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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第1页）

对照组为标准温湿度条件，每个处理至少需要3个生物学重复，每个重复需一定数量的健康幼苗。

写到这里时，林听淮停下笔，揉了揉眉心。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孟祥瑞师兄那边能测出足够芽的种子。”

与此同时，陈继平组长协调的协作小组成员也陆续到位，整个协作小组除了孟祥瑞和张广林外，又新增了两位对西北农业有着深入了解的研究员。

一位是来自资源与环境研究室的王伯威，王伯威家在西北，对河西走廊的干旱、盐碱环境及作物适应性有着多年的研究经验；

另一位是青年助理研究员马晓云，在北疆出生，学习期间曾研究过北疆当地特色小种对非生物逆境的响应。他们的加入，也为整个团队带来了更多宝贵的一线经验和地域视角。

另一边，孟祥瑞那边的结果很快也出来了：

“听淮，芽率测试结果出来了，但…情况不容乐观。抗旱-1号在三类种子里芽率最高，也才达到22%左右，耐盐-2号约18%，混选-3号表现最差，芽率仅有8%…

而且，即使能芽，很多种子胚根胚芽育迟缓，活力明显不足。”他顿了顿。

“如果我们只选用那些芽相对正常、有希望长成可实验幼苗的种子…估算下来，每种材料大概只有二十粒左右可用。

芽长势好的，预估能长出相对健康幼苗的，每种大概只有十粒，另外十粒…只是勉强能活，后续生长状况根本难以预料。”

二十粒？二十粒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们精心设计的五个处理组外加一个对照组的设计根本用不了，即使每个处理只设一个重复，也至少需要六株幼苗，而他们总共也才只有二十粒有希望的种子…，再加上还要考虑播种损耗和幼苗夭折…

如果按原计划做实验，那么种子连一次实验都支撑不下来，所以…第一次实验最好只设置两组对照。林听淮迅在心中计算后得出结论。

她语气平静，但手指却微微收紧：“我们必须把这两次机会用到极致。

第一次我们只能用相对温和、核心的处理组合，去试探材料的响应底线和方向。”

通过小组的紧急讨论，再结合王伯威和马晓云对西北实际气候特点的建议，他们迅调整了第一轮实验的处理方案。

第一组：只做低温+干燥处理，拉大昼夜温差。

第二组：做高温+干燥处理，拉低湿度。

第三组为标准条件组。

每份材料在每个处理中计划使用四粒芽率高的好种子和两粒次等种子，只能期望实验最终能保有至少三株有效苗，这已经是将风险和资源压缩到极致的安排。

播种当天，实验室内气氛凝重，每粒被选中的种子都要经过再三审视后，才小心地放进特制的、便于移栽和处理的育苗块中。

处理中，镊子的每次触碰都轻之又轻，仿佛手里不是种子，而是即将点燃的，唯一能照亮未知领域的“火种”。

协作小组全员都紧张地注视着林听淮的操作，实验全程的每一步操作，林听淮都小心翼翼地进行着，如同在钢丝上行走一般。

种子播下七天后，芽情况果然很不理想。整次实验的出苗率极低，且幼苗纤细得仿佛一口气就能吹倒。

他们小心地调整着光照强度，提供最温和的营养，像呵护早产儿一样守护着这些脆弱的生命。

终于，到了该进行环境处理的时候。

看着这些在标准条件下，都长得如此勉勉强强的幼苗，马晓云忍不住低声道：

“小林同志，这么弱的苗能经得住设定的干旱或温度胁迫吗？会不会处理的一开始就直接死掉…我们连后续接种的机会都没有？”

林听淮的目光扫过培养架上，稀稀拉拉、颜色淡绿的幼苗，沉默了几秒，然后清晰而坚定地回答道:

“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我们必须试试！如果不施加想要测试的环境信号，让它们在舒适标准的条件下生长，那么我们的实验和当年导致材料被淘汰的标准化鉴定又有什么区别？

我们想要看到的，正是这些看似脆弱的，来自严酷环境下的生命，在经历进化史上熟悉的阵痛后，能否被激出不同于平常的抗病潜能？

死亡也是数据的一部分，但挺过去，可能就是线索！”

说完，林听淮开始了谨慎地处理，第一组的幼苗被移入设定低温干燥并带有昼夜温差的培养箱；第二组则进入高温干燥的“烤箱”中。

短期干旱通过精确控制基质含水量实现；盐分波动则采用低浓度盐溶液短期灌溉。处理期间，监测频繁，几乎每天都有幼苗表现出严重胁迫症状。

叶片萎蔫卷曲，尖端枯黄，甚至整株倒下，每记录一株幼苗的死亡或濒死，大家的心都往下沉一分，林听淮的心也跟着揪紧。

然而令人惊讶的事情生了。

在持续一周的处理期后半段，当大家以为存活无几，实验即将失败时，少数几株幼苗似乎停止了恶化，虽然生长也几乎停滞，但剩下的叶片却呈现出了奇特的厚实感。

叶片颜色转为深绿或略带灰蓝，整株幼苗像是在紧缩着身体，积蓄力量。

王伯威研究员指着其中一株说：“看这叶子，有点像我在老家旱地麦田里看到的，长期缺水但没死掉的麦苗状态，这是一种抗旱形态。”

处理结束，所有存活的幼苗都被移回到标准条件恢复。

恢复期里，显现出抗旱形态的幼苗恢复度明显快于其他经历胁迫但形态改变不大的幸存幼苗，新的嫩叶开始从这些幸存的幼苗中小心抽出。

到了统一接种日，存活下来幼苗数量已是大大低于预期，每种材料在每个处理下，最终能用于接种的幼苗往往只有两到三株，有些甚至只有孤零零的一株。

看着试验箱里幼苗的惨状，他们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接种实验。

接种后，他们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病情跟踪，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虽然个别植株病情展略慢，但总体来说，第一组、第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病情指数，经初步比较，并未显现出太大的差异。

有限的样本量，巨大的个体差异，完全淹没了可能存在的微小处理效应。

看着实验记录本上那些离散度极大、难以归纳的数据，以及培养架上所剩无几的、病恹恹的幼苗…

协作小组第一次全体讨论会议，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失败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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