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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两个人睡在一个屋里，不可能连她也瞒着。

行李是代教授自己收拾的。

为什么连小红楼里的人都瞒着？

其实是因为代教授和祝女士都觉得张妈和祝二小姐并没有保密的天分。

老太太爱担忧，小孩子爱吵闹，索性就都瞒着。

等人走了以后，祝女士才告诉家里人代教授出去干什么了。

他其实是出去做物资转移的。

学校里的东西太多，全都带着走根本就不现实，也不可能真的一路拉着车运东西，那要找多少工人苦力啊。

所以一些特别贵重的仪器或大件的机器，都由代教授找地方运走藏起来，小部分的资料与书籍则大家一路带着走，能带多少带多少，其余不太重要的书籍要么在这最后的时间给他们找个好人家先送出去，要么就只能留下来了。

唐校长他们之前是打算全带走的。但一群理想份子把家当点过之后，又计算了一下带着走的花费……

还是这个方法更省钱。

唐校长拍的板。

学校里的教职工和家属都已经在过年前趁着流民潮走了，学校里的人少了之后，代教授才秘密离开，将机器运走。

怎么说呢？

唐校长坦言，就当他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他愿意相信愿意跟学校一起搬家的都是好人，但还是不要考验人性了。

代教授身负重任，他要负责把这些价值千金的机器运出城，还要负责给它们找个安全的地方。

代教授带着这些宝贝回了家乡，徐家屯。

徐家屯是个乡屯，十里八乡的都姓徐，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洪武年间，因为乡里有明洪武时期留下的牌坊。

代教授本家并不是徐家屯本地人，什么时候来的，又是因为什么来的就不得而知了。

徐家屯的人是以种地为生，虽然再怎么种地也填不饱肚子。

徐家屯有个油坊。

油坊东家是个大地主，十里八乡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地都是他家的。

他家将地租给农民种，租子是五成。

不过到了交租的时候，并不是这么算租子的。

油坊收的当然是用来榨油的，他家租出去的地，也多是用来种油菜的。到了交租的时候，农民会把收成全都交给油坊，油坊会先把租子减去，再把剩下的油菜籽按两成的出油量给农民算钱，减去工费后，最后农民能拿到的只相当于地面出产的十分之一做为收入。

然后，农民再拿这十分之一的收入去买米买粮买盐。

这十分之一的收入够不够一家老小一年的口粮和花费呢？

必然是不够的。

那到了第二年，农民还要再种地，家里没钱怎么办呢？那就必须要向油坊赊出种子来种。

年年如此，代代如此的前提下，所有种地的农民都欠了地主的钱，他们也无法离开这片土地，只能继续在这里种地。

代教授复杂的说：“那一年年的欠条，其实就是栓在农民脖子上的绳索，让他们在实际上成为了奴隶。”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农民永远不可能还清地主家的欠款。

除非天降横财。

老老实实种地的话，欠款只会越滚越多。

祝玉燕：“原来如此。所以就算是农家子弟也都愿意读书考秀才啊！”

对农民来说，支持儿孙读书考秀才是家里翻身的唯一机会。所以这并不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相反，每一个农民家庭砸锅卖铁也要供出一个读书人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无比的清醒，比身边其他的农民都更清醒。

所有的地主都是这么干的，所以，也不能说油坊就格外的不对，他们也只是照着祖辈的方法去做。

而且徐家油坊是非常好的人，油坊的少东家就对他说过：“我爷告诉我爹，我爹再告诉我，他们说我家油坊跟这里的人是一起的，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年纪幼小的少东家还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但已经知道要对种他们家地的农民好。

每年不管记下多少债，农民欠下多少钱，油坊从不催债，每年也照样给农民发种子，到了年尾，不管收成如何，年景是好是坏，都会给大家发足钱——保证不偏不向。

代教授以前曾经跟少东家一起去给家里算账，他发现少东家记账，不是记这家收了多少，而是记这家的地多大，干活的有几个男人几个女人。只要地一样大，人数一样多，他就把这一家的钱记成一样的。

少东家当时还是个小胖墩，摇头晃脑的说：“爹说了，这叫不患寡，患不均。要是到时发钱发的不一样，肯定会有人打架的，唉。“

婚丧嫁娶，油坊的主人都要上门，红事给红包，白事给白包。

家中有人生病，油坊也会送钱送医送药。

要是有孤儿或寡妇或是无人养的老人，油坊也会给些钱财，好生安置。

要是村里有人生事，偷抢盗劫，杀人放火。油坊也会拉上家里的壮丁与村中的青壮缉凶。

代教授觉得油坊的东家，事实上就像徐家屯的县官老爷，什么都管一点。

油坊的主家也是真正理解了油坊与农民们唇齿相依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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