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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重生少年郎（第4页）

一尺棉布要三毛多，做一件上衣得七八尺布，那就是两块多钱——一个壮劳力干三四天的工钱。

所以那时候的衣服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哥哥穿完给弟弟，姐姐穿完改一改给妹妹。

这么说您可能没概念，我给您换算一下：

一九七九年的一块钱，购买力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八十到一百块钱。

李大山年底分到的那一百块，搁现在就是八千到一万块——这是一家五口一年的全部现金收入。

您想想，现在一个普通家庭，一年只有一万块钱可花，得精打细算成什么样？

那时候的农村，基本还停留在前工业时代。

照明靠煤油灯，做饭烧柴火灶，喝水从井里挑，洗衣在河边捶。

整个朝阳村，只有村长家有一台收音机，还是公社奖励的，用电池，舍不得常开。

交通基本靠走。去一趟镇上，二十里山路，得走两个多小时。牛车算是高级交通工具，但不是谁家都养得起牛。

通讯靠吼。村里有事，村长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喊一嗓子，半个村都能听见。要是去佰家沟或月亮屯传话，就得派人专门跑一趟。

医疗条件更差。

公社有个卫生所，一个赤脚医生，看个头疼脑热还行，大病就得往县医院送——可谁送得起？

李大山病倒后，何穗香去请过郎中，郎中来看了，摇摇头，开了几副中药，说“尽人事，听天命”。

那几副药花了三块钱，是何穗香攒了半年的鸡蛋钱。

社会消费特征就一个字：省。

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能自己做的绝不买。

衣服自己缝，鞋子自己纳，农具自己修，房子漏雨自己补。

消费集中在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上——吃的，穿的，用的。

奢侈品？那是什么？

村里最奢侈的消费，是过年时买半斤水果糖，一挂鞭炮。糖要留着待客，鞭炮要拆开来放，一次放几个，从年三十放到正月十五。

哦对了，还有一样奢侈品：自行车。

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要一百五十块钱，还得有票。整个朝阳村，只有三辆自行车——村长一辆，会计一辆，还有一辆是公社干部下乡时骑的。

那时候的人，最大的梦想就是“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能凑齐这四样的，在村里就是首富了。

我给您讲个具体的事，您就明白了。

去年秋天，何穗香想给李尽欢做件新棉袄。旧的棉袄已经穿了三年，袖子短了，棉花也板结了，不暖和。

她算了笔账：

买布，一件棉袄得要八尺布，一尺布三毛二，就是两块五毛六。

买棉花，一斤棉花一块八，一件棉袄得用一斤半，两块七。

纽扣、线，加起来一毛钱。

总共五块三毛六。

五块三毛六是什么概念？

何穗香在自留地里种了点菜，挑到公社去卖，一担菜卖五毛钱。她得挑十一担菜，走十一趟二十里山路，才能挣够这件棉袄的钱。

这还不算她耽误的工分——去卖菜那天，就不能在生产队干活，没工分。

最后，何穗香没舍得。她把李大山的一件旧棉袄拆了，里面的棉花重新弹过，外面的布洗干净，染成深蓝色，改小了给李尽欢穿。

那件改过的棉袄，袖子还是有点短，但暖和。

李尽欢穿上的时候，何穗香摸着他的头说：“等明年，明年小妈一定给你做件新的。”

李尽欢说：“不用，这件挺好。”

他那时候还不知道，明年，父亲就病倒了，家里更没钱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李尽欢身上，

您可能要问，一个十三岁的农村孩子，怎么懂得这么多？

怎么能在父亲去世后，那么冷静地说出“这个家我来撑”？

怎么能在该哭的时候不哭，该笑的时候不笑？

答案很简单：

李尽欢是重生的。

他不是普通的十三岁男孩。他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来自二十一世纪的灵魂。

那个灵魂在2023年的一场车祸中死去，再睁开眼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一九六六年，李大山和张红娟的儿子。

他用了十三年的时间，适应这个时代，适应这个家庭，适应这个贫穷但真实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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