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和他的时代(宗承灏)_第九章戊戌北上驶向脱轨的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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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戊戌北上驶向脱轨的快车（第1页）

第九章戊戌北上：驶向脱轨的快车

正月初八，雪停了，北风愈加凌厉。颐和园的积雪不深，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站在知春亭望着紫禁城的方向，光绪帝心中愁绪难展，陪着慈禧太后看了一整日的戏，脑子里还嗡嗡作响。慈禧是个戏迷，这天的内务府升平署演出的戏目是《丹桂飘香》《昭代萧韶》《庆安澜》，除了升平署的太监戏，还外请了“义顺和班”演了六出。慈禧颁下的赏银为四百多两，这天的戏从上午10点开演，一直演到晚上8点半。那些戏台子上的事，说来便来，说去便去，人活在戏里图个爽快。戏完了，也就完了。可现实要比戏里难多了，他这个皇帝都这么难，更别说那些平民百姓。光绪帝最想见的人是康有为，他在年前召见枢臣议论时事时，因翁同之请，准备召见康有为。当时遭到恭亲王奕的阻挠。光绪帝只好命总理衙门大臣“随时接见康有为，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命令如有所见及有著述论政治者，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进呈”。

康有为此时正在北京，他是在戊戌前一年的十月中旬从上海启程来京的。彼时正值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远洋舰队强占胶州湾，侵占青岛炮台事件的发酵期。这件事也深深刺痛了他，国家再度面临被瓜分的危险，而朝廷仍然“泄沓如故，坐以待亡，土室抚膺，闭门泣血”。于是，他出于义愤以及对国家存亡的忧患，写出了《上清帝第五书》，并交工部代奏。与前四次上书的命运一样，无人肯出援手。康有为真是失望透顶，热血遇冰冻，他准备离开北京，回广东老家去。没想到，就在他将行未行之际，翁同忽然在散值后来到宣南的南海会馆拜会他，并希望他能够留下来。恰好第二天，兵科掌印给事中高燮曾上奏，保举康有为赴西洋参加“弭兵会”。光绪皇帝当天发给总理衙门的交片谕旨，要求他们“酌核办理”。虽然此事未成，但还是给康有为带来了新的机遇。不久便有了正月初三日被总理衙门约见的事，康有为的命运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当日，李鸿章、翁同、荣禄及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在总理衙门西花厅接见康有为。翁同和张荫桓都在当天的日记里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当朝重臣接见一个未上任的小官康有为，也算是破了清王朝的成例。他们谈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改革官制、设“制度局”及新政的各种机构，还有诸如练民兵、开铁路、开矿山、办邮政、筹款、借债等具体事项。此次会见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对于康有为等维新人士来说，这无疑是打了一剂振奋精神的强心针。谁说这不是一场及时雨呢。

此时的北京城正经历着一年里最酷寒的时日，被抽去筋骨的阳光照射着这座帝都大小胡同的老槐树，让苍老的枝干又添了枯色，陈旧如版画。紫禁城通往西郊圆明园的御道上，传递急件的马匹和朝廷的命官显贵穿梭往来。公文和奏折变换着词汇被呈现，各种政治势力也在明明暗暗地进行着较量。受到鼓舞的康有为也没有歇着，他在第五天就将新的上书呈递给总理衙门。这份名为《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呈》的奏折，又称《上清帝第六书》，被总理衙门拖了整整四十天，直到二月十九日，才“恭呈御览”。如此拖沓，不仅因为效率低下，更是因为他们有些人对康有为仍存有异见和保留。但光绪帝在收到总理衙门代奏的《上清帝第六书》后，却当即发布谕旨，要求“王大臣妥议具奏”。第二天，还未等王大臣做出反应，康有为又向总理衙门递送一件条陈，并附有一本他编译的《俄彼德变政记》一书，请总理衙门代奏。一周后，康有为又递上了一件新的条陈。总理衙门只好将康有为呈递的条陈及所递书籍一并进呈御览。两周后，康有为将条陈两件及新书《日本变政考》《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三种送到总理衙门。这次，总理衙门没有耽搁，第二天便以单折代奏的方式进呈光绪皇帝。光绪显然对康有为产生了兴趣，他当天便将康有为的条陈和所进书籍，一并呈送慈禧，“恭呈慈览”。

这年春天格外长，过了三月还有闰三月。三月虽有两次，花却难开二回。

这时，梁启超也从上海赶到了北京。由于车船劳顿，再加上途中受了风寒，梁启超也病了一场，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专程陪护，万里北来。梁启超曾说：“幼博（康广仁）善医学，于余之病也，为之调护饮食剂医药。至是则伴余同北行。盖幼博之入京，本无他事，不过为余病耳。余病不死，而幼博死于余之病，余疚何如哉。”也就是说，戊戌年的这场风波，本不关康广仁的事，他是因照护梁启超才来到北京，结果祸及自身。

梁启超此次来到京城主要是参加戊戌年科举考试。每逢科考之年月，人头攒动，京城的热闹也是翻倍的。那些外省举人来到京城之地岂有寂寞之理，会客探友、遍访同邑京官，天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热闹翻倍，空气中飞来飞去的政治流言也翻倍地增长。什么俄日之事，什么向英人借款，什么皇帝日日临朝痛哭。而此时，康有为也忙活得不可开交。自德国强占胶州、俄据旅顺和大连之后，康有为便力图“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他想要从上、下两方面推动变法。早在德国占胶州之初，康有为曾想要以本省人组织粤学会，但在守旧势力的干扰下未能实现。开春以来，他四处联络有维新想法的京官士大夫及前来应试的各省举人，鼓动变法求存。宋伯鲁与杨深秀等开办关学会，内阁中书杨锐开蜀学会，中书林旭开国学会等，使得“京师大夫，颇相应和”。眼见得四方用力，康有为计划组织全国性的保国会。

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北京南横街粤东会馆那个树荫遮蔽的院落突然热闹起来，众人推举康有为发表演说。这个天才的演说家，嘴里蹦出的语言像一团火很快将空气点燃。这是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后，第一次召集开会。当天与会者登记名录的共有一百二十七人，而实际人数要比这多。当日还拟定了《保国会章程》。章程中宣告“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并明确提出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以“激厉（励）愤发，刻念国耻”为己任，号召四万万同胞，皆应发愤以“救天下”。从所拟的章程来看，康梁希望能将保国会建成一个有着严密内部机构的政治组织，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戊戌政变后，《申报》曾刊发《缕记保国会逆迹》一文，其中写道：“京官亦有与其列者，然大抵来看热闹，且当时仅曰讲学，仅曰茶会，未尝告人以保国也。”文字虽有想象之嫌，但此中人的心态或可一观。

仅隔数日，闰三月一日，保国会第二次集会，梁启超发表演说。梁启超讲到了来京感受：“启超复游京师，与士大夫接，则忧瓜分惧为奴之言，洋溢乎吾耳也。及求其所以振而救之之道，则曰天心而已，国运而已。谈及时局，则曰一无可言。语以办事，则曰缓不济急。”当时在京城等待发榜的举子有八千人，然而“其无可消遣之情态，视朝士又有甚焉。而此人者，则皆能为忧瓜分惧为奴之言者也，徐而叩其说，则曰：‘今日事无可为，正我辈醇酒妇人之时也。’”巧合的是，他说这番话的时候，那个去年专程赶到长沙向他当面请教，并爆发激烈争辩的湖南湘潭人杨度正在京城参加戊戌科考。他在日记里说三年不作八股，一路上光顾着喝酒、耍乐，到了京城也是成天游逛、听戏。进了考场，三艺都以骈文搪塞了事。三艺作毕，便于窄小的号子里（考场地）倚靠而眠，醒来不觉已是第二日黄昏。出了考场，又是喝酒，看戏，饯行，纵谈国朝掌故，出席同年团拜，去琉璃厂看书。他没有记录自己坐在集会现场，听康梁高论。依着他的性格，应该不会来捧他们的场。他曾读过一本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书未完篇就合上了，再也看不下去。他对康有为作了这一评语：其才足以辨伪经，其识不足以治真经。

梁启超对杨度这种人身上所表现出的麻木不仁、放任自流、事不关己的情状是非常不满的：“故启超窃谓，吾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保国会大张旗鼓地开馆宣讲，引起京城守旧人士的惶恐不安。对于那些参加集会的听众，康梁的宣讲都像是一场风暴刮过心头，但事后回忆起来，却又忍不住失望。商务印书馆元老李宣龚多年后在写给丁文江的信中说：“迨保国会发起，弟虽到过一两次，其实不过逐队观光，并不识有所谓的政治思想。”持此种心态者恐怕不在少数，但对于康梁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在天子脚下敢于涉险犯难的革新精神，他们是万分钦佩的。汪大燮在当年四月写给汪康年的信中也说到当时的传闻和议论：“闻其言，自始至终无非国家将亡，危亟之至，大家必须发愤，然从无一言说到办法，亦无一言说到发愤之所从。张菊生（张元济）谓其意在耸动人心，使其思乱，其如何发愤，如何办法，其势不可告人，斯固然也。”北地长空，风声萧然，有人似乎闻出了空气中动荡的气息。大多数举子虽有为帝王师的雄心，但长久以来困于场屋的窘迫使得他们不敢做非分之想。那些对自己本就不抱希望的举子，在享受了京城生活的几日快活后，便各自踏上了返乡之路。不过，保国会存在的时间也不长，康梁在辇毂之下大鸣大放，让守旧之徒大为惶恐，随即朝堂上掀起一股攻击保国会的狂潮。继御史黄桂、李盛铎先后呈折攻击之后，潘庆澜又以“聚众不道”的罪名上奏弹劾康有为与保国会。虽然有人弹劾，但由于光绪的刻意保护，并没有治他们的罪。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十日（5月29日），天空雾霭沉沉，无疑是在酝酿一场大雨。午后时分，随着一声惊雷炸响，大雨如注，瓢泼而下。雨雾遮目，每个人都活在自己视野之内，至于前方是什么样子，他们不晓得，也不关心。临近傍晚时分，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出京城：恭亲王奕去世了。

奕之死，对于慈禧和光绪来说，无异于帝国权力的断翅折翼。1861年“辛酉政变”之后，奕曾经被封为“议政王”，长期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处理朝政二十多年，在同治、光绪两朝深孚众望。奕的去世是一件大事，大事就有好有坏。奕活着时，反对光绪变法。尽管奕是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他多年以来秉持一个初衷，那就是看管好祖宗留下的这份基业。在他卧病期间，光绪皇帝陪同慈禧太后三次去他府上探望。奕劝光绪要和太后齐心，在用人上要慎重，整顿军队，富国强兵。慈禧问恭亲王身后哪些人可堪重用，奕推荐的是张之洞、荣禄、裕禄等人。当光绪帝问到翁同时，奕沉痛地说，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奕认为朝廷这些年最大的失误就是起用了翁同。作为财政部长，翁同多年不给海军拨银子，又挑拨他们母子关系。几十年辛苦打造的海军毁于一旦，战败后又割地赔款。没有翁同，甲午战争不一定能爆发。没有翁同，几千万两银子建立的海军面对日本舰船，也不至于败得那么惨，以致覆灭于黄海。

奕告诉光绪帝，中国非变法不可，然而不可另起炉灶，像康有为所说的成立“制度局”，进行全方位变革更是不可行，皇帝会沦为翁同、康有为等人的傀儡。那一刻，光绪帝想到不久前发生在他和翁同之间的一场不愉快的争论。这一天，光绪帝命翁同进呈康有为的书，翁同说他和康有为不往来。光绪帝忙问其故，翁同说此人居心叵测。光绪生气了，诘问：“此前为何不说？”翁同道：“臣近来读他的《孔子改制考》才知道。”第二天，光绪帝又向翁同索要康有为的书，再遭对方拒绝。光绪帝大为恼火，他坚持让翁同传张荫桓，由张再去传知康有为继续进呈新书。张荫桓多次出使外洋，长期从事外交与洋务活动，深得光绪帝信任。每当光绪帝听其讲述“欧美富强之机”时，均“喜闻之”，并“不时召见”他。也正是张荫桓将比他小二十岁的广东同乡康有为介绍给翁同，荐举给光绪帝。

如今，奕也离开人世。对于光绪帝来说，相当于搬走了阻碍其变法的一块大石头。可是对于内忧外患的清廷来说，失去奕这样的老臣，无异于倒下一根柱石。奕去世后的七天里，光绪帝大部分时间与慈禧太后在一起，一起参加葬礼，一起进早晚膳，一起到景福阁赏景。据史料记载：这年春天，光绪帝曾于庆王奕劻面前抱怨，太后若仍不给事权，他愿退让此位，他实在不甘做亡国之君。奕劻将这句话说与慈禧听，慈禧不禁大怒：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就不愿他坐了。奕劻做事，向来滴水不漏，他力劝慈禧凡事往好处想。慈禧这才松口，且由他（光绪）去办，等办不出模样再说。

光绪帝终于从慈禧太后那里得到了对于实施新政的默许，变法事业出现了一线生机。四月二十三日，史家向来把这一日视作百日维新的第一日。这天，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诏定更新国是，变法自强，先举办京师大学堂，命各省督抚保举人才。政坛波诡云谲，就像这一日的天气，早上还好好地出着太阳，到了晚上大雨瓢泼。《定国是诏》颁布的第三天，徐致靖上了著名的《保荐人才折》，向光绪帝保荐了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个人，他称谭嗣同“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畏谤疑，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当日虽然还有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上了参劾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及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的折子，但光绪帝置之不问，对于举荐他们的折子则明发上谕，谭嗣同着江苏督抚“送部引见”；梁启超着总理衙门“查看具奏”。政局面临着重新洗牌，原来小心翼翼维持的平衡已被打破。虽然前方的路还混沌不清，但说不定一声惊雷过后，天光会跟着大亮。

四月二十五日，光绪帝前往颐和园觐见慈禧太后。谁也没有料到，这看似平静的一天，会有一场政坛大震动悄然酝酿。颐和园的湖光山色对光绪帝来说毫无吸引力，若不是非来不可，他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进入这座园子，只有紫禁城才是最安全的地方。虽然重门叠户的紫禁城有时更像是一座巨大的坟墓，但没有老佛爷的地方，即使是坟墓，也让他觉得明亮和通透。

自从慈禧太后搬到颐和园，每天例行公事的请安，光绪帝还是要遵循的。自从颁布“明定国是”诏书之后，他的内心一直处于兴奋昂扬的状态。这一天，他习惯性地来到颐和园，用极为谦恭的态度和语气向慈禧太后作了汇报。光绪帝大婚已将近十年，按照清朝祖训规定，慈禧太后必须归政于皇帝。不过从听政到训政再到归政，慈禧太后从来就没有放弃权力的意思。

从年初开始，关于政体变革的奏折，就源源不断地从宫里送入颐和园，递送到慈禧的手中。所有的奏折在她的面前堆成了山，那些规范且沉闷的文字，像是一座座情绪的火山。每个火山口都喷着各自的火，宣泄着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虽然已经从朝堂退回颐和园，但慈禧能够想象得到，那些文字的背后是维新派与守旧派的斗法。慈禧太后听完光绪帝的汇报，只是淡淡地说，皇上已当政，既然“上谕”都已经发布，那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自己一个老婆子也不懂什么，只想在颐和园里过几天悠闲日子。

临到光绪帝离开时，慈禧太后又叫回他，拖着慵懒的腔调告诉他，他所亲近的大臣都不错，只有翁同近来跋扈专横，一副昏庸老迈之态。有史家说，慈禧说了这句话。也有人说，此事为编造。姑且放在这里，信疑两便。

四月二十七日，京城下起了小雨。这一天恰是翁同六十八岁生日，他早早起床，乘坐轿子入宫早朝，从容一如往常。雨越下越大，轿夫在泥泞的街道上前行。他中间还挑帘招呼他们，路滑难行，不要急。翁同想不到，这一天将是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天。早朝前，宫中主管突然宣布翁同暂时不要与各位大臣一起进入议事大厅。翁同感到蹊跷，遂独坐廊下观雨。大约半个时辰后，同人退朝，宫中太监前来向翁同宣读朱谕：“协办大学士翁同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说的是翁同近来办事多不适当，众人议论纷纷，屡屡参奏他。每次君臣召对，向他询问事情，他的回答很不认真，喜怒于色。即日起，将其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翁同苍老的身体晃了晃，值班太监用手扶住了他。这样的打击，对于这位在朝四十余载，两代帝师的老人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次日，光绪帝诏命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入京，接替翁同所担任的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尚书等各职；调四川总督裕禄进京，入军机处；荣禄改任直隶总督。关于翁同被开缺回籍，近代史研究者颇多争议。大多数认可慈禧太后为了削弱维新力量，强迫光绪帝罢黜自己的老师。这个观点成立的前提条件是，翁同在维新变法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威胁到慈禧的权力。但实际上，翁同不但不赞同光绪帝趋新、变法，还处处掣肘并阻止光绪投身变法。

第二天，翁同照例要向皇帝谢恩。他知道当日皇上退朝之后，按照往日的规矩，用过早膳，要到颐和园去给老佛爷请安。他赶到西华门前，在道路右边等着。不大工夫，皇上的卤簿便浩浩荡荡地过来了。翁同跪在宫门道旁的泥水地上接驾，顾不得体面。二十年朝夕相处，师生情谊深重。光绪帝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只是回头看了翁同一眼，却一句话也没说。翁同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午正二驾出，余急趋赴宫门，在道右磕头，上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遂行。”

几个月后，即戊戌变法失败后，愤怒的慈禧太后仍然迁怒于光绪帝的老师，又以光绪帝的名义下发朱谕：“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翁同回到家乡常熟，躲进虞山，过着隐士的生活。他甚至给自己定下规约：不写荐信，不受请托，不赴宴会，不见生客，不纳僧道，自称“五不居士”。一个在皇帝眼里“揽权狂悖”的权臣，这时候恨不得低入尘埃，令人唏嘘。五年后，翁同满怀抑郁和凄凉离开人世。临终前，他口占一绝：

六十年中事，

伤心到盖棺。

不将两行泪，

轻向汝曹弹。

翁同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度过，将满腔心血倾注于光绪帝身上，真是人生如梦。临死之际，他还在惦念着紫禁城里的学生。他哪里晓得，当他去世的消息传至北京，光绪帝的态度非常冷漠。据礼部原主事王照说：“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主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这说明，让翁同下岗，是光绪皇帝自己的主意，而非太后“挟嫌报复”。年轻气盛的皇帝被时代的飓风刮得晕头转向，维新大幕已开启，所有的人都在期待着他的登台表演。就连那个长久以来，舍不得放权给他的慈禧太后，也鼓励他：放手干吧！干出个样子给我看看！

就在翁同黯然离去的这一天，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康有为与张元济。这也是康有为一生中唯一一次与光绪帝的会面。光绪帝亲政已有十年，经历了甲午战争失败和《马关条约》割台赔款的屈辱，经历了德国强租胶州湾和俄国强租旅顺口事件，国势日衰。对于这种末世的悲哀，有识之士看在眼里，但又束手无策。康有为的风格做派不同于那些明哲保身的体制中人，他一面入仕从政，一面办媒体、兴学会，开拓出官场以外极为活跃的政治舞台。与那些信守沉默之道的官员相比，他俨然是晚近社会出现的一股新生力量，他是一个懂得包装和宣传自己的职业政治家。

康有为能够凭空将一份没有抵达皇帝御案的万言书说破天。有史家说他的那篇著名的《公车上书记》乃虚构之作。为了推销此书，代销商在《申报》上刊登近十次广告，宣传声势在当时绝无仅有。此时大清国的主政大臣，总体上都具有洋务倾向。毕竟已是19世纪末，与洋人打了几十年交道，他们对于世界大事也算是了解，只是观念还比较保守，要他们拿出新思路也比较困难。朝堂上冲突的焦点在于，光绪帝无法驱使那些老于世故的官僚，可他又急于组建自己的班底。同一天正赶上荣禄任直隶总督进宫谢恩，于是酿出一段历史公案：康有为与荣禄在朝房候见的时候，发生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荣禄问康有为：“以子之大才，有什么办法补救甲午后的朝局？”

康有为说：“只有变法。”

荣禄说：“知道应该变法，但一二百年的成法，能一下子改变吗？”

康有为回答：“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

这种杀气腾腾的场面，令人感到震惊，犹如影视剧里的矛盾冲突，符合想象，但并不符合事实。如若这一幕真实地发生过，则康有为之语让人不可理解，或因为兴奋过头，而忘记置身何种场景之下。荣禄，又岂是可以儿戏之人。一个深得太后信任，久经沙场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权臣。康有为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这句像是儿戏之言的话里埋下的凶兆。

茅海建先生的《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分析，康有为的《我史》有诸多不实之处。比如光绪帝其实只召见了康有为一次，时间约一刻钟，但在康有为的如椽巨笔下，就变成了十几刻钟（三个小时以上）。在光绪帝面前说话，他形容自己用的是“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这样的语气。而同日被光绪帝召见的张元济在《戊戌政变的回忆》中写到，当日“荣禄架子十足，摆出很尊严的样子。康有为在朝房里和他大谈变法，历时甚久，荣禄只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

以荣禄为首的大臣们看不惯康有为和一批资历尚浅的后进，觉得小臣得势，他们就要失势。维新变法从一开始就陷入人事纠缠，先是慈禧太后与光绪的权力博弈，再传导至老臣与新臣的权力博弈。如此，必然引发内耗，乃至内斗。康有为所表现出的大鸣大放姿态，自然引得荣禄等人的憎恶。带着情绪，军机大臣荣禄曾于人前发泄不满：“康有为立保国会，现放许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尚不劳他保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荣禄道出了那些大权旁落者的心声，也让守旧与维新两派呈水火不容之势。在这短短15分钟时间里，康有为究竟在光绪帝面前说了什么。据梁启超讲：“至康有为、张元济召见，皆力陈其害，康至谓辽台之割，二百兆之偿，琉球、安南、缅甸之弃，轮船、铁路、矿务、商务之输与人，国之弱、民之贫，皆由八股害之。皇上喟然曰：‘西人皆曰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曰为无用之学。’康即请曰：‘皇上知其无用，能废之乎？’上曰：‘可也。’”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康有为把割地赔款、国弱民贫的现实问题，全推到了“八股文”的头上。读书人都被赶到了去读无用之书的路上去了，此路越走越窄，最后都变作无用之人。不废八股，国将不国。康有为走出颐和园时，若是他有心留意，会发现天空的云气正一片一片叠起，汇聚成巨大的云团，虽还密云不雨，但让人感觉惊雷会随时炸响。湖南人杨度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今日，康长素（康有为）召见，自此有亡国之臣矣，翁常熟（翁同）骤出军机，未知上意……夜，大雨。”

五月初五日，光绪皇帝诏谕内阁“废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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