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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3 章番外（第1页）

第113章

从我有记忆开始，“家”这个词，就与阴冷丶饥饿和一种刻骨的寄人篱下之感联系在一起。

我不记得亲生父母的样子，他们在我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时，便在一场被官方定性为“意外”的车祸中双双离世，留给我的，只有一笔相当可观的遗産，以及一纸指定我那位远房叔叔，哈罗德·格雷森，为我唯一监护人的遗嘱。

哈罗德叔叔和玛莎婶婶，在我父母葬礼的哀乐尚未散尽时，便堂而皇之地搬进了我家宽敞明亮的维多利亚式宅邸。

起初的几年在外人面前，他们或许还维持着基本的体面，对我表现出一种敷衍的“关怀”，但随着他们通过一系列法律手段和暗箱操作，逐步将本该属于我的信托基金丶公司股份和不动産转移到自己名下後，面具便彻底摘下了。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这座如今已感觉不到丝毫温暖的大宅里最阴暗潮湿的北侧小房间里度过的。

房间狭小，窗户正对着一堵长满青苔的高墙，终年不见阳光，家具只有一张吱呀作响的铁架床，一个掉漆的衣柜和一张摇晃的书桌，冬天，暖气总是“恰好”坏掉，夏天，风扇则永远轮不到我用。

食物是另一种形式的惩罚：我的份例永远是最少的，通常是他们吃剩的，已经冷掉的残羹，或者是最廉价的白面包和几乎没有油水的豆子汤。

我常常在深夜被胃部的灼烧感唤醒，只能蜷缩在床上，听着主卧方向传来的隐约笑声和食物香气，默默吞咽着口水，感受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饥饿。

他们送我上学，但绝非出于善意，我就读的是本地最混乱丶资源最匮乏的公立学校，与他们自己儿女就读的昂贵的私立贵族学校形成鲜明对比，校服是旧的，打满了补丁，课本是二手市场淘来的，封面破损，内页常有涂鸦。

哈罗德叔叔常对前来拜访的客人唉声叹气，说抚养我这个“拖油瓶”如何不易，如何耗尽家财，如何影响了他自己儿女的前程，塑造出一副被责任压垮的悲情形象。

玛莎婶婶则更直接，她那双如同鹰隼般的眼睛，总能在我身上找到可以挑剔的地方，衣服不够整洁，成绩单上有B+，或者仅仅是我沉默寡言的样子让她“看了心烦”，随之而来的便是冷嘲热讽，甚至克扣本就少得可怜的食物。

在我十三岁那年，他们找到了一个更彻底将我边缘化的方法。

他们以“城里空气不好，不利于孩子成长”以及“老家学校更能磨练心性”为借口，他们将我送回了位于偏远北部山区，几乎与世隔绝的格雷森家族老宅。

那里只有一所只有几十个学生，师资力量薄弱得可怜的多村合并小学，老宅年久失修，由一位耳背又刻薄的老远亲看守，她负责给我提供仅能果腹的食物，除此之外不闻不问。

那段日子，我像一棵被遗忘在石头缝里的野草，在严寒丶孤独和匮乏中艰难地挣扎求生。

我的性格变得更加内向和敏感，身体也因长期营养不良而瘦弱不堪，看上去确实是一副他们期望中懦弱好拿捏的样子。

然而即使在最困苦的环境中，人性中微弱的光亮也未曾完全熄灭。

在那所山村小学里，有一位年迈的丶头发花白的史密斯先生，他教授英语文学，他似乎看穿了我的处境，从未用怜悯或施舍的态度对待我，只是默默地在放学後，将图书馆的钥匙交给我，允许我在那里待到深夜。

那些泛黄的书页，成了我抵御现实严寒的唯一壁垒。

在书中，我找到了暂时的避难所，也找到了改变命运的唯一可能途径——知识。

我疯狂地阅读，如饥似渴地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後来转入镇上的中学，虽然依旧受到排挤和孤立，但也遇到了一两位善良的同学，他们会悄悄分给我一半三明治，或者在小组项目中选择和我一组。

这些微不足道的善意，像寒夜里的点点星火，支撑着我，让我没有彻底沉沦。

靠着奖学金和课馀打工的收入，我勉强读完了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终于在一家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审计助理的工作。

薪水不高，但足以让我在城里租下一间狭小的公寓，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不受打扰的空间。

我以为我终于可以挣脱那根一直勒在脖子上的无形绳索，开始真正的生活。

然而，哈罗德叔叔和玛莎婶婶的阴影如同附骨之疽，从未远离，得知我找到工作後，他们立刻找上门来。

那是一个周日傍晚，他们不请自来，像主人一样审视着我简陋的公寓，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鄙夷。

“看来你混得不错嘛，麦克。”

哈罗德叔叔首先开口，语气阴沉：“别忘了，你能有今天，是谁供你吃穿，供你读书的，要不是我们心善，你早就饿死街头了！”

玛莎婶婶紧接着帮腔，声音尖利道：“就是，你知道为了养大你，我们付出了多少？花了多少钱？现在你翅膀硬了，就想一走了之？天下哪有这麽便宜的事！”

我试图辩解，说我从大学开始就没再拿过他们的钱。

但他们根本不容我分说，抛出了一个早已准备好的方案：要求我从今往後，每月必须将工资的一半，“偿还”给他们，作为对我“多年养育之恩”的报答。

他们甚至拿出了一本手写的账本，上面罗列着从我婴儿时期开始的各种夸张到离谱的“开销”，从奶粉尿布到学费住宿，甚至包括他们“耗费的心血”都折合成了冰冷的数字。

无力感和愤怒像冰冷的潮水般淹没了我。

但我知道反抗是徒劳的，他们掌握着舆论，是本地有头有脸的“慈善家”和“成功的商人”，而我只是一个无依无靠，性格懦弱的孤儿，任何公开的对抗，只会让我失去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重新坠入深渊。

于是我屈服了。

每月当我拿到那微薄的薪水时，第一件事就是将其中的一半，如同缴纳赎金般汇入哈罗德叔叔指定的账户。

我的生活重新变得捉襟见肘，常常要靠最便宜的通心粉和罐头食品度日，不敢有任何娱乐消费，像一只被抽干了力气的骡子，在绝望的磨盘上周而复始地转圈。

这种被剥削丶被压榨的痛苦，日复一日地积累着，像毒素一样侵蚀着我的身心。

我开始失眠，食欲不振，工作时也常常精神恍惚，巨大的抑郁和绝望感，让我感觉快要窒息了。

在一次家庭聚餐上，看着哈罗德叔叔一家谈笑风生，享受着用我的血汗钱换来的奢华生活，我积压已久的情绪终于失控了。

我没有大喊大叫，只是低着头，用几乎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喃喃地吐出了几句压抑在心底的苦水：“为什麽……为什麽要这样对我……我到底做错了什麽……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瞬间，餐桌上欢乐的气氛凝固了。

哈罗德叔叔的脸色骤然阴沉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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