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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上海到达京城，谭嗣同在刑部侍郎龙湛霖的寓所住了两个月。龙湛霖之子龙绂瑞亦是欧阳中鹄的弟子，谭嗣同和他相处甚是愉快，二人朝夕相处，犹如兄弟。据龙氏家人回忆，谭嗣同“面色颇黑，说话声如洪钟，连内宅的女眷都能听到。她们想看看这位大嗓门的客人，就从门帘缝里偷看，常常看到谭嗣同慷慨激昂地谈论着”，这给她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结识沈小沂，是谭嗣同此次北京之行的一个意外收获。沈兆祉，字小沂，南昌人，江西阅经书院学生，也曾师从欧阳中鹄。谭嗣同与他一见如故，沈小沂在考据学方面致力颇深，谭嗣同认为他的词章风格与自己相似，更为难得的是，他也喜好格致算学，经常与谭嗣同畅谈西方科技之学。谭嗣同在心中描述了两人在京城见面和相处的情景：“识孟嘉于广坐，标刘尹之云柯，千顷汪洋，已可涯。虽以嗣同之质朽形秽，百靡一当，犹乐与从容文酒，臧否人伦。雕龙白马，互逞其辞；夕秀朝华，苛持其辨。意有所得，狂呼野走。于是盘桓乎夕照之寺，弭节乎圆松之丘。决眦鸟飞，天穷于远莽；索群兽走，物感乎暮气。”

沈小沂的出现如同又一束新鲜的光，让谭嗣同的眼前为之一亮。谭嗣同，这个无比自信同时又极为谦卑的年轻人总是会不断变换看世界的角度。而他的存在方式，也随着这种角度的不同，或膨胀无比，或自惭形秽。总之，他总是会将自己的一颗心拨弄得不得安生。在彼时的他看来，沈小沂是让他羡慕的年轻人。谭嗣同说他风度翩翩如孟嘉转世，名世风流如高枝凌云，此等君子，如汪洋恣肆，无涯无际。虽然他觉得自己质朽形秽，百不如一，但他还是愿意和沈小沂这样的朋友诗酒论人生。他们互相欣赏，也互不相让。他们沉浸于口舌之辩，流连于人伦之道，那些在别人听来毫无意义的语言，是他们热烈拥抱的助力。他们的口舌金石相碰，火花四溅，意有所得，便忘乎所以。他们盘桓于夕照之寺，驻足于圆松之丘。睁大眼睛追寻振翅而飞的鸟儿消失在天空远莽无极之处；离群独行的野兽奔走于陆地，万物生灵都能感受到垂暮之气。

八月间谭嗣同参加了恩科乡试，本来成绩不错，但这次考试，却出现了考场舞弊情况：一些富豪子弟，“出资倩代”（出钱请别人代作试卷），都已中式。虽然揭晓之日，京城上下众皆哗然，但是对于谭嗣同这样抱有功名热望的考生来说，毕竟又被命运捉弄了一回。尽管如此，他还是来到国子监的碑林。面对众多的先贤，他对有些人作了一个揖，对有些人连一个揖也省去。他有自己的看法，只是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沉默是一个好习惯，尽管很多时候他实在做不到。

这一日，谭嗣同闷闷不乐地来到陶然亭游览，看见有几个人坐在那里闲谈，其中一人谈到国家大事，特别是涉及政治腐败更是激愤难当。谭嗣同坐在旁边听他说话，有时插言表达自己的看法。他没想到，此人是自己京城结识的另一好友吴樵（字铁樵）的父亲吴德潇（字季清）。吴德潇虽年近五十，但思想却并不保守，其言谈既风趣幽默，对新事物也颇多了解。而更可贵的，是他对时局国势的认识也十分清醒，有着强烈的危机和改良意识。

每一个时代都有藐视时代的人，他们的灵魂往往大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谭嗣同回想早年在京城的日子，与那些仕宦公子、贵族子弟来往，觥筹交错，鲜衣怒马，何等逍遥自在。而对于那些温饱都难以解决的穷苦之人来说，他们精神世界所追逐的，根本不值一提。人无贵贱，可想法却隔着十万八千里。人来到这个世上，走着走着，就各行其道。天地有定数，人也有，最后还是会殊途同归。

谭嗣同初见吴樵，但觉这位来自四川达县的儒生仪表堂堂，谈吐不凡。更让谭嗣同惊讶的，是他精于算学、几何，对于西方国家的格致学也很有研究。他身上并无儒生士子的酸腐，多智谋，善决断，遇到疑难问题总能处理得当。谭嗣同对吴樵极为推崇，也为自己能够结识这样一位才学卓群的知己而高兴。在京的那段时间里，谭嗣同和吴樵几乎是形影不离。谭嗣同还拜访了吴樵的父亲吴德潇，并以父礼对待吴德潇。几年后，正当维新运动不断高涨的时候，吴樵因病去世，未能为戊戌变法出力。谭嗣同作《吴铁樵传》，谓：“中国有铁樵，则中国之事之待于铁樵者，不知凡几，铁樵必不死。而铁樵竟死。然则吾又将奚适也！”

谭嗣同接触西学，相较于同时代先进知识分子而言是很滞后的。且不论洋务运动中一批改良思想家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都已经有各种西学著作发表，即便同后来与他一起进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相比，他也落后了很多。与吴樵的交往，进一步激起了谭嗣同对自然科学的兴趣。

对于谭嗣同和他所结识的吴樵来说，西学不仅仅是几门科学，很多时候它是一连串难以言喻的忧虑，是另一个世界的秘密，而他们要做揭示那个秘密的人。那些秘密会让一个病入膏肓的老大帝国起死回生，他们必须知道那些秘密与这个时代有着怎样的联系。尽管由于时代限制，他们所学习和掌握的西方科学是粗浅的、片面的，很多时候还得出错误的结论，但他们仍将自己的命运与这个时代死死地扣在一起。谭嗣同在攻读西学时，习惯性地将它与中国古典论述相互印证，并亲自进行实践。

人的思想陈旧，看不见存在之物的另一面。当存在之物转动身体，将自己的另一面暴露人前，有的人拒绝去想象与原有结论相悖的另一面。谭嗣同见识到西学的玄妙，虽然主动投入，但并不盲目追随，而是求证于现实。而这种求证，必须从他所能理解的中国知识出发。比如他在研究《格致汇编》中有关透镜的原理时，他会找来沈括的《梦溪笔谈》、何孟春的《余冬叙录》等书加以验证，并找到透镜加以观察。在研究地球是不是椭圆形时，他又会找来《周髀算经》《大戴礼记》等加以对照。为弄清地球等五大行星绕太阳运行的原理，他找来《易经》《尚书》《春秋》《周礼》《河图》等书籍作参考。在学习《几何原本》中关于三角形的论述时，他又亲自画图并加以论证。而当他看到西方科学书籍中把立方体之物归结为“人力创造”的结论后，他甚至费尽周折找来甘肃花马池的盐根，指出这种天然所生的盐根都是等边直角、六面立方体，印证西书中的错误。他在认真研究了陨石原理后得出结论：陨石并不是行星，而是天空中飞行的石头，当这种飞行的石头与地球上的空气摩擦时，发出光芒，看上去就如同星星一般。

思想先行，无论是南渡，还是北归，对于谭嗣同和他所交往的朋友们来说，都是一个人和一群人的序幕，是他们所历经的变乱之年的初始。谭嗣同手里拉着那只他用了多年的棕色木箱从武昌来到上海，又从上海抵达帝国之都。在那个燥热的夏日午后，他穿着那件洗脱了色的麻布长袍，急急穿行于北京胡同深处密织如绸的蝉声中。帝国之都浑厚深远，而他苦苦追寻的功名之途始终不见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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