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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节（第2页）

内务总长高凌霨

财政总长刘恩源

陆军总长张绍曾（兼）

海军总长李鼎新

司法总长王正廷

教育总长彭允彝

农商总长李根源

交通总长吴毓麟

从上面这张名单看来，是以保定派为中心的内阁，在幕后组阁磋商中，曹派一定要内务、财政和交通。吴佩孚本想留高恩洪却办不到。黎元洪坚持要维持政学系的两位阁员，得到同意后，王正廷不干司法总长，改由冯玉祥推荐的程克担任。外交总长施肇基因为不肯设宴招待议员而被否决，张绍曾改派黄郛署理外交总长。

张本来向议员许了分配国会政党几名阁员，未能兑现，议员们乃准备以不同意为报复，几经疏通，政府承认在关税增加项下拨发国会经费，民国2年和6年所欠经费亦由财政部筹发，才算过关。

张绍曾字敬舆，河北大城人，日本士官第一期毕业，和吴禄贞同期，宣统三年任清军第二十镇统制，武昌起义后，二十镇由东北调入关内，在滦州兵谏，促成清廷起用袁世凯，袁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荐张以侍郎衔为宣抚大臣，前往长江一带抚慰革命军。民元出任山西督军，因与阎锡山意见不合而去职。5年担任陆军训练总监，11年黎元洪复任总统，张绍曾奔走甚力，且在唐绍仪、王宠惠、汪大燮、王正廷历任内阁中担任陆军总长。他和吴佩孚是亲家，因吴不支持他组阁，故倒向保定一方。张绍曾组阁后，显示吴佩孚被曹锟压得不敢讲话，于是津保派气焰熏天，因此“先选举总统”的主张获得胜利。曹派人物便积极布置一切。

曹锐是替他三哥曹锟安排一切的首脑人物。他和王毓芝做主，把所有愿意受贿投票的议员，一律聘为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自1月起，按月给以津贴200元。顾问名单是由京兆尹刘梦庚开出来的，刘兼任直鲁豫巡阅使署驻京侦缉处长，他一共开了3450名，名单送到曹锟手上，曹吓了一跳，因为两院的议员合起来不过700余名，顾问是从700人中挑选愿意投票选举曹锟为大总统的议员，怎会超出国会议员总数五倍之多呢？这其中有个内幕，原来国会中有几十个“政党”，有的议员一人而列名七八个“政党”，“政党领袖”逢人就拉，只要一个名字，就算自己的党羽，自己的政治资本。刘梦庚负责开列名单，为了简化手续，就找国会中的“政党领袖”，由他们把名单送来，将来的顾问津贴亦交给各“政党领袖”。这些“领袖”们各送各的名册，加起来都是重复的，所以就变成了3450名。曹锟看了好半天才闹懂，大骂刘梦庚糊涂，改派高凌霨、王毓芝整理这个名册。高凌霨根据参众两院议员名单核对，重复者删去，这一来又发生了新纠纷，每一个“政党”都不愿他的名册是重复的，都希望保持原额，谁也不愿少去一名。

在第一次发放津贴之前，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为了发展他所领导的“新民社”党羽，先向银行借了100万元，发给属于他旗下新民社的议员，同时宣称其他党的议员如果改投入他的新民社，亦可享受同等待遇。这笔借款是由高凌霨担保借到的，因此引起了各“政党”的公愤，纷纷打电话质问高，高大伤脑筋，只得宣布暂时停发津贴。于是议员们又急急忙忙地跑到高宅来大兴问罪之师，高无可躲避，只得派人携带支票，仍交各“政党”代发，规定领款人须在支票存根上盖章，以避免重复和冒领。12年1月12日为发款之期，共计开了1040余张支票，多领的，留待下月扣还。支票上一色盖有“檀芬堂”的印鉴。

事后查明领受津贴的议员共有380余名，不过是国会议员总数的二分之一强。

农历年关，曹锟致送吴景濂“炭敬”3万元，张伯烈1万元。正副议长相差悬殊，张伯烈大为不满，曹锟只得补送了1000元。议员们因为议长3万元，副议长1.1万元，而议员们只有200元，待遇距离太大而吵闹不休。因此曹锟遂改派袁乃宽负责经手发放2月份的议员津贴，可是还未发完，就无款可发，袁乃宽只好溜之大吉，悄悄逃往天津去过年。

张绍曾组成了一个北洋好几年所没有的合法内阁，可是合法不代表安定或者权威，相反的这个合法内阁却多灾多难，极不安定，国内战争不停，各省兵变、匪患的警报愈来愈多，北京各机关和教育界出现了索薪的高潮。在外交方面，四国银行团屡次抗议到期外债不还，公开建议国际共管中国财政，并拟委托总税司安格联监督北京政府的全部收支。外交团领袖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代表各国严厉责成北京政府营救被匪掳去的外侨。

太上政府的两位直系巨人，曹锟忙于总统梦，吴佩孚则忙于“援闽”、“攻粤”，以达到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

而张绍曾呢？他正兴致勃勃地想一展身手，打算在他手中实现全国和平统一。他建议召集各省实力派代表、各政党领袖、在野的名流假北京颐和园举行“国事协议会”，协商和平统一的问题。

1月8日，张绍曾致电西南各省，主张“对内先谋事实上之协商，对外完成法律上之统一”。他不赞成联省自治运动，认为“与其先争联治之名，毋宁力图省治之实”。

黎元洪本来怕张绍曾完全站在津保派立场，后来看到张绍曾所作所为并不是代表津保派，尤其是先谋政治上的统一，后办大选，这和他的主张比较接近；而他的智囊、政学系阁员李根源献计把张绍曾拉过来，实现府院合作去对付津保派，他觉得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为了谋求和平统一，张绍曾很重视直系以外的各种势力，派出大批代表分往西南各省联络。第一个争取的对象是孙中山。张绍曾打算仿照袁世凯的办法，请孙主持全国铁路工作。黎元洪却主张就照孙于不久前发表的主张，请孙担任全国兵工督办。可是张的主张也好，黎的主张也好，在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都表示反对，因此这个计划遂告落空。

对奉系方面，张绍曾找到了曾充张作霖顾问的鲍启元，尊为上宾，叫他从中牵线，打算无条件地取消11年5月10日惩办张作霖的命令，恢复张的东三省巡阅使名义，并提升张学良、杨宇霆为陆军中将。张对此案很有决心，不顾虑保定或洛阳方面是不是反对。鲍启元把这些情况打了好几个电报给张学良，电报去了，就像石头沉入大海，什么答复也没有。

曹锟的左右发觉张绍曾果然不是听话的伙伴。最让他们愤怒的是，张绍曾先办统一后办选举的政策，完全和他们进行的背道而驰。因此这个出身津保派的国务总理一上台就使他们极不高兴。

张绍曾的和平统一方针，和曹、吴背道而驰，因为曹、吴都主张武力统一。

1月8日张绍曾有电给西南各省，主张和平统一，然而广东和福建所发生的事件，与张绍曾的愿望则是相反的。吴佩孚催促孙传芳迅速带兵入闽，进攻讨贼军，以解救陈炯明的危机。12年1月7日，孙传芳部开到赣东，准备进入福建，可是1月15日陈炯明在广东失败，李厚基也在这一天取道汕头出走，北京所派“援闽军”常德盛部也由闽西败退到杉关，卢永祥暗中接济王永泉、臧致平的军火军饷，许崇智、王永泉、臧致平、李福林等联名通电反对直系派兵入闽，孙传芳在不利的形势下只好屯兵不前。1月22日北京政府下令撤销讨贼军总司令，李厚基调回北京另候任用，福建督军一缺裁撤，王永泉的通缉令取消，“援闽军”停止前进，所有福建境内主客各军善后事宜，责成萨镇冰、刘冠雄、孙传芳协同办理。这些命令都是张绍曾为了实践和平统一的初步措施。命令中加入了孙传芳，是为了要敷衍吴佩孚，但是孙传芳如何去福建呢？他不能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到福建去办理善后，因此这个命令是不切实际的，它不只不能满足曹、吴的愿望，也不符合适应福建境内各方面的要求，同时对于福建问题却更加深了其中的矛盾。

第201章临城劫车案

吴佩孚志在以武力统一中国，他已先后击败了民国初年中国两支最大的武装力量——皖系和奉系。皖系经他击败后已无力重整旗鼓，奉系则已悄悄回到关外，不敢过问中原的大政了。吴佩孚认为皖系、奉系已没有再起的可能，剩下来只是西南问题，而他对西南也不断在培植他的军力，帮助他们去打击反吴的力量。他在洛阳练兵，虎视中原。

可是，对他最大的讽刺，是在他肘腋之下的河南，竟也土匪纵横，抢劫公行。早在11年6月间，洛阳就发生了一个大绑案，洛阳中学被匪掳去校长和学生41人，后来虽被军队追回，但在洛阳城内却公然发现土匪的榜贴，土匪用惊人的语气宣称下一次一定要绑“吴大将军”的票。

河南土匪分为两大股：一股匪的匪首绰号“老洋人”，他名叫张庆，其根据地在宝丰；一股匪首出身是个学生，名叫李明盛，其根据地在鲁山。这两股匪军合起来人数超过两万。他们大多是前豫督赵倜和他的兄弟赵杰留下来的残兵败将。11年10月和11月间，这两股匪竟大举活动，接连攻陷了河南的十多个县，出榜安民，政府军仅能保守交通线不使其中断。“老洋人”张庆不但胆敢向吴佩孚挑战，叫他缴出军饷100万元，否则亲自出马与他一决雌雄，而且还掳走英、法、意、瑞（瑞典）等五国教士和男女商人20余名，引起了五国公使于11年11月16日的严重交涉。

吴佩孚从没有把河南境内的土匪放在眼里，可是由于“老洋人”捕去了真洋人，他可光火了，乃下令派靳云鹗为河南剿匪总司令，叫靳只许“剿”，不许“抚”，以免助长土匪掳人勒赎的风气。不料靳云鹗不争气，连打了几场败仗。吴佩孚面对这些不堪一击的土匪，也只好改剿为抚，先后收编了张庆和李明盛两部。

11月，又发生了一件惊人的掳案，青岛商会会长随石卿被匪掳去，直接向其家人勒赎，家人不敢倚赖官军，赶紧答应了绑匪的勒索，备款赎回，这使得威震华夏的吴大帅为之大失面子。

曹锟是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是副使，这三省是直系的地盘，应该说是直系控制力最强的地区，可是事实证明，在这些地区中，不只是穷乡僻壤，就是通都大邑都有土匪横行无忌，直系兵力所能控制的只有“点”和“线”，甚至线也不能完全控制，更不幸的，是到了12年5月间，发生了轰动国际的临城劫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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