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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染同志，修订手册是大事，需要什么支持，你可以提出来。指导小组这边的工作……”他想了想，“王娟可以先多承担一些基础汇总，你把主要精力放在手册上。”

“谢谢李组长。”舒染的态度依旧平和，“手册的修订离不开对一线情况的把握，指导小组的工作能让我保持对全局动态的敏感，两者不矛盾。一些基础的核实和沟通，我可以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完成，不会影响小组进度。”

她没有完全接受李卫国特殊照顾的好意，这既是不愿授人以柄，也是她真实的想法。

李卫国似乎有些意外，看了她一眼，没再坚持：“那你自己把握好分寸。”

接下来的日子，舒染白天处理指导小组的日常文件，在与各地区沟通时，她会更加留意那些能印证或补充手册观点的具体案例和做法。

她不再考究于数据，而是会引导对方：“这个扫盲巩固率提升很快，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有没有遇到困难？是怎么解决的？”这种着眼于沟通方式显然比单纯的质询更容易被接受。

晚上和周末，她的小宿舍就成了临时工作室。桌上、床上铺满了各地汇集来的材料，还有她不断补充修改的笔记。她重新梳理框架，将原本偏重畜牧连和周边牧区的经验，拓展到更广泛的农业团场、边境连队和城镇初级学校。

她知道，手册要能推行下去，必须能回答一线教师最迫切的问题：没有教学资源怎么办？孩子年龄差异大怎么教？家长不愿意送孩子来怎么动员？少数民族语言不通如何突破？

她摒弃了空泛的理论，用直白的方式列举了大量来自基层可操作的办法。还特别增加了特殊情况处理的章节，收录了如何处理误解、如何应对突发危机、如何在物资极端匮乏时利用自然和废弃资源。

每一段描述她都力求真实，有可复制的路径。她反复推敲措辞，避免任何可能被曲解为标新立异或否定主流的表述，始终将基层的智慧置于政策和理论框架之下，强调这是“在特定条件下对通用原则的灵活运用”。

修订过程中，她主动找到了张雅琴。

“雅琴姐，我想麻烦您件事。”舒染语气诚恳，“手册修订需要参考更多兄弟省份，尤其是其他边疆地区的扫盲和基础教育经验，不知道资料室有没有相关的内部交流材料或者简报？”

张雅琴对这位年轻干部印象很好，爽快答应：“我帮你找找看，不过这类材料不多，而且有些是保密级别的。”

“没关系，能看的我就借阅学习，不能看的我绝对遵守纪律。”舒染递过一张纸条，“这是我目前梳理的一些重点问题，如果您看到相关材料，麻烦帮我留意一下。”

这种态度让张雅琴更愿意帮忙。

她也没忘记另一个在这边新认识的人脉。

一次加班后，舒染拿出一包从兵团带来的奶糖分给办公室的王娟。

“王娟同志，这几天辛苦你了，帮我分担了不少工作。”

王娟有些不好意思：“没事，应该的。你那个手册才叫辛苦，我看你天天熬夜。”

“都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经验，我不过是记录下来。”舒染顺势坐下，像是闲聊般问道，“对了，你接触各地报告多，你觉得目前扫盲工作最大的难点，除了物资和师资，还有什么？”

王娟想了想，说：“我觉得……是怎么让学了的东西不掉。好多地方汇报说脱盲了，可过一阵子，不用就又忘了。还有就是，有些年纪大的家属，觉得自己学不会，不肯来。”

舒染认真记了下来：“巩固和动员，确实是关键。手册里得强调定期复习和实际应用，还得给老师们提供鼓励成年学习者的具体话术。谢谢你，王娟，你提醒我了。”

王娟没想到自己随口一句话被这么重视，眼中泛起光。

一个月后，手册修订的初具雏形。舒染没有急于上报，她找到李卫国和局长，提出了一个请求。

“局长，李组长，手册初稿基本完成了。但我觉得，闭门造车不行。我想申请一次短期的基层调研，不需要去远，就在咱们V城周边的几个团场和县镇学校，实地看看手册里的方法是否真的管用，听听一线老师们的意见。最多一周时间。”

李卫国第一反应是反对：“跑下去？时间紧张，而且……”

局长沉吟了片刻，看着舒染眼底的坚持，摆了摆手：“行吧，手册好不好，最终要一线说了算。去吧，注意安全，控制好时间。”

舒染的调研选择了三个有代表性的点：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团场子弟学校，一个多民族混居的教学点，一个V城郊区的职工家属扫盲班。

天还没亮透，舒染就搭上了一辆前往团场的运粮拖拉机。驾驶室挤不进去，她就坐在后面堆叠的麻袋上。

同车的老把式看了她几眼，瓮声瓮气地问：“女娃娃，去团场做啥？”

“去看看学校。”舒染大声回答，声音散在风里。

“哦，学校的娃娃啊……”老把式不再多问。

到了团场，找到子弟学校时，正是第一节课间。学校是几排干打垒的土坯房，窗户上糊着旧报纸。操场上，孩子们追跑打闹着。校长是个皮肤黝黑的中年人，听说她是上面来的，有些局促地跟她握手。

“舒同志，欢迎欢迎，我们这条件差……”

“校长您别客气，我就是来学习的。”舒染打断他的客套，目光已经投向教室里，“能听听课吗？”

“行，行，您随便看。”

舒染没有去听安排好的示范课，而是随意走进一间低年级教室。孩子们正跟着老师读课文，声音参差不齐。她注意到后排一个小男孩，握着一截短短的铅笔头，在本子上费力地划着，字迹歪歪扭扭。课桌是长条木板搭的，上面布满刻痕。

课间，她走到那个小男孩身边，蹲下来，轻声问：“刚才的课你喜欢吗？”

小男孩怯生生地看着她，把手往袖子里缩了缩。

舒染从口袋里摸出几颗水果硬糖，塞到他手里，又对围过来的几个孩子笑了笑：“大家分着吃。”她没有立刻问学习，而是指了指窗台上一个用泥巴捏的小马：“这个捏得真好，是谁做的？”

一个小女孩骄傲地举起手：“我！”

“真像！你能教教我吗？”舒染语气里满是欣赏。

孩子们一下子活跃起来，七嘴八舌地说着。

等孩子们散去，她才像拉家常班主任聊起来。

“孩子们早上几点到校？路远的吃饭怎么解决？”

“铅笔本子够用吗？不够的时候怎么办？”

“家长支持孩子上学吗？有没有觉得耽误干活的？”

“上课内容，孩子们觉得哪部分最难？哪部分最有趣？”

她问得细，听得更细。老师一开始还有些紧张，见她只是记录，渐渐就放开了，倒起了苦水：“……可不是嘛，有的家里觉得认几个工分就行了，农忙时就不让孩子来……铅笔头用到捏不住，本子写了正面写反面……讲到课文里没见过的东西，娃娃们没见过也想象不出来……”

舒染一边记，一边适时地分享她在畜牧连的经验：“我们那边用过烧过的树枝当笔，在沙地上写。也鼓励大孩子教小孩子，认名字开始，谁先认出全班的名字，就给个小奖励，比如一颗糖，或者一朵小红纸花，孩子们争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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