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廌师友谈记(温儒敏)_王富仁的独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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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仁的独往（第1页）

王富仁的“独往”

*王富仁（1941—2017），山东聊城人。著名文学史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汕头大学终身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鲁迅与现代文学。

2017年5月的一天，北京的一家宾馆里，重病缠身的王富仁先生决然了断自己的生命。噩耗传来，非常震惊和哀痛，却也能够充分理解富仁兄：他太痛苦和孤独了！就像鲁迅《墓碣文》中所写，只能“自嗫其身，终于殒颠”。

富仁兄就是这样，性格刚烈，独来独往，有大智慧，大决断，做人如此，做学问亦如此。

在现代文学研究界，王富仁是公认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史家和鲁迅学家。他是山东人，生于1941年。常听他半带调侃说“我就是一个农民”，也许他下意识自我定位为农民，有意与学界其他人区分开来。这老兄不修边幅，头发凌乱，胡子拉碴，一身平常不过的夹克或者衬衣也有些邋遢，抽起烟来一根接着一根。乍一看，还真有点像农民。其实他并非出生于单纯务农的家庭，父亲还是一位有文化的基层干部。不过富仁兄从小生活在农王富仁

村，大学毕业后还在乡村中学教过书，又到军垦农场锻炼过几年，这些经历，让他熟悉农民，与农民的思想情感血脉相通。这也辐射到他后来的学术研究中，“农民”“民间”“启蒙”“革命”等，是他经常思考的主题。

王富仁在山东大学读本科，学的是俄语。“文革”后报考研究生，选择了西北大学的现代文学专业，那时他显然决定要以鲁迅作为自己终生的研究方向了。他的硕士论文《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发挥了自己学业积累的优势，从俄罗斯“清醒的现实主义”得到启发，也以此作为他鲁迅研究的起点。1982年，他考到北师大读博士，师从李何林先生，但他的学术路子并不完全顺从导师，而有意偏离当时主流的研究思路，另辟蹊径。学术上他是“独往”的，独立思考，认定目标，就不为潮流而动，坚定地走下去。不到三年，他就写成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深入阐释鲁迅《呐喊》《彷徨》的现实主义结构的意义，从启蒙角度考察鲁迅特有的思想革命价值，对以往“政治鲁迅”的论述有明显的质疑和突破。后来，王富仁回顾他突破的过程，承认之前像陈涌、李何林等前辈学者的鲁迅研究对自己的起步有很大影响，但他细读鲁迅，又觉得前辈的论述有些“隔”，好像不是在研究鲁迅，而是用鲁迅去证明阶级分析的方法。王富仁则要“回到鲁迅”，从鲁迅的作品实际中发现鲁迅思想的独特性。

现在看来，王富仁论文的这些观点都已经是常识，但在当时，他的这个“镜子”说的出现，本身就是革命性的。虽然也遭到一些非议和批判，富仁兄一度被卷进当时带有政治性的论争旋涡中，但他有定力，还是“独往”，坚执地维护自己的观点。这位初出茅庐的博士生因此而一鸣惊人，登上鲁迅研究的学术制高点。回头看，富仁兄靠的是自己的实力，也有赖于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宽容；他还很幸运地遇到《文学评论》编辑王信先生等伯乐的赏识，可以说顺风顺水。富仁兄在我们那一代学者中，成名是最早的。

之后，王富仁又以鲁迅的思想“打开”“五四”的研究，以及对现代文学诸多作家作品的阐释。富仁兄的研究特色是大气，喜欢抓大问题，又善于从文学史现象中引发理论思考。他的文章多是从“思想”切入，理论性强，篇幅也长。有些文学现象分析，别人可能说不上几句话，而富仁兄却能伸展开去，洋洋洒洒，雄辩滔滔。富仁兄的文章乐于采用辩证思维，读来有点繁冗，却也以理服人，让人感受到理论奔涌的激情，以及激情深层的某些痛苦的精神气息。我感觉富仁兄的文风与俄罗斯文学影响有关系，他可能在追慕和模仿别林斯基那种博大、雄浑的气势。

令人意外的是，2003年，王富仁还不到退休年龄，决定离开北师大，到汕头大学任教。为何离开北京，我不太清楚，猜想他是有过内心挣扎的，不可能只是为了报酬较丰。这又是一次“独往”。

他在汕头十多年，可想是寂寞的，人们常见他独自一人遛狗。他到汕头之后所做的一件大事，是转向“新国学”研究。他写过长达十多万字的《“新国学”论纲》，在学界引起一些注意，但是应者寥寥。我想他是想回应当时抛弃“五四”传统的“国学”热，以“新国学”的这个箩筐把“五四”新传统都装进去。但“箩筐”太大，容易化为乌有。无论如何，富仁兄用心良苦。

我和富仁兄交往比较多。最早一次是我刚考上北大现代文学专业博士，我们几个同专业的博士生有过一次聚会，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早出名的老兄。第二次记得是到北师大登门拜访，具体谈过些什么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满屋都是烟味，床底下很多酒瓶子。后来我们常在一些会议或者论文答辩会上见面。他到汕头后，还邀请我去过一回。他的文章还是雄辩滔滔，但待人接物却很平和了，眉宇间似乎总藏不住某些寂寞。

富仁兄的“独往”，就是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也不盲目轻信权威与定论。我听富仁兄的学生刘勇老师讲过一件事。北师大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由启功先生提出并亲笔题写的，大概是为了给师范生提出很高的要求吧。而王富仁认为不妥，知识分子若总把自己当作“人师”“世范”，不自觉就会高高在上，好为人师，脱离群众，不如改为“学为人，行为世”。我觉得富仁兄说的有些道理，他历来对于知识分子的毛病总是很警觉的。

富仁兄给我印象最深的“独往”，是在2012年春，人民教育出版社一次小型会议上。教育部准备聘请王富仁和我担任小学初中语文统编教材的总主编。当时中央决定思品、历史和语文三科教材统编。王富仁也答应了，特地坐飞机从汕头飞到北京来开会。会上我和富仁兄交谈，还想问他如何分工。他也没有多说。到了会上，先是由教育部一位官员说明教材统编的宗旨和计划等。领导刚说完，王富仁就抢着发言了。他说这件事不能干，吃力不讨好。瘦削的脸上似乎显出某些不屑与苦闷，还顺便把教育界种种乱象批判一通，完全不顾及场面与情面。我当时想，既然不愿意接这项工作，富仁兄何必又答应人家，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开会呢？或者还是因为会上听到领导指示后心生反感，顿时决定退出？不解。

后来我只好一人承担了义教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的工作，接着又编高中语文，也是统编。十年过去了，教材编写受到很多制约，众口难调，经历了很多艰辛，也遭受很多攻击，每一步都如履薄冰。而富仁兄早就撒手人寰，我才真体会到他的先见之明：编教材虽然是大事，实事，却又的确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2023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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