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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0节（第2页）

李煜的理由，是他初继位，国内尚不安宁，不便擅离，只遣使携带重礼为刘承祐贺寿。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不敢，怕被扣留，李彝殷可是前车之鉴，因而冒着触怒汉帝的风险，拒绝了。

于李煜，于金陵而言，是知道国之将亡，而无可奈何。然若让其主动投降献地，不到最后关头，也不会做那选择。

年轻的江南国主，面对国家的危亡局面时，并没有奋发振作，难堪国事的糜烂，最终把军政交与大臣，而自处深宫，风花雪月。在位的这一年多以来，除了涉及大汉的事务之外，少有过问，而是整个人沉浸在艺术之中，缠绵于情爱之中，倒也留下了不少宫廷艳词。或许，只有大汉军队南下之时，能让他猛然惊醒……

帝位更易，改革派彻底消沉，而军事上，也再度遭受打击。最大的打击，来自于鄂州节度使刘仁赡的病亡，一直以来，刘仁赡都是作为金陵上游的防御柱石而存在，他的病逝，使得江南少了一名统帅，少了一座干城。

江南将帅，本就青黄不接，到乾祐十五年，也只剩下一个林仁肇堪为可用之将。所幸，李煜听从了建议，把林仁肇自南昌府北调，把长江防线交给他。然而，汉师南下，又岂是区区一个林仁肇能顶用的。

相较于江南的风雨飘摇，南粤国这边，也不安宁。刘鋹荒淫残暴，巫宦弄权，政治黑暗混乱，百姓水深火热，怨愤之声载道盈野。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是南粤国最真实的写照。

在这里，不得不提汉粤两国之间的纷争。起初，刘鋹有称帝之心，受到了来自汉朝廷的严厉申饬与警告。

面对汉帝谕令的威胁，既然是少年意气，也是无知无畏，刘鋹大怒，不仅不顾劝阻，驱逐了朝廷使者，还就在乾祐十二年八月，在兴王府复辟，登基称帝，同时断绝与中原往来。

如此打脸中央的行为，自然惹得刘承祐大怒，直接下令，湖南汉军两路南下，讨伐南粤。一路以潘美为主将，领军一万，自全州南下，攻桂州；一路以曹彬为主将，发兵一万，自郴州南下，攻韶州。

从动员兵力来看，大汉并没有出到一分力，所动员的范围只在荆湖，仅仅打算教训一下南粤，并为之后收取岭南做准备。虽然恼怒于刘鋹的行为，但大汉朝廷仍保持着理智，刘承祐也克制着自己的怒意。

即便如此，潘美曹彬二人，也让南粤吃尽了苦头。粤国，也是可以武装起十万军队的，战斗力虽然差劲，但兵力摆在那里，这或许是刘鋹无畏的底气吧。

面对汉师讨伐，粤国这边，自是强硬应对。其应对措施，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汉军分两路来，他也分两路对付；其二，宦官领军；其三，急于求战，与汉军正面对敌。

为了对付汉军的侵略，刘鋹一共从各地调集了六万军队。桂州方面，连败四阵，韶州方面，连败三场。结果就是，西面丢了桂州，东面韶州倒是守住了，但连州被曹彬攻取，兵马伤亡近四万。

若非兵马不足，后继乏力，潘、曹二人，都能趁机灭了粤国。而潘美也趁机向朝廷上奏，言粤军孱弱，民心不依，请增兵灭之。当时，刘承祐还真是动心了的，不过综合考虑后，还是放弃了，而是回文让其就地休整，为他年计。以寡敌众，也不是没有代价的。

而刘鋹这边，因为连番的败绩传来，算是被打醒了，惊惶之下，终于接受劝谏，修表遣使求和，同时迅速地自去帝号。

见其识趣，汉廷也同意了，不过加大了其岁贡额度，一直以来，相较于金陵，粤国的岁贡压力并不算大，此番算是给其一教训了。至于丢了的城池土地，则更没有归还的道理了。

刘鋹这个南粤皇帝，前后当了不满四个月，算是过了一把皇帝瘾，但代价是丧师失地加贡，一时为人所耻笑。

提及南方，还有一个势力不得不提，那就是僻居西南的大理国。当朝廷把目光投向南方时，是主动遣使到东京通好，希望能结为友邻。

大理段氏立国也二十五年了，已传至第四代，在位的是段思聪。一直以来，都是自己玩自己的，然而，在天下形势剧变之际，哪里能够独善其身。

尤其在大汉灭了孟蜀之后，是不得不警惕起来，再加上，王全斌在西南磨刀霍霍，岂能不慌。弱国面对强国，如果不能处卑怀畏，那也距亡国不远了。

第308章新贵

“陛下！”回到崇政殿，落座不久，一名气度厚重的中年官员，便至御前，垂首候命。

此人名叫吕胤，字余庆，官宦出身，后晋年间以荫补入职。哪怕到乾祐十五年，以荫补出仕任职的官僚将吏，仍旧占据了半数以上，这也是一直以来朝廷的主要举贤渠道。剩下的，则于乱世之中，寻得机会，展现才能，得到任用。然后才是通过征召、科举，入仕为官为吏者。

当然，随着刘承祐当政以来，改革积弊，削平天下，国家趋向于稳定，社会恢复治安，再经过十多年的沉淀发酵，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大汉的官僚体系中，力量也在不断加强，影响在扩大。

似乎王朴、王溥、王著、李昉、卢多逊、张洎等，都是其中的翘楚，虽然这些人并不能算作一个朋党，但也从侧面证明，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大汉的比重。并且，可以想见，未来科举仍旧会发展成为大汉最重要的取才渠道，就因为其门槛较低，并且相对公平。

吕胤呢，是荫补官员中的佼佼者了，累任多方，是从基层的岗位，一步步被提拔起来的，又经历过晋末乱世，见识广泛，深晓时弊，每居任，多有善政。这样一个履历扎实，而又能力出众的官员，哪怕在人才辈出的大汉初年，也是不可能被埋没的。

吕胤仕途生涯的转折点，在乾祐元年濮州案，当时柴荣杀不遵政令、自行其是的濮州刺史张建雄，被召回京后下狱，听候处置。当然后来是重视轻罚，柴荣被派到徐州，准备南征。

濮州案，原刺史张建雄基本是白死了，但濮州作为黄河流域的重要州县，还需人治理。当时柴荣就举荐了吕胤，由他出任，吕胤升任之后，迅速废除了一系列的张建雄的恶政，改行乾祐新政，不到两年的时间，便使濮州士民，享受到了天子与朝廷的恩泽。

其后，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从濮州刺史调任彰德知府，后又迁任大名知府、河东布政使司参政。在乾祐十二年到十三年的全国官政调整中，原本是有机会升任河东布政使的，不过刘承祐一道诏令，调任中央，并且直接担任崇政殿学士承旨。至于大舅子郭侗，则被外放到沧州任知府，原知府楚昭府则出任河东布政使。

这一次升迁，对于吕胤而言，算得上是仕途的又一转折点，虽然崇政殿学士承旨的品秩并不算高，但是作为皇帝的近臣，崇政殿的重要职位，内外盯着的人可一点都不少。

而吕胤这由外而内，再经过在崇政殿的履历，再进一步，不是做一方大员，就是成为一部主官，将来登堂拜相可能也大大增加。

在崇政殿任职，只花了半个月，吕胤就取得了刘承祐的认可。他在地方治政上的经验太丰富，很多事情，都能看到其实质，能给刘承祐提供许多他看不到的视野，对于刘承祐下放的事务，也都能妥善处置，与政事堂那边，配合也相得益彰，极大地弥补了王朴与诸宰相们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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