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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我欲乘风归去（第1页）

第七节我欲乘风归去

嘉祐八年（1063）四月，仁宗驾崩，英宗继承皇位。治平四年（1067）正月，做了不到四年皇帝的英宗驾崩，其二十岁的长子赵顼继位，是为神宗。一、又一次侮辱人格的政治迫害

治平四年（1067）二月，三子欧阳棐进士及第，时年二十岁。欧阳修全家都十分高兴。与此同时，欧阳修向神宗上了荐举司马光的札子。

但是，春寒料峭的三月，朝中又一次掀起了一股“倒修”的浪潮。先是监察御史刘庠弹劾欧阳修进福宁殿（停放英宗灵柩的地方）时所穿丧服的里边有紫色的衣服，要求严惩欧阳修。可见六十一岁的欧阳修由于长期多种疾病缠身，面对英宗突然去世的打击，精神明显不集中。神宗没有理会刘庠的弹劾，只是让人去告诉欧阳修让他换一下衣服。朝臣中反对“濮议”具体内容见本书第九讲第二节内容。的一干众臣，趁着政权新旧交接的特殊时期，又把矛头对准欧阳修，想把欧阳修赶下台，但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

欧阳修妻子薛氏的侄子薛良孺，因为举荐他人做官不当，被御史弹劾后被免官。新皇帝即位后，按照惯例，要赦免一部分犯错误的官员，以示皇恩浩荡，薛良孺此次也在被赦免的名单中。欧阳修正处于激流旋涡之中，估计唯恐对方以此理由掀起更大的风波，于是向朝廷申明不能因为自己是参知政事的缘故，就赦免薛良孺。薛良孺没有被赦免，所以对欧阳修恨得咬牙切齿。

薛良孺欲报此仇，竟然想出了卑鄙无耻的理由，造谣说欧阳修和儿媳妇吴氏有不正当关系。集贤校理刘瑾与欧阳修亦是仇家，马上推波助澜。御史中丞彭思永听说后，告诉了他的僚属蒋之奇。蒋之奇在“濮议”一事上，本来是欧阳修一派的人，也是通过欧阳修的举荐，得以成为监察御史，现在一看欧阳修危如累卵，唯恐牵涉自己，于是独自上殿弹劾欧阳修，彭思永又在后边兴风作浪，要求严惩欧阳修。这种桃色新闻，对欧阳修及其全家都是莫大的侮辱。但是听之者大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添油加醋者更是大有人在。

六十一岁的欧阳修为了自己和全家人的声誉，必须向皇帝及朝臣说明此事的由来。欧阳修上札子反驳道：“蒋之奇所杜撰的事情，是禽兽都不为的丑行，天地不容的大恶。臣苟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恶，无之，是负天下之至冤。犯大恶而不诛，负至冤而不雪。此事如果不说明白，不仅仅是我欧阳修及家人的奇耻大辱，也将使圣上蒙羞，这绝非小事。臣乞请官家选公正的大臣，为臣澄清此事，先问蒋之奇此事如果属实，事情又发生在臣家，他从何处知道？如何发现的？这样追下去，必见虚实。”（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

这样的反驳札子，欧阳修连续上了共七次，又三次上表请求朝廷罢免自己参知政事的职务。神宗自然不答应，欧阳修于是又三次上表要求到外地做官。这一系列行动，自然说明欧阳修要和政敌斗争到底，不把事情搞清楚，不还自己及家人清白，绝不罢休。

接到欧阳修的札子后，神宗责令中书、枢密院等机构彻查此事，最终证明此事是有人诬陷欧阳修，主导此事的彭思永、蒋之奇二人被贬官了事。二、提前致仕（一）知亳州

治平四年（1067）三月，鉴于面对的工作环境非常不利，身心都受到严重创伤的欧阳修也需要一段休养的时间，外出做官成为最好的选择。于是按照欧阳修的请求，朝廷让他知亳州（治今安徽省亳州市）。闰三月，欧阳修离京之前，面见神宗，请求顺道回颍州看望一下家人，神宗答应了欧阳修的请求。六月，欧阳修到任，东京到颍州、颍州到亳州的距离都不远，之所以间隔两个多月才上任，按照欧阳修写给友人的信中的说法，是为了避开五月。因为宋代地方官员，按照级别高低，拥有数量不等的职田，职田上地租的收入，可以弥补地方官收入较低的状况。五月是收获冬小麦的时机，欧阳修一旦五月到任，将会与前任知州围绕职田收入产生矛盾，如果六月到任，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可见欧阳修的宽容与大度。

欧阳修选择到亳州做官，重要的原因是亳州距离颍州近。其实欧阳修对亳州的印象，颇为不好。到亳州后，他给曾巩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人所称道的亳州的好地方，往往言过其实，和陈州、颍州比起来，差距太远。”（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五○。

从欧阳修到亳州后给亲友的信来看，此时的欧阳修已经像惊弓之鸟，特别是在他给长子欧阳发的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现存欧阳修写给朋友的信中，每封绝大多数不超过二百字，只有五封写给梅尧臣和富弼的信接近四百字。但是，欧阳修六月初上任后一个月内，写给长子欧阳发的信竟然有八封，其中五百字左右的达到五封，具体内容以朝中事宜为主，特别是英宗的丧礼事宜。

五月二十五日，欧阳修离开颍州之前，给在东京的欧阳发写了好几封信，让他给欧阳修往亳州寄信，但是，欧阳修到亳州后两天，没有收到欧阳发的一封信。欧阳修很生气，六月初三，急忙用驿站的快递系统俗称“急脚递”，能够日行四百里。给欧阳发去信，写信责备欧阳发，又担心欧阳发一家在东京出了什么事，但是欧阳修重点说的是英宗丧礼的细节问题，又让欧阳发派人打听仁宗葬礼时，北京（大名府）、定州祭祀时用的什么仪式，前排排列的明器、纸人的数目，食物祭品的具体情况等，小心、细致到此种地步。

六月初三将信发出后，欧阳修陆续收到欧阳发寄来的两封信，欧阳修于六月初七给欧阳发回信，再次谈及颍州的好处及致仕后定居的打算。信中重点谈的还是葬礼问题，他说祭祀用的纸钱、纸马等，亳州都可以做，只是纸人做不得，已经派人去东京定制。欧阳修又让欧阳发打听东京对他的议论如何，回信时告诉他。

欧阳修虽然离开了东京，但是政权交替的关键时刻，他还是时刻关注东京官场的舆论，唯恐政敌又发动突然袭击，更害怕在英宗的葬礼问题上，出细微的差错，被政敌利用。（二）知青州、蔡州

熙宁元年（1068）八月，欧阳修改知青州（治今山东省青州市），九月到任。该年，欧阳修在颍州的府邸落成，致仕之后归养的条件彻底具备。

熙宁二年（1069）二月，按照欧阳修的口授，三子欧阳棐编写《集古录目》十卷。九月，青苗法开始实施，青州属于青苗法的试验区，欧阳修坚决反对，且拒绝执行。具体情况可看本书第九讲。冬天，欧阳修两次上札子请求改知寿州（治今安徽省寿县），因为寿州紧邻颍州，便于和家人一起生活。朝廷不允许。

熙宁三年（1070）四月，朝廷命欧阳修判太原府兼河东路其他要职，当时，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开端时期，朝中大臣皆以为神宗会让欧阳修重回朝廷且担任宰相，见此任命，大失所望。六十四岁且身体状况颇为不佳的欧阳修自然不愿意再到边关要地任职，于是以此为由，六次上章表示坚决不接受。欧阳修与王安石围绕青苗法的分歧越来越大。七月，朝廷让欧阳修改知蔡州（治今河南省汝南县），九月到任，时年欧阳修六十四岁。

赴任途中，因为欧阳修已经在颍州买田置物，儿孙们在此生活，为了彻底表白自己的心迹，欧阳修写了《六一居士传》一文，且将此文刻于石上。其实，笔者认为欧阳修写作此文，应该很早就开始酝酿，因为在治平三年（1066），欧阳修已经为自己起了这一名号，许多朋友不明其意，笑问其义。欧阳修回以还未到解释的时候。到颍州之后，写此文的时机、心态才彻底成熟，故欧阳修写此文时应该是一气呵成。

为了使读者能够完整地了解晚年欧阳修的心态，特将此文完录如下：

六一居士传

六一居士初谪滁山，自号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

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诮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客曰：“其乐如何？”居士曰：“吾之乐可胜道哉！方其得意于五物也，泰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然常患不得极吾乐于其间者，世事之为吾累者众也。其大者有二焉，轩裳珪组劳吾形于外，忧患思虑劳吾心于内，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于五物哉？虽然，吾自乞其身于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恻然哀之，赐其骸骨，使得与此五物偕返于田庐，庶几偿其夙愿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复笑曰：“子知轩裳珪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于彼者已劳矣，又多忧。累于此者既佚矣，幸无患。吾其何择哉？”于是与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区区不足较也。”

已而叹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盖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尝用于时矣，而讫无称焉，宜去二也。壮犹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难强之筋骸，贪过分之荣禄，是将违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负三宜去，虽无五物，其去宜矣，复何道哉！”

熙宁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传

这篇自传用的是汉赋常用的主客对答的形式，用平易的语调、轻松的语言，道出了“六一居士”的志趣。

欧阳修由“醉翁居士”改号为“六一居士”，他的弟子苏轼感受得最为妥当，“自一观五，居士犹可见也。与五为六，居士不可见也。居士殆将隐矣”（宋）苏轼：《六一居士传后》。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4册）卷一九三二。。

明代茅坤认为这表现了欧阳修追求彻底解脱的愿望。清代孙宗认为表现了欧阳修坚决要求提前致仕，借此五物以自得其乐的感受。储欣认为《六一居士传》一文，表明了欧阳修归养田园的愿望。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魏泰的记录“欧阳公在颍，唯衣道服，称六一居士”。

一个终生反佛道的儒者，老年在颍州，穿的却是道家的服装，自名的则是带有佛家色彩的称号。如此有趣的结合，形象地反映了欧阳修的追求，既雅又俗，可严肃可谐趣；既服膺真理与原则，也推崇玩笑与游戏，如此亦儒亦佛亦道又有何不可。称号是素志的宣告，服装是内在闲散追求的外在表述，由此而曲折反映欧阳修追求山中之乐、逃离官场的愿望。陈湘琳：《欧阳修的文学世界与生命情结》，复旦大学2010届博士学位论文。（三）致仕及去世

宋代官员七十致仕。有些官员为了继续享受高官厚禄，以隐瞒年龄的方式，推迟致仕，但是，欧阳修早在嘉祐四年（1059）五十三岁时，就与韩绛等相约，于五十八岁提前致仕。

从熙宁四年（1071）四月起，时年六十五岁的欧阳修连续三次上表，又连续两次上札子，强烈要求致仕。六月，朝廷终于批准了欧阳修的请求，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的身份致仕。对于欧阳修此举，有的士大夫惊叹不已。大宋立国以来，这毕竟是少有的现象。

欧阳修致仕后，苏轼写了《贺欧阳少师致仕启》，文中高度评价了欧阳修的功德，“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功存社稷，而人不知”，接下来苏轼写道：“轼受知最深，闻道有自。虽外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3册）卷一八八七。老师欧阳修功成身退、明哲保身，苏轼发自内心地高兴。

对于欧阳修提前致仕的原因，苏轼写道：“为官一任，外无非议，内无愧于心，释肩而去，如大热天远行，虽然还未到家，得一清凉馆舍，解衣洗漱，已经是足够的快乐。更何况致仕而归，脱下官服，走访林泉，回顾平生所为，一无可恨，那种快乐是语言永远难以表达出来的。众弟子中，我出入（欧阳）文忠公门下最久，对他的了解也最深，他释位归田的心理，可谓非常迫切，对他人而言，也许仅仅是一个借口，对他而言，则是至情之选择，如饥饿的人渴望吃到食物一样。”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4册）卷一九四一《跋欧阳文忠公书》。

七月，欧阳修回到颍州，家居则穿着道士的服装，开始编写诗歌评论的《诗话》，后称《六一诗话》。九月，苏轼、苏辙兄弟去颍州拜访欧阳修，并留居颍州二十余日，师徒之间，诗酒唱和。对欧阳修而言，可谓致仕后一段必不可少的缓冲期。

熙宁五年（1072）五月，赵概自南京来到颍州，与知颍州吕公著一起，设酒宴于会老堂，欧阳修作诗纪念，内有“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二闲人”的佳句，传出之后，成为美谈。七月，欧阳修与长子欧阳发一起编定《居士集》五十卷。欧阳修感到告别人间的时日已近，写信给韩琦，托他为自己写墓志铭，三子欧阳棐代他写了遗表。

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去世。八月，朝廷追赠欧阳修太子太师。熙宁七年（1074）八月，朝廷议定欧阳修谥号为“文忠”。次年九月，安葬于郑州新郑县旌贤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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