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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6章 冬日的曲（第1页）

湖夜今年已经签了十一个音乐人，办了三场音乐节，两场在杭州，一场在上海。今年冬天，计划把版图再扩一扩，苏州、宁波、南京，像在水面上投下一颗石子，看着涟漪一圈一圈荡开去。

我走到办公室，拿起桌上的合同翻了一遍。苏州那边的场子不算大，露天，能容纳两千人左右，冬天办室外音乐节是个冒险，但马文正说：“冬天听音乐才有意思。大家都裹得厚厚的，呵着白气，站在一起等一个音符响起来。那个画面一想就很动人。”

我想象了一下他说的那个画面。两千个人在冬天的露天场地里，肩并肩站着，呼吸在空气里凝成白色的雾，灯光从舞台上打下来，像暖色的雨。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人同时忘了冷，忘了自己是从哪座城市来的，忘了明天还要面对什么。那一刻只有旋律，只有声音在冬天的空气里传播得更远、更清澈。

“还挺值得的。”

我自言自语，把合同放回去，靠在椅背上。

窗外的天色亮了一些，云层裂开了几道缝隙，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像一把把金色的刀，斜斜地插在远处的楼群之间。我忽然想起老娘来。她还在常州，跟杭州一样，几乎没怎么下雪，上个星期她给我打电话，说家里今年冬天似乎格外冷。她问我杭州冷不冷，我说还好的，最冷的时候也就零度左右，很少下雪。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下雪的冬天，也能叫冬天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我妈是个对季节有执念的人，她认为每一个季节都应该遵循它原本的样子——冬天就该下雪，夏天就该有蝉鸣，春天必须有桃花开。她这辈子都向往北方的生活。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就像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自己。当初离开常州的原因早就模糊了，像霜花在指尖融化的那滩水渍，留在那里，但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形状。我来了杭州上学，成立了湖夜，签了一个又一个音乐人，策划了一场又一场演出。日子填得很满，满到我没有时间去追问自己——你到底是在向前走，还是在逃？

办公室的门被敲了两下，然后直接推开了。林之远端着一杯咖啡走进来，另一只手里夹着个文件夹。

“顾总，没打扰您吧？”

“没有，刚看完合同。”

他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把咖啡放在桌角，翻开文件夹。他这个人做事有种不紧不慢的节奏，三十出头了，看起来还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头发总是乱蓬蓬的，眼神却很锐利。他弹吉他，也写歌，风格偏民谣，词写得像诗，句与句之间有大片的留白。

“民谣专场的事。”

他说。“我大概列了个名单，你看一下。”

我把名单接过来，扫了一眼。十来个名字，有些是我熟悉的，有些是新冒出来的。“路子野。”

我指着一个名字。

“他也愿意来？”

“他说只要给他二十分钟，他唱三首歌就走。老歌。”

我点头。路子野是前几年红过一阵的民谣歌手，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沉寂了，最近又开始零星地演出。他的老歌确实好，那种好是经过时间沉淀的好，像一个旧物件，摸上去有温润的包浆。

“这个。”

林之远又指了另一个人。

“是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我偶然在酒吧听到她唱歌，当场就加了微信。嗓音很特别，像冬天的风从门缝里钻进来的那种感觉。”

“你签了？”

“还没，想先让你听听。今天晚上她有场小演出，在城南的‘候鸟’。有空的话去一下。”

我想了想，晚上的日程表上暂时是空的。“行，几点？”

“八点半。到了给我发消息，我也去。”

他合上文件夹，喝了一口咖啡，然后忽然说：“你在窗边站了多久了？”

我一愣：“什么？”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你看着窗外发愣。那个表情我认识。”

他笑了笑，不是打趣的那种笑，是朋友之间才会有的、带着点儿心疼的笑。

“顾总，你是不是又想家了？”

我被他问住了。想家这个词太简单了，装不下我心里那些细碎、复杂、像毛线团一样缠绕在一起的情绪。我想母亲在厨房里炖汤的味道，也想常州那条我走了无数遍的小巷子，巷子口有棵槐树，春天的时候落一地的槐花。但我真的想念那个城市本身吗？还是想念那个还在那个城市里生活着的、过去的自己？

“没什么。”

我说。“就是冬天到了，容易想东想西。”

林之远没有追问。他站起来，轻轻开口道：“晚上见。那姑娘的歌真的不错，你听了就会懂的。”

他走后，办公室里又安静下来。我拿起那份苏州音乐节的宣传海报，看着“冬日颂歌”那四个字。字是手写的，请了一个书法家朋友帮忙写的，笔画里有种既笃定又迟疑的东西——就像冬天本身，它那么确定地来了，但每一天的冷法又不一样，每一天的光线又不一样，每一天发生在人们心里的事情又不一样。

下午的时间过得很快。处理了几份邮件，给苏州那边的场地负责人打了个电话确认了一些细节，又跟宋云在微信上聊了聊音乐节的预算。她最后发了一条语音过来，声音里有笑意：“顾总，你知道吗，我昨天梦见我们办了一场特大的音乐节，大到不知道多少人来了，舞台灯光把整个夜空都照亮了。我站在后台，看着那些年轻人在台下蹦啊跳啊，忽然觉得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事情，就是来了湖夜。”

我回她：“那你梦里我站哪儿？”

她很快回过来：“你在调音台旁边，一脸严肃，像个操心的老父亲。哈哈哈哈。”

我也笑了，笑完发现嘴角还翘着。这一年里，我笑的时候变多了。以前在外面，笑是社交用的，是礼貌，是面具。现在笑是从心里漾出来的，像是冰层底下的水流终于找到了裂缝，咕嘟咕嘟地往外冒。

晚上七点半，我裹上大衣出了门。杭州的冬夜有一种湿润的清冷，和北方那种干裂的冷完全不同。北方的冷是硬的，像一巴掌扇过来；杭州的冷是软的，像一块湿布慢慢捂上你的脸。我走在街上，路灯把行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地面是潮的，映着灯光和店铺招牌的霓虹，像一面被打碎了的镜子，每一步都踩在一小片光上。

去城南的公交车很空，我挑了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车窗上起了雾，我用袖子擦出一小块，看着外面的街道缓缓滑过去。这座城市我来了许多年，还是有很多地方不熟悉。但那些熟悉的部分正在一点点变多——比如湖夜门前那棵老樟树，比如咖啡机加热时发出的那声轻响，比如苏晚弹琴时眉头微蹙的样子，比如林之远说“那个表情我认识”时眼底的暖意。

我在“候鸟”门口下车。那是个藏在巷子里的小酒吧，门面不起眼，只挂着一盏昏黄的灯，灯下画着一只正在飞的鸟，线条极简，像是用指甲随手划出来的。推门进去，暖气混着酒气和烟草味扑面而来。里面的空间不大，三四十个座位，一个巴掌大的舞台，上面立着麦克风和一把木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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