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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不以为然：“会跑有什么用？得出成效才行。”

“明天看看他们整体的数据，再听听他们怎么说吧。”郑组长站起身，“耳听为虚，眼见也未必为实。有时候，最真实的东西久藏在细节里。”

此时的舒染正伏在桌上，最后一次梳理她明天要讲的内容。

她不知道明天等待她的是什么，是功亏一篑，还是绝处逢生。

第二天，师部会议室里。

长条桌一侧坐着以郑组长为首的统计组成员，个个面色严肃；另一侧是孙处长、舒染，以及师部教育科的几名骨干，气氛凝重。

郑组长面前摊着师部的汇报材料，他没看那些表格，反而拿起旁边一份兵团下发的《扫盲对象基数统计参考表》，慢悠悠地对照着，手指点着上面的数据：“孙处长，根据你们报上来的情况，全师非文盲率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三，比上一次摸底提高了不少。”

“是，郑组长，这个数字我们反复核过……”孙处长忙应道。

郑组长抬起手打断他，“昨天我们看的红星岩教学点，登记扫盲对象实际能坚持学习的不到十人，目前能达到你们初步考核标准的，据那个代课娃娃说，只有三个。Z团十三连牧区点，登记对象六十二人，固定学员十二人，达到标准约八人。职工全覆盖的连队扫盲班情况稍好，但抽查的两个班，达标率也未超过六成。”

他每报一个数字，孙处长的脸色就白一分。

“我不怀疑你们汇总数据的程序。”郑组长放下参考表，“但我很好奇，从这些点的实际情况，到你们报上来的全师数据，中间的巨大差额，是怎么补上的？是靠算盘珠子弹出来的，还是有什么我们没看到的特效药？”

这个问题太刁钻，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郑组长。”舒染站起身，她把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大包从脚边提到桌子上。

“您观察得很仔细，提出的问题也非常关键。您看到的这几个点，确实是我们师目前扫盲工作最薄弱、最难啃的几块骨头。它们无法代表全师的整体水平，但它们的存在，恰恰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要把流动教学和集中扫盲结合起来。”

她帆布包里拿出几本厚厚的用针线粗糙装订的大册子，封面上用毛笔写着《XX团扫盲对象名册及进度跟踪》，纸张泛黄，边缘磨损得厉害。

“这是我们开展扫盲工作之初，带着各连队文书、卫生员、甚至识字家属，花了两个多月，一个一个连队、一片一片牧区跑出来，登记造册的原始名册。”舒染将其中一本最厚的推到桌子中央，“全师八千七百六十三名扫盲对象，每个人的姓名、年龄、所属连队或牧区、初始文化程度，都在这上面。”

郑组长挑了挑眉，示意她继续。

舒染又拿出另外几本稍新但同样厚实的册子。“这是后续的《学习进度跟踪册》和《初步考核记录》。我们不像正规学校，没有试卷。我们的考核，就是由连队干部、扫盲□□或指定的考核员，拿着这些册子，对照名册，随机抽查认读常用字、书写姓名、计算简单的算术题。通过的，就在后面打钩，签名确认。”

她翻开一页，指给郑组长看。上面是密密麻麻的人名，后面跟着简单的日期和打钩，考核员签名各异，笔迹稚嫩或老练皆有。

“您说的那几个薄弱点，情况特殊，进度缓慢，它们的达标人数，确实远远拉低了整体平均值。”舒染话锋一转，“但是，我们师有超过百分之六十的扫盲对象，集中在各团部驻地、基础较好的老连队和农场。这些地方，我们依托连部礼堂、食堂、甚至仓库，开展了大规模的集中扫盲班，师资相对稳定，学员出勤率高。”

她迅速翻到名册的另外部分，指向那些打钩密集的区域。“比如X团畜牧连，扫盲对象二百一十五人，目前通过初步考核的一百八十九人；Y团农场，对象一百七十人，通过一百五十三人……这些才是我们达标人数的大头。”

为了证明这不是空口白话，舒染又从包里拿出几个用麻绳捆着的旧报纸卷，打开，里面是大量字迹各异的纸条。

“这是我们从这些集中扫盲班随机收集的部分考核便条。有让写家庭成员名字的，有让计算一天工分的，有让认读一段简单通知的。”

她把纸条摊开，虽然字迹歪斜，但内容清晰可辨，后面也大多有考核人的简单签名和日期。

“我们的扫盲标准不高，就是‘四会’：会认三百个常用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和家庭住址，会进行百以内的加减法，能看懂简单的便条和工分票。”

舒染看着郑组长，“这个标准，对于有固定学习时间和环境的集中扫盲对象来说，经过半年到一年的学习，大部分人是能够达到的。而这部分人，占了我们扫盲对象的绝大多数。”

她指向那几本厚重的原始名册和跟踪册：“您怀疑数据有水分是正常的。这些原始记录都在这里，名册、跟踪记录、甚至部分考核便条，都对应得上。您可以随时抽样核对。我们不敢说一个不漏，一个不差，但这百分之六十三，是基于这些名字，一个一个跟踪、记录、考核，汇总上来的。这里面，有在集中扫盲班快速进步的职工，也有在牧区教学点艰难前行的牧民。我们报上去的，不是凭空想象的数字，是这全师努力脱盲的缩影。”

舒染最后拿起那份上级下发的参考表说：“郑组长，扫盲工作，就像撒网捕鱼。我们师这张网，有的地方网眼密，捞得快；有的地方网眼疏，甚至破了洞，比如红星岩，捞得慢，甚至漏鱼。但我们不能因为几个破洞，就否定整张网捞上来的鱼。我们要做的，是尽快把洞补上，同时，也要如实汇报我们已经捞上来的成果。”

她说完没人再说话，整个会议室的气氛有些微妙。

郑组长翻着名册，也不说话。

舒染知道这个郑组长并不会那么轻易被说服，但一想到自己和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大量心血不能付之东流，索性豁出去了。

“郑组长，各位领导，”她合上笔记本，“回到您最初的疑虑。我想说，数字本身是真实的，它是我们根据各团各连队初步考核汇总上来的。但它也许不能完全反映您昨天看到的，那些最艰苦、最边远角落的情况。”

她的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

舒染拿起一本封皮模糊的笔记本翻开：“这是我们最早设点时，记录的学员名单。当时，能来听课的只有七个人，其中五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这是他们的签到，最开始只会按手印，或者画圈。”

她将本子推向桌子中央，上面是歪歪扭扭的圆圈和模糊的指印。

“这是三个月后，同样这些人，开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字很难看，但他们在学。”

她又拿起另一叠大小不一、纸张各异的作业本碎片，有些甚至是烟盒纸、旧报纸的边角。

“这是不同时期，不同学员的作业。领导们可以看看，字迹从完全无法辨认，到逐渐工整；从只会抄写，到能写简单的句子。”

她一张张地展示着。

“您昨天去的牧区点，姜咏红老师那里，条件确实简陋。但就是在那个漏风的土坯房里，十二个牧民和他们的孩子，现在基本都能写出自己的名字，能看懂连队发的简单通知。对他们来说，对于祖国的扫盲精神来说，是有重大意义的。”

舒染看向郑组长：“我们报上去的百分之六十三，就意味着全师有成千上万个原本一字不识的人，现在达到了脱盲的标准。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个从无到有的转变。”

她看着统计组每一位成员：“扫盲工作，在边疆，尤其是在牧区和偏远连队，它不是一项可以快速量产的政绩工程。它更像是在戈壁滩上种树，一锹一锹地挖坑，一棵一棵地浇水，进展缓慢，甚至随时可能因为一场风沙就前功尽弃。我们无法保证每一棵树都能成活，但我们呈报的数字，是那些已经扎下根、抽出芽的树苗。它们可能还很矮小，但它们活着，在长。它们需要一些时间和耐心。”

她最后拿起一份她自己手绘的标注着各教学点位置和进展的地图：“我们边疆域辽阔，情况复杂。有些地方成效显著，比如一些基础好的老连队；有些地方，就像红星岩，因为各种原因，步履维艰，甚至暂时停滞。我们不敢隐瞒困难，也从未停止努力。这份汇总数据，是我们基于现有条件下，能做到的最真实的统计。它可能不完美，但它代表了我们已经走过的路，和路上那些点点滴滴的变化。”

会议室里依旧是一片沉默。

郑组长拿起一份边缘卷曲的作业本看了很久。那上面，封皮上写着一个叫少数民族的名字，封皮里面用铅笔反复写着“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祖国”。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敲响了。

孙处长皱了皱眉，这个时候谁来打扰？他刚想说“等等”，舒染却开口道：“处长，可能是畜牧连那边送材料的人来了，我昨天让他们顺便带点东西过来。”

孙处长有些疑惑，但看到舒染平静的眼神，还是扬声道：“进来。”

门被推开，进来的不是连队的文书，而是一个身材结实的少数民族少年。他手里攥着一个笔记本，神情紧张。

是阿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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