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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49章 暗影重重分类施策（第1页）

“对外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按跨境经济纠纷程序处理，要求双方提供完整证据链，支持通过法律或仲裁途径解决。同时，加强与对面的沟通，阐明我方依法保护合法权益的立场，希望对方约束地方行为。”

“第三，对内全面核查瑞景通贸的经营情况，查清其在此次交易中是否存在违规违法问题，对西南丝路文化传媒及其关联的境外基金会，继续秘密深入调查，摸清其人员网络、资金链条和真实意图，固定证据，但暂时不要打草惊蛇。”

“第四，瑞景市要切实负起责任，做好辖区边民、企业和群众的工作，加强政策宣传和法治教育，防止有人借机煽动滋事，确保大局稳定。”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加重：“工作中务必严谨细致，所有行动都要有法律和政策依据，避免简单粗暴。同时，要把握节奏，既要查清问题，又要避免引发不必要的震荡。”

陶宏伟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东沐省长的意见很全面，我完全同意。联合工作组要尽快成立，立即开展工作。瑞景市的同志压力很大，省里会全力支持你们。记住，稳定是第一责任，但稳定不是无原则的退让，而是要在法治的框架内，有理有利有节地解决问题。有什么困难随时报告。”

会议结束，加密屏幕暗了下去。瑞景市会议室的紧张气氛并未消散。

郑国锋立刻开始部署，一道道指令发出。周正海感到肩上的担子前所未有的沉重，他知道，瑞景市这个平静的边陲小城，即将卷入一场看不见硝烟却又至关重要的较量。

玉阳市。

李东沐并未因部署完毕而轻松，他让陈明远调来了瑞景市及周边地区近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边贸数据，仔细研究。

数据显示，瑞景市作为传统边贸口岸，经济结构单一，过度依赖边境小额贸易和物流，产业基础薄弱，抗风险能力差。

近年来，受国际市场波动、周边局势变化以及国内监管趋严等因素影响，边贸增长乏力，甚至出现下滑。部分边贸企业和依附于此的从业者生计受到影响，社会心态中积累了一些不满和焦虑情绪。

“边J不稳，省域难安。”

李东沐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他意识到，仅仅查处一起纠纷、打击几个关联机构是治标不治本。要真正筑牢安全稳定屏障，抵御形形色色的渗透和干扰，根本出路还在于加快发展，改善民生，让地区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而增强认同感和向心力。

而这，与他全力推动的全省经济转型升级、沿边开放创新是高度一致的。

几天后，瑞景市联合工作组的初步调查有了进展。

根据“瑞景通贸”提供的部分单据和沟通记录，“昌盛商贸”拖欠货款基本属实，但其提出的“货物质量问题”证据模糊，难以采信。

工作组也发现，瑞景通贸在此次大宗交易中，确实存在拆分报关、低报价格等违规行为，可能涉及偷逃税款。公司负责人辩称是“行业潜规则”和为了“提高竞争力”。

更耐人寻味的是，G安部门通过技术监控发现，“西南丝路文化传媒”的一名中层管理人员，在纠纷发生前后，与瑞景市本地一名退休的统战部干部有过数次秘密会面。这名退休干部，曾长期负责该区域的工作，在部分群众中仍有影响力。而此人，又与之前省里关注的那位退休厅官何云松有过交往记录。

“他们在串联，想利用这次纠纷做文章。”郑国锋在电话里向李东沐汇报。

“那名退休干部私下对几个边贸大户表示，现在省里政策收紧，打压边贸，不顾边民死活，这次纠纷就是例子。他暗示可以‘组织反映诉求’。”

“反映诉求？”李东沐冷笑，“是想聚众施压，还是制造事端？那名退休干部的问题，证据充分吗？”

“目前主要是监控到的会面信息和一些间接旁证。他具体煽动了哪些人、到什么程度，还在摸查。直接抓人，证据链和时机可能还不成熟，容易引发反弹。”郑国锋回答。

“继续监控，固定证据。同时，敲山震虎。”李东沐指示。

“由瑞景市纪委出面，以了解情况的名义，找那名退休干部谈一次话，明确告知其必须遵守法纪，不得散布不当言论，不得参与非法活动。态度要严肃，但注意方式。”

“另外，对瑞景通贸的违规问题，依法立案调查，该罚款罚款，该整改整改，并予以通报。既要表明我们依法处理纠纷、维护市场秩序的立场，也要切断可能被利用的本地违规环节。”

就在瑞景市风波暗涌之际，平州市的土地清理工作却传来了捷报。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定支持和孙涛等基层干部的奋力推进下，首批低效用地清理协议终于艰难达成，数家“僵尸企业”同意接受补偿并退出土地。

那家高端装备制造项目的征地工作得以启动，施工现场很快响起了机器的轰鸣。李东沐特意让省电视台做了一期专题报道，展现新旧动能转换的生动实践，并亲自出席了一个重点项目的集中开工仪式，释放出强劲的发展信号。

然而，就在瑞景市那名退休干部被纪委谈话后不久，一篇题为《政策收紧下的民生焦虑与文化交流之殇》的长文，悄然出现在某知名学术网站和几个影响力较大的财经自媒体上。

文章没有直接提及瑞景纠纷，而是以“调研笔记”的形式，描述了西南某口岸城镇边贸萎缩、从业者收入下降的“惨淡景象”，将原因归结为“某些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监管政策忽视地方特殊性”、“反F带来的基层干部‘不敢作为’心态”，以及“对正常跨境人文交流的过度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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