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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葛与的中年变法（第1页）

《九重葛》与邵丽的“中年变法”

当文学界热衷探讨青年写作与青年形象时，文学作品中的中年形象或许被无意忽略了。——与前者被赋予更多可能性不同，后者要么构成区别于青年形象的他者符号和意义空间；要么只是些许面目模糊的斑驳倒影，只剩下“人到中年”但理想不再的颓废沮丧的灰暗人生。而在大众文化领域则几乎是相反的现象：无论是“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是“披荆斩棘的哥哥”，只有在占据社会精英身份的基础上，才能在消费时代的舞台上渲染“中年励志”的人生故事。——这与其说是展现了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不如说是重新纳入消费主义的编码体系之中，最终沦为鲍德里亚式的符号消费。

有关中年形象的问题牵扯太多。《九重葛》讲的也是中年人特别是中年女性的情感故事，但却没有上述过于符号化或情节化的内容，反倒是把我们想象中的中年女性的形象消解了。小说的主线围绕万水和张佑安两位中年男女之间的交往，穿插各自的家庭背景和过往经历，讲述了两人从相识到熟悉再到彼此接受的过程，故事发生的时间是2020年前后的疫情期间。这个看似平淡的故事，潜藏的更多的是人物内心的情感波动，而非作家刻意制造的某种故事。这种将故事让位于人物内心的写法，让小说的叙事跟随人物情感的起伏而平静和缓地流动，读来有种静水流深之感，如同小说中两人成熟稳重又水到渠成的感情。

相较于青春年少的激情和冲动，中年人的爱情在经历更多世故之后反而更加成熟理性，但倘或真正不出于某种考量或算计的结合，反倒会带来成年人历经世事之后的体恤和包容。尽管万水和张佑安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但都在年轻时的爱情婚姻中始终处于被动的状态，直至退休后长期过着独居生活，只是在公园散步时的偶然邂逅而意外发生交集。但小说通过情节不断推进的方式，将两人偶然的遭遇变成再度相逢，又在几次交谈中加深对彼此的了解，特别是身为女性的万水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打开内心，最终实现对自我的救赎。

本雅明说现代都市人的爱情不是“一见钟情”（loveatfirstsight），而是“最后一瞥之恋”（loveatlastsight），“销魂的瞬间恰是永别的时刻”。但邵丽并未让男女双方止于目光的交汇（尽管这看上去更像是现代爱情故事），而是让他们彼此观察，而且是有意拉开距离的观察。小说中，万水对张佑安从最初怀疑到不太抵触，再到相隔之后的坦然接受，这个过程并不是典型现代社会中聚散如浮萍的爱情，或者干脆沦为性爱分离，反倒带有某种“古典”意味，体现为“人在爱情中成长”的“浪漫爱”色彩的亲密关系，“其原因与其说是因为被爱的那位被理想化了，不如说是因为它假设了一种心灵的交流，一种在性格上修复着灵魂的交会”。这种亲密关系的功能其实是满足了自我身份认同的匮乏，使“有欠缺的个体因之变成完整”。

尽管这种亲密关系构成现代资本社会的情感基础，但邵丽主要汲取了它修复性的结果，尽可能地让心灵拥抱现实，而无意于对资本社会进行抽象的道德批判。万水出生在干部家庭，接受过良好教育且衣食无忧，但在经历了离异和双亲去世之后，“她的世界从此孤独到绝望，她不信任任何人，更不相信爱情。她无数次地想到死，可又心有不甘地活着”，整天陷入低落沮丧的心情，“慢慢地，她成了个孤儿”，而像她“这种习惯身心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女人，不可能发生邂逅的故事”（作家甚至有意突出了她非同常人的洁癖）。然而恰恰是这样的女性，在人到中年心灰意冷之际重新唤起生活的信心。

女性视角的运用并不意味着万水因为爱情而得到救赎——这恰恰是女性主义所反对的，毋宁说是在相遇中找回失落的自我，因为情感和行动转变的背后是价值观重新确立的过程。曾无数次想过自杀的万水，其实并没有自杀的理由，只是觉得“活着没意思”（轻度抑郁症？），但在和对方的交往中点燃生活的热情。小说安排张佑安给万水讲“有关爱的回归、自我价值发现、自我救赎以及万物之美”的故事，甚至不惜略显突兀地直接插入乔伊斯作品的情节，以此在主题上与小说形成互文。但我愿意把这种看似直白的写法理解成作家有意为之——为什么中年女性的生活非要像死灰般沉寂，不能是尝过孤独又反过来促使她发生蜕变呢？

正如小说题目暗示的，作家在写法上抓住九重葛这个意象。九重葛在小说中出现过三次：首先是张佑安在万水家门口捧着开得正盛的九重葛打算送给她，万水先让他把花放在门口，过几天才让他搬进客厅的窗台上；接着是说她后来无意发现“窗台上的那盆九重葛懒于浇水，竟然越开越盛，艳得让人心惊肉跳”；最后是万水从三亚独自旅行后回到家中，惊讶地发现，“那盆被她遗忘了的九重葛还旺盛盛地开着”。在小说中，九重葛不仅直接推进情节的发展，还对应人物的心理状态（万水对待九重葛的态度成为自我的投射），更暗示出了小说的主题：九重葛的生命力极其旺盛，即便无人照料但依然自顾自地花开浓艳，不管处于何种生存条件，都依然以己之力绽放生命的华彩乐章——这何尝不是人生的理想境界？和动物界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同，植物通过光合作用的呼吸吐纳更接近人类向上向善的原始生命驱力，反而因远离人类社会的功利属性得以被召唤——如果植物真的能让人重新焕发生命的光泽，又不至于陷入“内卷化”的竞争之中，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九重葛》是个有关被爱和自我救赎的故事，也像邵丽自己说的，这无疑是个温暖的作品。或许随着年岁渐长，作家在历经世事之后，想要试图重新找回人性深处的真善美。艾略特说：“人到中年有三种选择，要么停止写作，要么重复昔日的自己（也许写作技巧会不断地提高），要么想法找到一种不同的工作方法，使自己适应中年。”这让我联想到邵丽近年的小说创作。她既没有停止写作也没有重复自己，反而创造力越发旺盛，又真正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但又不完全是“不同的工作方法”，而是在不断尝试着的探索和转型中找到了作家与自我、与父辈、与家族之间的血脉根源。或者这样说，邵丽的小说创作始终以“有我”的状态出现，但和此前相比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既不沉浸在“小我”之中，也不刻意追求某种社会效应——不妨称之为邵丽的“中年变法”。在我看来，这种“中年变法”不必然对应“青年写作”，而是在邵丽这里带有某种“回溯性”的写作，即通过返回初心的方式重新确立起自我与生命的本源，穿透外在条件对人的桎梏，在充满着变动不居的社会中重新回到“确定性”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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