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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中旬，谭嗣同被任命为江南筹防局（江南筹防总管长江江防）提调。他对这种职务感到非常“无味”，好在黄祖勋愿意佐助他，所以他勉强就职。世界的飞速变动，使得他对于维持旧机器运转的局部事务提不起半点兴趣。就像费正清所说，近代世界是被“强加给”中国人的，“中国人不得不咽下去”。作为那个时代有着觉醒意识的知识分子，谭嗣同和他的同行者已经认识到世界正在经历的巨变，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艰难的行进中，又不得不咽下现实的屈辱。

在谭嗣同看来，官场风气日下，几无一事可做。此时的功名、官职，对谭嗣同来说也仅仅是一个说法，他并不奢望据此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做一番大事业。对于一个经世致用者来说，繁难和复杂的基层社会是他的用武之地，是他理论指导实践的主战场。无论是浏阳赈灾，还是兴算学馆，又或者开矿办商务，他都倾注了巨大的心力。时人有言，一个人要想在彼时的官场有所作为，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在外人看来，这三者谭嗣同好像都不缺，仕途顺达似乎是早晚的事。

大清国犹如一个拖着老迈躯体之人，各种困境与矛盾已成绷弦之势，而各方的忍耐与拉锯也已达到极限。历史走到这样一个荒诞的十字路口，不造出天大的动静，怕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各种修修补补的改革也在进行当中，与时代卷起的狂暴之风相比，所有这些都像是隔靴搔痒的小打小闹。此时陪伴在谭嗣同身边的除了妻子李闰，还有谭传炜（仲兄谭嗣襄之子），以及教授侄儿读书的刘善涵。汪康年与梁启超之争，不是个人意气之争，也不是单纯的争权夺利，而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场政治搏斗。谭嗣同也在其中保持着高度警觉，他甚至对教自己侄儿读书的好友刘善涵也存有戒心。他在写给汪康年、梁启超的信里说：“倘晤淞芙（刘善涵），凡非常要语皆莫令知，缘渠近日似有心疾（内心有隐痛）也。”他还在信中嘱咐，将这件事转告吴樵和张通典等人。

谭嗣同的戒心来自刘善涵对张之洞的那份好感。随着《时务报》的风行，张之洞一方面劝诱和拉拢汪康年，另一方面也在去年（1896）年底邀请梁启超到湖北，热情接待，敦请梁为“两湖时务院长（即两湖书院时务总教习）”，并在署中办事，薪俸特别优厚。梁启超拒绝了张之洞的这一聘请，仍回上海办报。于是，张之洞决计唆使亲信对《时务报》和正在兴起的维新运动进行或明或暗的破坏。对此，谭嗣同已经有所警觉。他说同乡好友刘善涵“似有心疾”，就是他在与其交流中，发觉刘善涵对维新人士抱有成见，言语之中对张之洞抱有好感。刘善涵后来在《张文襄公逸事》中记录，自己曾在两湖书院读书六年，充任张之洞“属吏”三年，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张之洞，所谓“闻见之真，殆无如余”，而康有为向来以“圣人”自居，后进之士只有拜其门下，“才予以称赏和推毂”，但他却不愿“依附康门以进”。同时他认为康有为办强学会，相当于结党营私，因而不愿与康有为及其门人相互往来。谭嗣同虽然发觉了刘善涵的“心疾”，但他考虑到刘善涵秉性纯良，不是玩弄权术之人，同时生活也很困难，仍留其在南京教自己的侄儿读书。

无心于官场的谭嗣同，他的眼睛和思想被花样辈出的新事物诱惑着。他和郑孝胥、杨文会、徐乃昌等人组设测量学会，即近代中国第一个测绘地图的组织——金陵测量学会，会址就设在金陵刻经处内。原本暮气沉滞、思想闭落的古都南京，在这个年轻候补知府的带动之下，一时间竟变得朝气蓬勃，新学涌动起来。谭嗣同每天都有着新的发现和探索，充满热情地拟订章程，他将自己所藏的仪器拿出来，每天到杨文会家中，互相讲解仪器的使用方法。他还写信给汪康年和梁启超，请他们在上海代借仪器。限于彼时的条件，他们的测量只涉及土地、地形和海道等学科，都是一些粗浅的部分。

谭嗣同倡设这个学会，不光是探讨新的学问，还要求在测量后绘制地图，并加以解说，供陆、海军行进时参考。19世纪末期，许多国家掌握了地图测绘的技术，而中国在这一领域近乎空白。在极具前瞻头脑的谭嗣同看来，掌握以数学和地理学为基础的测量技术，或许会给这个老迈的帝国带来些许改变，尤其在军事方面。他将古人之法与西方先进的科学测量仪器结合起来，罗列了十条测绘行星、山脉、河流、道路的方法，而这些由他亲自制定的测量法，与现代建筑学科中的测绘法，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谭嗣同对未来生活充满向往，他描绘道：“今人灵于古人，人既日趋于灵，亦必集众灵人之灵，而化为纯用智、纯用灵魂之人。”在他的想象世界里，身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可以住水，可以住火，可以住风，可以住空，可以飞行往来于诸星诸日，虽地球全毁，无所损害，复何不能容之有？”

二月底，谭继洵前往北京陛见，谭嗣同送父亲到上海。曾经意气风发的父亲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再难掩饰风烛残年的枯朽姿态。今天与昨天的关系既是联系的，又是隔断的，就连只言片语也暗藏着往事的索引。谭继洵是进士出身，京官外放，补授甘肃巩秦阶道，后擢甘肃按察使、布政使，后升任湖北巡抚。从政三十余年，人称办事唯谨。他有句金言：“守老氏之宝，不欲为天下先。”

这个偏于保守的帝国官僚已进入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老人将他没有实现的政治抱负寄托在儿子的身上，他对谭嗣同的前途有着深切的期望。很多时候，谭嗣同和父亲就像是活在两个世界的人。从小到大，谭嗣同既让他感到骄傲，又让他操心不已。他也清楚，谭嗣同的天分极高，热情亦足，只是性情始终未定。最令他放心不下的，是谭嗣同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反叛天性，以及洪水猛兽般的学术思想。

他总是有着隐隐的不安，担心自己的儿子会闹腾出更大的动静。自己好不容易为浏阳谭氏家族挣来的荣光，会砸在儿子手里。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他们就像是一对不得不相遇的路人，不得不同居一室的房客，即使有着短暂的交会时刻，也是简短而客气的。这样的画面不仅存在于谭嗣同和他的父亲之间，也存在于彼时大部分封建家庭。

谭继洵走后，谭嗣同在上海勾留数日，与汪康年、梁启超商谈有关维新的事情，以及《时务报》的发行。在居留上海的短暂时光里，争论与辩诘是每天生活的主题。虽然真理不辨不明，但是很多时候，讲论的话题一旦打开，就会缠绕无尽头。

前不久，谭嗣同在南京曾接到汪康年的信，嘱他联系代售《时务报》的单位。他经过调查，觉得以委托“信行（信托商店）”代售最为妥当。于是，他向汪康年建议：要使《时务报》既能广泛发行，又能及时收回报款，需要制定“售报章程”。对此，谭嗣同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他认为报馆的经费已到了“入不敷出”的程度，汪康年应早做打算，使《时务报》能坚持办下去。

在此次见面中，谭嗣同将《仁学》的书稿上卷拿给汪、梁看，下卷则没有带在身上。人生在世，能够得二三知己，虽死无憾。《仁学》本就是应梁启超之约为香港《民报》而作，写作期间，谭嗣同多次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间，与梁启超交流谈论。他们为各自的观点激烈辩论，时而沉吟不语，时而开怀大笑，往来古今、天远地阔都凝滞于此时此地。人世芜杂，乱音入耳，只有二人的交谈之声贯通天地。

他们的语言和思想就这样在你来我往的撞击中，不自主地碰撞到了“冲决罗网”这个命题。其核心思想仍然是一元论的宇宙观和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进化的历史观。这一年三月，梁启超在写给严复的信中谈到了自己阅读《仁学》的体会“浏阳谭君复生……著《仁学》三卷（实为两卷），仅见其上卷，已为中国旧学所无矣”。

一段段鼓动维新的言论就像是谭嗣同发散出去的感知这个世界的电波，穿过森林、湖泊，有人接收，有人呼应，才是他想要达到的真正目的。

一路走来，在外人看来，谭嗣同与那些逐名逐利的“事功”者并无本质区别，可谁又能了解他此时的心境。就连那些环绕在身边的同道者，又有几人能真正懂得了《仁学》的要义。或许只有梁启超，或许无人懂。有人说，谭嗣同之所以没有把《仁学》下卷拿给汪、梁看，是考虑到其中一些涉及反清和革命的言论，不仅不会为读者所赞成，相反地，还会遭到非议，包括眼前的汪康年和梁启超。因此，谭嗣同没有将《仁学》下卷拿出来给他们看。这说明他是一个头脑冷静、做事慎重的思想者。

四月中旬，谭嗣同再赴上海，此行是应来自湖南的陈三立、蒋德钧之约。他们为即将在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筹款和购买“格致”方面的仪器，因打听到杨文会有很多仪器出售，而谭嗣同与杨文会有着深厚的交情，因此他们就委托谭嗣同到杨家去选购。杨文会曾两次随清政府外交使团前往西欧，归国时带回许多科学仪器，另“机器图及各种格致之图、各种货物图（器具图），约计不下千百张”，还“制由天地球图，并舆图尺，以备将来测绘之需”。谭嗣同匆忙回到金陵，立即去往杨文会处。他将杨文会所有仪器，一一登记，当天就函告陈三立和蒋德钧，供他们选购。还有许多可供教学参考的“机器图”以及“格致”工具图，因堆积在屋内，一时难以清理出来，谭嗣同也代为全部预购，“以免分卖与人”。随后，谭嗣同又请杨文会派人与经办购买仪器的邹代钧联系。杨文会便派次子杨自超与其联系。邹代钧与杨自超是旧相识，他们都是上海强学会会员。

谭嗣同见到从湖北回来的杨自超，发现他办事利落，而且精通“仪器之学”。他在写给邹代钧的信中，举荐杨自超到时务学堂管理仪器。就在谭嗣同为时务学堂采购仪器之事东奔西忙时，却不料从汪康年的来信中，得到了一个令他万分悲痛的消息。他的挚友吴铁樵在湖北病逝，其灵柩即将运至上海。谭嗣同并没有赶往上海“苦奠”老友，一方面担心父亲谭继洵知道会“责其游荡”，另一方面最近出行过于频繁，恐受筹防局总办的批评。

在获悉吴铁樵病逝的那一刻，谭嗣同将自己关在公寓里黯然落泪，难以自已。直到第三天，他才从悲情难抑的心境中走出来，想到自己还要去完成未竟之业，才找到摆脱忧伤困境的力量。他以沉痛而慷慨的文风写下一篇《吴铁樵传》，在这篇沉郁之文中，谭嗣同并没有着墨于吴铁樵的生平，而是深情地回忆了两人从相识到相交的时光。光绪十九年（1893），谭嗣同在北京结识吴铁樵，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忧思与图存，让两个年轻人走得更近。而在认识吴铁樵之前，谭嗣同已与其父吴德潇成为忘年之交。在维新变革的洪流中，吴氏父子都算是一往无前的激进者。此时，其父吴德潇已调任浙江山阴县令，也是《时务报》的最初发起人之一。他与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等人过从甚密，是维新思想传播的重要人物。在《时务报》内部出现纠纷之时，吴氏父子对调解汪康年、梁启超之间的纷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逝者的话音犹在耳，转眼物是人非，阴阳两隔。仰天俯地，谭嗣同内心的悲痛可想而知。生死无常，人的国度如同蚁类的世界，不同的是我们可以体验和捕捉到这纷扰与喧嚣。谭嗣同在《吴铁樵传》中谓：“中国有铁樵，则中国之事之待于铁樵者，不知凡几，铁樵必不死，而铁樵竟死，然则吾又将奚适也。”在维新人士眼中，吴铁樵是湘鄂维新群体的主心骨，他创办了《民听报》，而谭嗣同为其分担了在南京集资筹款、设计报式和撰文等任务。湖北当局的不合作态度，使维新人士陷入窘境。“铁樵生平一事无成”，抑郁而终，似乎预示着维新运动在中国坎坷多舛的命运。他的突然病逝，是对湖北维新运动的沉重打击。甚至有维新人士放出“铁樵死为亡国先声”的说法。谭嗣同在字里行间还流露出对当局者无视贤才、昏聩守旧的不满情绪。他将这篇小传寄给汪康年，却叮嘱他不必在报上发表（只宜收入为纪念吴铁樵而刊刻的专刊中），以免别人“窥破密谋”。所谓“密谋”，也无非是那些对当局的不满，尤其是对张之洞不重视人才的颇多指摘。

当时，汪康年、邹代钧、张通典等人因悼念吴铁樵，竟设坛“扶乩”。这本是托神灵骗人的把戏，汪康年却深信不疑。他还将自己在乩坛写的话寄给谭嗣同阅览，谭嗣同将其退回，并在复函中言道：因无法见到吴铁樵而扶乩，借以排遣悲痛，是可以理解的，但通过扶乩而伪托吴铁樵说些荒谬之言，却是对逝者的不尊重。

谭嗣同总觉得汪康年在维新与守旧的选择上，时时表现出首鼠两端的讨巧。台上面人影晃荡，台下面的角色也舍不得放弃。或许连他自己也不晓得，他要唱的是剿匪记，还是英雄出塞，或者是一个书生的两边不着调。墙头草也有春天，而春天本不应该是一个属于墙头草的季节。所有的风都是从一个方面吹来，墙头草又能主宰自己的几分命运？道不远人，道是以不干预万物，任其自然为法则。人可以不去争抢，但是人活着，必须要去经历，必须要去做事。

如果说在此之前，谭嗣同还天真地以为，维新人士都是为了改变现实生存环境而奋发，那么在北游之后，尤其是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他才强烈地意识到，这些充满泛物质化思维的价值观一旦无法找到实现的途径，就有可能会导致个体思想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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