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和他的时代(宗承灏)_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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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6月，康有为被授予工部候补主事，只能等待补缺，但他还是选择“不到署”。虽然如此，他并没有离开京城的打算，他在酝酿一个更具有创意的行动。这个行动用两个词概括就是“合群”与“开会”。诚如他在自编年谱中所说：“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大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合群非开会不可……故自上书不达之后，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他认为，中国人生性散漫，要传播新的思想、知识，只有联合起来集会才能产生巨大的能量。在北京集会，可以获得登高一呼的影响力。

他奔走于京城士大夫间，准备成立一个组织，倡导变法。他决定办报，报纸的名称为《万国公报》，沿用的是上海广学会出版的刊物名称。梁启超认为：“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

康梁的《万国公报》于1895年8月17日开始出版，隔天发行，截止到11月11日，共出版45期，报纸的发行量大约为1000份，利用《京报》的发行渠道，主要发往北京的士人手中，不收取报费。报纸的内容也大多取自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少量内容为康门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人所写。为此英国传教士、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曾经还就版权向康有为等人提出异议。

到了11月11日，《万国公报》便不再发行。这里既有李提摩太的干预，也有康梁等人的变革言论吓退了体制内的士大夫们，“人皆畏而避之，拒不收”，“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尽管如此，这份报纸还是给康有为等人制造了一些声势，接着北京强学会便应运而生。此时的古老中国在列强环伺的现实面前，觉醒的速度实在过于缓慢。经过甲午战争之后，这头被砍掉了肢体、抽去了血液的狮子痛得猛醒过来。那些所谓的政治精英终于认识到，中西方的差距是全方位的，不仅仅局限于器物层面。如果照过去的老路走下去，中国除了灭亡之外，别无可能。战争如同强力的机械手臂，硬生生地修正了每个人的观念，“变法”已经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识。

正因为如此，强学会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虽然散发着青年士子敢想敢干的锋利锐气，但同时又裹挟着复杂晦暗的成分。在此之前，京城从来没有出现过身份如此复杂、政治势力如此纠缠、人数又如此众多的组织。强学会由康有为、张权、沈曾桐、沈曾植、袁世凯、陈炽、陈允颐、杨锐等人发起。在这些人中，沈曾植时任总理衙门章京、刑部郎中；其弟沈曾桐时任翰林院编修；陈允颐曾出使日本，时任湖南候补道，在督办军务处任职；张权和杨锐则来自当时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门下，张权是张之洞的儿子，杨锐则是张之洞的幕僚，梁启超称其为张之洞第一亲厚弟子，张之洞京城事务大都托给他办。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连一些原来以“仇洋”著称的真正的“顽固派”大臣，如徐桐、于荫霖等人，也都开始同意中国必须进行起码的改革。据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载，军机大臣孙家鼐所说：“今日臣士愿意变法者，十有六七，拘执不通者，不过十之二三。”当时的情形固然有喜人的一面，但成立这样一支成分复杂的团队，难度也不言而喻。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写道：“强学会之创，京朝诸公，欲合天下之力，通上下之气，讲经新之治。自七月创办以来，朝士云集。军机、总署、御史、翰林、各曹来会者至百数，几与外国议会等。”各地督抚也出钱出力，刘坤一、张之洞、王文韶各捐了五千两银子，宋庆、聂士成等武将也捐银数千两。其间还拒绝了李鸿章三千金捐款之事。有人说，李鸿章想要以此洗脱战争和签约带来的骂名，我却不这么认为。李鸿章要加入强学会，是因为他确有变法图强的思想，如果说甲午战争给国人带来强烈的刺激，那么作为参与者的李鸿章所受到的刺激比任何人都要强烈。

这些大人物济济一堂，不同的人见解也不同，争吵是必不可少的。有的主张开书坊，有的主张专卖国朝掌故的书籍，有的主张销售局本杂书。他们的争吵无聊且无趣，大多是意气之争，或是私利之争。他们隔数日一聚，每次总因意见不合，不欢而散。康有为虽是发起之人，但他毕竟是体制内的新人，没有说话的资格。而他的个性偏偏又十分自负与狂妄，他并不甘心居于从属地位。于是，他抑郁难平地离开了北京。

康有为离开北京，强学会仍然在这一年11月成立。四位总董中，陈炽、沈曾植来自翁同门下，丁立钧背后有张之洞支持，而主事的张孝谦是军机大臣李鸿藻的门下。也难怪有人说，强学会是京城里的又一个小朝廷。梁启超并没有随康有为离开，他在强学会中的主要工作是办一份名为《中外纪闻》的报纸。张孝谦在强学会中独揽大权，口称自己于筹款等事中出力最多，强学会应该由他来当家。一番心力角斗，本就没有凝聚力的主事之人很快便势同水火。曾经与梁启超一同在强学会办报的汪大燮在家信中写道：“此间事太糟，一人为恶，和者亦半……近日冗碌已极，无一如意事，无非拂意事，乏味之至。”

十二月初七，御史杨崇伊上了一折，弹劾强学会。当天，朝廷就颁下谕旨，即“着都察院查明封禁”。至此，康有为所倡导的以“合群、保国”为宗旨的北京强学会就消失在历史的烟尘里。虽然李鸿藻、翁同等人竭力挽救，强学会被改为京师官书局，但性质已变化，成了完全官办的机构。强学会被封禁，会中人物一哄而散。强学会中人皆感到惶恐，张孝谦前往李鸿章处献媚，表达忏悔之意；丁立钧吓得涕泪横流，想要将会中的书籍、仪器缴还同文馆。帝制时代积存下来的顽疾和糟粕，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演了全套。

康有为离开北京之后，并没有直接赶往广东，而是先去南京，拜访了两江总督张之洞。他们有着两个多月交往，甚至“隔离一谈，每至深夜”。康有为还与张之洞门下的梁鼎芬、黄绍箕等人来到上海，筹办上海强学会。1896年1月12日，《强学报》第一期出版，报上刊登了康有为代张之洞起草的《上海强学会序》。让时人感到震惊的是，《强学报》的封面上居然使用了孔子纪年。康有为与他的弟子坚持“孔子改制”思想，希望通过使用孔子纪年引起知识界人士的关注，宣传自己的主张。康有为如此做法，自然引得张之洞的反对。他虽然支持变法，但他并不认同“孔子改制”思想。他见到《强学报》第一期，大为恼火，并下令停刊。与此同时，北京方面传来京师强学会被朝廷查禁的消息。身为地方大员，张之洞的政治敏锐性还是有的，他无法容忍《强学报》变作宣扬“康学”的阵地，索性下令，马上关闭上海强学会。

康有为是一个倔强之人，面对张之洞这样的朝廷重臣毫不相让，他愤然道：“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张之洞）奚取焉！”改革派中的一老一新就此决裂，从此再无合作。待到这一年春天，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他所编练的自强军逐步壮大，后来被袁世凯编入北洋陆军第四镇。

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强学会”运动以失败收场，但它为变法图强带来的星火效应却得到了保留和发展。康有为又回到广东、广西，继续讲学，宣扬自己的今文经学。康有为回到广东后不久，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向回任的刘坤一送交关防、印信、王命旗牌等物事后，返回武昌的湖广总督本任，从此与康有为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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