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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十年前的那场交易（第1页）

雨没有停。

从林森北路那间被翻得底朝天的征信事务所离开时，已经是下午一点过后，雨丝把整条巷子洗得发灰，对面公寓三楼阳台那个架着长镜头的黑雨衣男人早已不见，只剩阳台栏杆上残留的一小滩积水，顺着磁砖缝往下滴。林绍祺站在铁门内，手里还残留着苏以璇蜜液与自己体液混合后的黏腻触感，掌心汗湿，却冷得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

苏以璇走得很匆忙，米色风衣重新披回身上，雾灰色洋装背后的拉链是林绍祺亲手拉回去的，黑色丝袜撕开的大口被她用风衣下摆勉强遮住，两条雪白长腿在雨里显得仓皇。她离开前把那个米色手拿包死死按在胸口，里面那张折好的口红纸条没有拿出来，唇印在面纸上被掌心汗水晕开一点，像一个来不及兑现的吻。她只来得及在门口回头看他一眼，眼神里有高潮后的潮红，也有一种更深的恐惧，像是知道自己刚才那场在凌乱办公桌上的放浪交合，已经被某个镜头完整吃进去。

“先回去，别让司机发现你不在。”林绍祺的声音还带着事后的沙哑，他替她把被雨水黏在脸颊的发丝拨开，指尖碰到她发烫的耳垂，“密码的事，等我电话。”

苏以璇点头，没有说话，低头快步走进雨里，高跟鞋踩过积水，溅起细细的水花，很快消失在巷口那辆早已等候的黑色凌志休旅车旁。车门关上的瞬间，林绍祺看见驾驶座上的司机戴着墨镜，面无表情地看了他这间破事务所一眼，随后车尾灯在雨雾里划开，往阳明山的方向驶去。

事务所里只剩下被搬空的电脑桌与满地卷宗，还有办公桌边缘那一小滩已经半干的湿痕，透明中混着一点白浊，在日光灯下泛着光。林绍祺没有去擦，他点起烟，烟草味混着雨后的霉味，呛得喉咙发疼。手机在裤袋里震动，是莫正诚。

“你他妈还活着吗？”电话那头背景很吵，有爵士鼓刷轻刷铜钹的沙沙声，还有威士忌冰块碰撞杯壁的声音，显然莫正诚已经在他的店里，“警局的朋友刚给我透消息，辜承瀚那边的律师把扣押清单送进地检了，说你涉嫌妨害秘密，证物就是你那颗四百毫米。我跟你说过别动那个保险箱，你偏不听，现在好了，人家直接把你吃饭的家伙端走。”

林绍祺靠在发黄的沙发上，仰头看着天花板上那块被漏水晕黄的水渍，声音疲惫，“他拍到了。”

“拍到什么？”

“我跟她，在事务所。”林绍祺把烟捻熄在已经满溢的烟灰缸里，语气没有起伏，却像刀子在磨石头，“对面三楼，长镜头，全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随后传来莫正诚骂脏话的气音，“干。你这小子是嫌死得不够快。辜承瀚要的就是这个，你跟董事长夫人搞在一起的影片，比什么长镜头窃拍都好用，到时候法官一看，你就是个勾引人妻的痞子侦探，谁还信你说什么夺产圈套。”

“所以我才要更早拿到正本。”林绍祺站起身，把那张被雨水晕开的和解书折起来塞进抽屉，声音压低，“舅，你之前说要帮我调的那个四百万金流，有结果吗？”

莫正诚叹了口气，背景的爵士乐忽然小了，像是他把手机拿到了后场的储藏室，“有，也没有。金流我查不到，辜家那个生技基金会的帐做得太干净，闭锁性信托，钱怎么进医院的根本查不到明目。但我挖到别的东西，你现在过来爵士酒吧，带伞，别搭捷运，绕两圈再来。”

电话挂断，雨还在下。

大安区巷内的爵士酒吧在下午四点通常是不营业的，铁门只拉开一半，门口挂着“准备中”的木牌。林绍祺撑着那把破折伞，绕过信义路再从仁爱路切进来，确定身后没有那台黑色阿尔法跟踪，才推门进去。酒吧里灯光昏黄，中央的小舞台空着，只有一架史坦威钢琴盖着黑布，空气里有旧木头与威士忌的味道，除湿机安静地运转，和林森北路那台嗡鸣的老机器完全不同。

莫正诚穿着那件洗到发白的花衬衫与短裤拖鞋，光头在灯下泛着油光，手里摇着一杯纯饮的威士忌，坐在吧台最里面的高脚椅上。吧台上放着一个牛皮纸袋，纸袋已经泛黄，封口用红色封条贴着，上面盖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档案调阅封存”的印章，边角被潮气泡得卷起。

“关门。”莫正诚抬了抬下巴，示意林绍祺把门后的插销扣上。

林绍祺把湿伞收好，靠在门边，水珠顺着伞尖滴在木地板上。他走近吧台，才看见莫正诚的眼神没有平常的玩世不恭，那双当了三十年刑警的眼睛锐利得像要把纸袋看穿。

“我让档案室的老同事冒着被记过的风险，从地下库房调出来的。”莫正诚把威士忌一口喝干，喉结滚动，声音低得像在讲一个不能被录音的故事，“十年前，民国一百零四年的医疗纠纷调解卷，案号被涂掉了，但当事人名字没涂干净。病人叫苏美玲，五十二岁，慢性肾衰竭末期，住在中山区那间私立高中附近的小套房，职业栏写着家管，家属栏只有一个女儿，苏以璇，当年十七岁，高中三年级。”

林绍祺的手指停在纸袋封条上，没有立刻拆开。苏美玲这个名字他听过，十年前那个梅雨季，苏以璇曾经在放学后的捷运中山站出口，红着眼眶跟他说妈妈最近一直洗肾，家里快撑不下去，他当时把身上仅有的两千块打工钱塞给她，她却把钱推回来，笑着说没事，再撑一下就好。

莫正诚把纸袋推过去，“自己看。”

封条撕开的声音在安静的酒吧里格外刺耳。里面是几张泛黄的影印病历、调解会议纪录与一张手写的借据。病历上写着苏美玲肾功能指数已经到需要立即换肾的程度，医嘱栏用红笔注记“建议尽速安排活体或大体肾脏移植，预估医疗费用含术后抗排斥药物约新台币三百八十万至四百五十万元”。调解纪录则显示家属因无力负担费用，曾向院方申请医疗分期与社福补助，但皆因资格不符被驳回。最后那张借据，是影印本，字迹清秀却用力到划破纸背，借款人苏以璇，借款金额四百万元整，借款用途为母亲肾脏移植医疗费用，担保人栏盖着一个极小的印章，因为影印模糊看不清，但在借据右下角的备注栏，有一行用不同笔迹加注的小字，“本借款由辜氏生技医疗基金会专案核准，相关履约条件另以附约定之”。

附约两个字被圈起来，旁边还有一个手写的箭头，指向另一张被抽走的文件缺页，缺页处盖着“依个资法封存，调阅需经当事人同意”的章。

林绍祺盯着那行字，胸口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堵住，烟草味与威士忌的气味一起往上冲，让他一阵反胃。他想起联考前两周，苏以璇忽然开始请假，讯息回得越来越慢，最后一则讯息只有短短一句，绍祺对不起，我必须走了，不要找我。隔天她的座位就空了，导师说她办理休学，全家搬走，手机空号，像人间蒸发。他骑着二手野狼机车在台北市区找了三个月，从她家楼下到她打工的饮料店，没有任何痕迹。

“辜家的生技基金会，表面做公益，补助罕病跟偏乡医疗，实际上是他们家族控股的白手套。”莫正诚又倒了一杯酒，语气少见地正经，“我问过当年在医院管档案的学弟，他说那几年有几件类似的案子，都是家属欠下大笔医药费，基金会出面代垫，但条件是要签一份附约。我没拿到附约正本，但学弟偷偷跟我说，附约内容跟代孕还有婚姻有关，辜万川那个老头子，元配死了快十年，一直想要个儿子，但他自己年纪大，精子品质差，一般代孕仲介不接，干脆用这种方式找年轻健康的女孩子。”

酒吧的门在这时被轻轻推开，风铃发出清脆的响声。

苏以璇站在门口，没有撑伞，身上换了一件干净的米色针织长洋装，外面披着同一件薄风衣，长发吹得半干，脸上脂粉未施，却比在豪宅里那个艳丽的董事长夫人更像当年那个清汤挂面的高中女生。她手里还是紧紧攥着那个米色手拿包，包的拉链已经拉上，但口红纸条的折痕还在。她看见吧台前的林绍祺与莫正诚，脚步顿了一下，像是鼓足勇气才走进来。

“莫大哥。”她先对莫正诚点头，声音很轻，带着一点沙哑，像是哭过，“绍祺叫我来的。”

莫正诚看着她，又看看林绍祺，没有多问，只是把吧台上的牛皮纸袋往她面前推了推，自己端着酒杯走到小舞台旁边，背对着他们，假装去调整音响的旋钮，把空间留给这对被十年雨季泡烂的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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