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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语文研究所的二十年（第1页）

北大语文研究所的二十年

2024年1月5日，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开会庆祝成立20周年，暨讨论当前语文教育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全国政协副主席朱永新，教育部原副部长郑富芝、北大党委书记郝平，以及二三十位语文教育专家和一线教师。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澎湃新闻等众多媒体做了报道。本文系笔者在会上的发言节录。

诸位领导和专家来参加这次研讨会，真的让我非常感动。在北大，像语文教育研究所这样的科研机构，据说有200多个。一个小小的研究所，何德何能，居然惊动各位领导和嘉宾来聚会呢？我们应当好好领会与珍惜这份情义和期待。刚才，研究所现任所长汪锋教授已经对研究所今后的工作有所展望，我相信，有教育部、北大校方的领导支持，有中文系作为靠山，还有，有在座诸位同人、专家和老师的参与，北大语文所的工作一定会展开她的新生面。

20年前，也就是2003年底，学校和中文系支持我们成立语文教育研究所，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北大中文系除了搞好自己的教学科研，能有部分力量去回馈社会、服务社会，多关心中小学还有大学的语文教育。基础教育牵涉到千家万户，是国计民生，北大，以及北大中文系有责任在这方面做点事情，为国家、为社会分忧，这是本分，并非“多管闲事”。再说，中文系的学科分工越来越细，研究越来越学院化、项目化，甚至泡沫化，虽然各种研究也都有文化积累的意义，但也应当有一部分研究能直接转化或者介入当下社会的“语文生活”与“文学生活”。关注大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应当是中文系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能拓展中文学科的学术生长点，让北大文科更保持元气，接通地气。

当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看到许多师范大学都不怎么重视师范，各个师大文学院搞语文教学研究的，都容易被看成是“边角料”，老师们大都不愿意教，评个教授都困难。这也可以理解，其中有很现实的原因。那么如果北大老师匀出部分精力关注语文教育，也许就起到“敲边鼓”的作用，让大家更加注重师范教育。北大是综合性大学，有多学科的优势，而且中文系各学科本来就与语文教育密切相关，我们可以在大学和中学语文教育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事实证明，的确起到了一些促进作用。北大语文所成立后，全国有十多所师范大学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研究中心或者研究所。

北大语文所的成立，也是承接了北大的传统，是关注社会的传统，也有语文教育的传统。京师大学堂时期就有师范馆，西南联大也有师范学院中文系。我们只是把一度几乎中断了的传统继承下来罢了。“多管闲事”也好，“敲边鼓”也好，语文所一做就是20年。现如今中文系的党政班子也很重视语文教育研究，作为学科建设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回头想想，20年来，北大语文所大致做了六件事，一是开展大面积的中小学语文教学状况的调查，是非指向性的调查，提供决策参考；二是开展语文教育的研究，重视往学理性方面引导提升，培养这方面的博士、硕士生；三是参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修订；四是承担教育部的“国培”任务；五是和人教社合作，编写2003年版高中语文教材；六是最近十年，参与和主持编写小学到高中的部编本语文统编教材。

2018年，温儒敏与参加北大“国培”的中学老师课后合影

语文所只是个不起眼的虚体，没有编制，没有拨款，甚至没有办公室，也就是一个平台，通过一些研究专题联结和组织校内外对语文教育热心、有兴趣的专家和一线老师，共同来做，参与者来自不同专业，各自还有自己的学术本业，参与语文所的研究带有志愿者业余的性质，但也能发挥不同的专业优势。比如古典文学的学者在中小学古诗文教学方面开展研究，语言学的学者在语言运用教学方面发挥作用。虽然在我们相对规范的学科评价体系中，关于语文教育的成果是没有学术显示度的，俗话说，就是“不挣工分”的，填表也填不上去。但大家还是乐意用部分精力做一些务实的研究。

虚体也有其好处。没有编制，也就没有人事纠纷，不用管吃喝拉撒，不用管职称评定等。没有拨款也很好，不用到处找发票，不用为分配不均发愁，不用年终想办法突击花钱。以语文所的影响，办班赚钱也是可以的，但没有这样做。我非常感恩的是，这样一个机构，居然三次获得北大社科部的奖励，评为优秀科研单位。按照规定，虚体研究机构必须每年有经费进账，有多少平方的办公室，这都是硬指标，可是语文所没有，本来是不达标的。但北大居然还破格颁奖，这也可见北大的宽容。顺便一说，原来语文所没有办公室，郑富芝部长知道这样一件芝麻绿豆小事，还特别建议北大管理部门在南门资源楼给了一间办公室。

语文所20岁了，还是个刚成年的小青年，今天这个聚会，其实不是什么庆典，还是讨论问题的研讨会。但在这个时刻，我还是想起语文所成立之时那些出过力的师友。林焘、袁行霈、徐中玉、刘中树等老先生曾担任语文所顾问，还有陆俭明、王宁、巢宗祺、蒋绍愚、钱理群、李小凡等著名学者加盟，汪锋、蔡可、曹文轩、张联荣、苏培成、漆永祥、吴晓东、姜涛、刘勇强、孔庆东、程翔、周群、顾之川、王荣生、李二民、郑桂华、陈维贤、李国华、周昀等校内外的同人先后参与其事。我们不会忘记这些学者对语文教育事业的无私贡献。

还要特别说说，最近十年来，教育部聘任我主持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编写，这和语文所也有关，因为语文所的成员中也有好几位是参与教材编写工作的。教材编写是国家的事权，是公共知识产品，上下左右都有要求，都很关注。除了研究和编写，大量的工作是协调、平衡，还需要像消防队一样经常紧急“救火”，应对突发的舆情。有时候还要无端遭受网络暴力的攻击。编教材这件事，的确是我一生中做过最难的事。甚至几次都要打退堂鼓了。但是教育部、教材局始终在支持、协调和指导我们的工作，能坚持到现在，也很感激郑部长、刘宏杰副局长和李斌处长等许多领导。他们也是兢兢业业在做最难的工作。今天他们有几位也出席了，我要特别对他们表示感谢。

还有人教社，20年来，我与人教社有过三次合作，语文所也得到过人教社的许多支持，在此也表示我诚挚的感谢。我还要感谢在语文所成立时给过大力支持的重庆《课堂内外》杂志。当然，还要感谢今天来开会的许多朋友，他们中有些人也是伴随语文所走过20年的，谢谢大家。

会议的下半节，将讨论当前语文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是汪锋所长出的很好的题目。我的基本想法，在之前一些场合也讲过的，三句话，那就是要遵循课标精神，尊重教学实际，用好统编教材，三方面彼此连带，解决好如何落地的问题。课标提出的素质教育，语文核心素养，是着眼于立德树人，培养有理想、有责任感、有本事的人，同时也是为了改变目前教学中存在的扼制学生健康成长的应试教育倾向的，一定要遵循课标的精神，不断推进课程改革。但是如何让课标精神转化为有效的教学实践？要防止现在已经出现的形式主义、假大空的倾向，不宜笼统提倡大语文、大单元、大情景教学，课程一定要改革，但不是推倒一切的革命，不能搞一刀切，全国那么大，还是要照顾不同地区学校的不同学情，是在现实基础上的改良和革新。因此，既要克服那种我行我素、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的做法，也要避免那种用一种教学方式（如任务驱动、群文教学或者大情景、大单元）包揽全局，一刀切的奢望。现在守旧与形式主义都是语文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今教育有了很大发展，但也遗留大量有待解决的问题，还必须面对高考这样的巨大的现实。改变现状有必要，但要考虑改革的成本与可行性，“多动症”已经让一线老师疲于奔命，拍脑袋的措施则往往欲速则不达，比如一些比较理想主义的教学方法，要经过试验田的实践检验，可以提倡、示范，但不宜用行政手段大面积推开。我也希望能围绕这些问题开展讨论。我主张语文所能联合一批专家和一线老师，做点调查，直面现实问题，认真研究，充当语文教育改革负责任的智囊团。

2024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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