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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想法……很有见地。”韩局长缓缓开口，“确实，我们现在缺的，就是你这种复合型人才。整天陷在文山会海里，或者浮在上面空谈，都解决不了边疆教育的实际问题。”

他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然后转过身：“这样吧，你提的这个特约研究员的思路，我觉得可以进一步细化。职务上，先按我们研究的，担任教研室副主任，这是组织程序。但同时，局里正式聘请你为‘边疆教育政策特约研究员’，直接对边疆负责，由我和周书记直接分管。你主要保持对基层联系点的跟踪调研，牵头关于边疆教育重大政策的前期研究和方案起草，作为局里的代表之一，负责对接中央关于边疆教育的对接工作。”

韩局长沉吟了一下，“日常行政事务，除非必要，不安排你参与。你需要什么资源、协调哪些方面，可以直接向我和周书记汇报。你看这样如何？”

这几乎完全答应了舒染的诉求，甚至给了她更大的自主权和直接汇报通道。

这个名头看似虚衔，但直接对边疆负责，又对接中央，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分量的安排。

舒染心中一定，站起身，郑重地说：“感谢韩局长的信任和支持，我一定全力以赴，不负重托，努力为边疆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韩局长脸上满是期许，“舒染同志，大胆去干，不过，也要注意工作方法，团结同志。有什么困难，随时来找我。”

从局长办公室出来，舒染感觉脚步都轻快了许多。她成功争取到了理想的位置，既避免了陷入繁杂的行政工作，又获得了参与核心政策研讨和高层对接的关键通道，还能继续保持与基层的联系。这简直是完美的开局。

接下来的几天，局里正式宣布了人事调整和研究员的聘任。引起的波澜比舒染预想的要小一些。一方面，韩局长和周书记态度鲜明，大力支持；另一方面，舒染这个“特约研究员”的定位确实比较特殊，不直接分管具体科室，不涉及太多现有利益划分，更像一个高级智库或项目负责人，让一些原本可能不满的干部松了口气，甚至有些人觉得这不过是个虚名，或是领导安抚年轻骨干的手段。

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个位置的能量和潜力，私下里的议论和观望自然不会少。

舒染没时间去在意这些。她立刻投入了新的角色，主动约谈了教研室几位资深教研员，虚心请教，也了解当前边疆基础教育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她开始列席局里一些重要的会议，但大多时候只是听，很少发言。

她还以“边疆教育政策特约研究员”的身份，撰写了一份关于当前边疆教育若干问题的的内部报告，提出了几项改进建议和试点设想。报告完成后，她直接呈送给了韩局长和周书记。

报告在单位内部引起了不小反响。周书记特意把她叫到办公室，拿着报告说：“小舒啊，你这报告很有价值。党组已经决定，把你报告里的部分建议，纳入我们下一阶段的工作要点，并考虑向部里推荐。”

这无疑是对她新角色的第一次重要肯定。她的位置，正在一步步转化为影响力。

工作之余，她给陈远疆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描述了回程见闻、V城的变化、自己的工作调整和初步计划，也含蓄地提到了面临的微妙环境和自己的应对。她想知道他的近况，首都那边关于战略的动向有何新的消息。

信寄出去了，但不知何时才会收到回信。

寄完信，舒染在V城日渐宽敞的街道上散步。广播里播放着新闻和激昂的歌曲，偶尔有载着物资的卡车从城外驶来，这说明在国家的大力发展下，边疆正一步步发展着。

第159章

“边疆教育政策特约研究员”这个身份，给了舒染一种自由与责任互相平衡的状态。

她不必像其他科室负责人那样，每天陷在各种会议、文件审批、人事协调的日常琐碎里。她的办公室依然在二楼，但是变成独立办公室了，这里成了她一个人的天地。一张大书桌，几个塞满资料的文件柜，一张简易的行军床——方便她熬夜写材料或者临时休息。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和一幅新疆详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图钉标记着她关注的重点区域和联系点。

她的时间安排相对自主。每周大概有两天在局里，处理必要的事务，参加相关会议，与韩局长或周书记沟通进展。剩下的时间，她要么埋头在资料堆里研究政策、撰写报告，要么就背上那个帆布挎包，跳上通往各个团场、连队甚至牧区的班车或顺路卡车，深入一线。

这是她目前为止在事业上最满意的状态，她还记得她刚穿越而来时的本心，先活下去，再活得漂亮点。

现在她在这个时代已经能站稳脚跟，甚至比较有影响力了。对于自己，她不留遗憾，对于那些孩子们，她问心无愧。

日子过得很快，从首都回来，一晃都已经到了腊月二十三，小年。

舒染裹着厚厚的军大衣，拎着个装饭盒的网兜，从教育局食堂走出来。天阴着，路上行人不多，偶尔有自行车叮铃铃地骑过，车把上都挂着年货。

她走得不快。最近这半年，她学会了这种不紧不慢的节奏。

特约研究员的身份给了她前所未有的余裕。不用每天掐着点儿打卡，不用应付无穷无尽的会议，不用在科室之间扯皮协调。她的工作就是看材料、下基层、写报告。局里给她配了个刚毕业的中专生小唐当助手，帮忙整理资料、誊抄文稿，琐事有人分担，她更能沉下心来想事情。

上周刚从边境牧场回来。这次去了更西边一个边境团场的教学点。条件比畜牧连当年还差，但那个从兵团师范分配过去的小姑娘教师，愣是用旧报纸糊墙做识字栏，捡戈壁滩上的彩色石头拼成算术教具，把二十几个年龄参差不齐的孩子拢在四面漏风的土坯房里，教得有声有色。

舒染在那里住了三天，睡在一张木板床上，夜里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和小姑娘聊到很晚。小姑娘说，最难的不是苦，是有时候觉得没意思——日复一日，看不到头，也不知道自己做的这些，到底有多大用。

舒染说她当年在畜牧连，第一堂课只有动员到的几个孩子，后来变成了二十多个，再后来有了牧区的孩子，有了流动教学点，有了火种教师。

“你看，你现在教这二十几个孩子，他们以后会认字、会算账，也许有人能走出去考学，也许有人就在团场成家立业，但他们的孩子，肯定不会再像他们一样，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就像播种子，”舒染在黑暗里说，“你看不到它立刻开花结果，但它扎了根，就有希望。”

小姑娘很久没说话，后来翻了个身，声音闷闷的：“舒老师，我懂了。”

离开时，小姑娘送她到路口，塞给她一小包自己晒的杏干，眼睛亮亮的：“您下次还来。”

舒染坐在摇摇晃晃的卡车上，嚼着杏干，看着无边无际的戈壁，这和她刚穿越来时那种心情不一样，和她当初拼命证明自己的急切也不一样。这是一种知道自己走在正确道路上，并且有能力继续走下去的踏实。

她已经到达了自己心中的顶峰了。

这个时代，这个位置，燃烧自己固然可敬，但……她不想燃烧自己。

她擅长的是观察、分析、提出思路，是把现代教育理念融入这个时代。现在，她终于有了做这件事的资本和余地——一个清闲却关键的岗位，一份直达上层直至中央的渠道，一个边疆教育专家的身份。

这就够了。她不想当典型，不想冲锋陷阵，只想安安静静地做她的研究，写她的报告，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些政策，照亮一些角落。

她回到教育局，推开办公室的门，炉子烧得正旺，小唐不在，估计去资料室了。她的办公桌上，摊开着上次调研的笔记，旁边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水。

舒染脱了大衣挂好，把饭盒放在窗台上，搓了搓冻得有些发僵的手，坐了下来。她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光秃秃的树枝，发了一会儿呆。

快过年了。

时间过得真快。穿越过来到现在，从畜牧连的地窝子，到师部的办公室，再到V城这间研究室。一路跌跌撞撞，居然也走到了这里。

*

腊月二十六，局里开始放年假。

气氛松弛下来。走廊里碰见熟人，互相问候的多是“年货备齐没”、“回家过年不”之类的话。

舒染不打算回上海——原主的家庭关系复杂且微妙，回去徒增烦恼。她计划就在V城过年，清静，正好可以把手头几个案例整理完。

下午，她去后勤科领了过年配给的东西：五斤白面、两斤冻得硬邦邦的带鱼、一小包花生、还有水果糖。拎着沉甸甸的网兜往回走，在楼梯口遇到了张雅琴和刘惠。

“小舒，过年真不回去啊？”张雅琴关切地问。

“嗯，就在这儿过，清静。”舒染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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