成绩，顶替她的名额，夺走这唯一的生机。可张妈妈、那位县里的姐姐、还有所有知道内情的阿姨们，比她想象的更为周全，更为决绝。她们用各自的方式，沉默地、却又无比牢固地，为她守住了那张薄薄的、却足以重启命运的纸。

她是最后一个离开仁心的人。但离开前，在破败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孤儿院院子里，一场简陋到寒酸、却又郑重无比的“升学宴”悄然举办。那七个早已散落天涯、为生活奔波的孩子，不知从哪个角落得到了消息，一个个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他们带来了水果、廉价的糖果，还有被汗水浸得有些皱的红包。

他们围着她，拍着她的肩膀，用当年在院里斗嘴时的称呼叫她，语气凶巴巴，眼眶却通红：

“蒋水蛭，吸了我们这么多人的血，上了这么好的大学，以后可得活出个人样来啊！听见没，大状元！”

“就是！别给仁心丢脸！别给张妈妈和我们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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