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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4章（第1页）

我们无从知晓塞萨尔一世是何时开始搜集有关蒙古人的情报（推断是和花剌子模交往后），但从实际战果来看，蒙古军队其实颇对不起这些伟大君主们对其的重视，根据金朝史书的记录，蒙古人中最强大的乞颜部大约在1227年分裂，孛儿只斤·拔都带着他的兄弟和族群西征，并在1230年来到留里克家族统治的罗斯地区，他们起初势如破竹，直到他们抵达弗拉基米尔城廓。

年轻的瓦西尔大公在面对蒙古人时展露出惊人的军事素养和战略定力，他封闭堡垒、坚守不出，同时开垦土地、修建地道，反客为主地骚扰蒙古人，并向他的养父求援，他的挚友，塞萨尔一世的幼子狄奥多西·塞萨罗亚对此极为重视，从耶路撒冷北上带领雇佣军赶来援救，蒙古人被成功击退，但瓦西尔大公在此战中战死，目睹了挚友的死去，狄奥多西悲痛欲绝，他的余生从此和挚友的故乡紧密相连，而他少年时的开朗和快乐都离他远去，往后的人生他始终活在悲伤和忧郁中，“只有在和平民一起劳作时他才会露出笑容”。

同一年，他长子的遗孀玛利亚·阿森也因病去世，儿女辈的凋零令开始走向暮年的奥古斯都连遭重击，但他将要经历的离别还不止于此，1233年3月，他的妻子病危，记录显示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惊慌失色、仓皇奔走、直到因恐惧跌倒在地后才想起他应该乘坐马车”，而在妻子去世后，不少人都回忆奥古斯都的灵魂被悲伤撕毁，他们从没有见过奥古斯都如此悲伤脆弱。

夫妻间的最后一次对话没有记录，尽管青年时他曾给妻子写了无数灼热的情书和诗歌，但在她去世后，他再也没有在任何个人记录和公开场合中提起他的妻子，“这或许是件好事，我们谁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在想起亡妻后骤然发疯”，同一时间，他召回了他身在罗斯的幼子狄奥多西，父子二人很可能在这段时间达成了由狄奥多西来填补塞萨尔一世去世后可能出现的政治空白的一致意见，而第二年，他颁布了著名的《诫圣法令》，贯穿整个塞萨罗亚王朝和罗什舒亚尔王朝前期的王权与教权之争即将拉开序幕。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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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萨罗亚王朝史（12）

上帝与凯撒

有关君主与宗教的关系，塞萨尔一世在《论战争》中也曾详细阐述，他回避提及上帝（或者其他神明）是否存在的问题（这使得他究竟是不是无神论者直到今天都是热门学术议题），但他明确否认了教士阶层是上帝使者，他认为宗教事实上是人对现实生活不满而催生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宗教也应顺从时代做出改变，他肯定了撒拉森教相对于基督教的进步性，但仍认为任何教派都不应该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君主可以表现得虔信宗教，但不能为宗教所迷惑”。

尽管塞萨尔一世的宗教观很可能是出于提高他身为君主的权威的目的，但毋庸置疑，他的宗教观在中世纪的虔信之风中可谓是石破天惊，他很可能受到了祖父亨利二世和父亲理查一世的影响，前者一直试图从教会手中夺得司法权以获取司法独立，但最终因挚友托马斯·贝克特的背叛和死亡功亏一篑，而后者虽获封基督教圣徒，却展现出超乎时代的宗教宽容，他很可能受到了他的一生之敌，阿尤布王朝的第一任苏丹萨拉丁·本·阿尤布的影响，他郑重其事地安葬他，并一直珍藏着萨拉丁留给他的一封书信，他夺回圣地所收获的声望更多被他应用在保护撒拉森平民的权益中。

父辈对宗教的实用主义策略被塞萨尔一世实践得登峰造极，早期，他与英诺森三世关系密切，二人主导的两次十字军东征令教廷声威大震，但同样也给新生的王朝带来了安稳的外部环境，在地缘环境不再恶劣后，塞萨尔一世便通过经济和文化的密切交流来维持与十字军国家的联系，对穷兵黜武继续东进则兴致缺缺，对境内的宗教矛盾，他也采取了相对温和的策略，尽可能地促进世俗层面的融合并调和冲突，这样的政策受到平民的爱戴，但毋庸置疑令教廷不满，只是作为一个在希腊和埃及实现了稳固统治的天主教君主，塞萨尔一世毕竟还是具备相当强的象征意义，因此格里高利九世尽管对其不满乃至憎恨，却始终不敢真正得罪他。

但这并不代表塞萨尔一世的宗教策略是无懈可击的，他非常清楚天主教和正教以及在帝国境内占据人口比重越来越高的撒拉森教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为了不刺激他的养子和女婿腓特烈二世，他没有松口承认他的幼子狄奥多西或者孙子西蒙的继承人身份，这令他在妻子去世后和希腊贵族们的关系更加微妙和疏离，只是他的威望仍对帝国的稳固有利，希腊贵族们尽管对未来存在忧心，但也不愿主动破坏平衡。

可在继承危机和宗教危机叠加的情况下，对宗教问题的放任绥靖无疑会对他继承人的统治构成隐患，在妻子去世后，塞萨尔一世终于不再回避这个问题，《论战争》中，他直白地阐述了“应以世俗的法律代替宗教的戒律”，而他也不愿再放任教士阶层占据庞大的教产和政治话语权，是以《诫圣法令》中，他明确限制了教士积攒教产、干预政治等一系列权利，要求教士需恪守戒律、清贫度日，将财产归还给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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